《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郑子瑜在《中国修辞学史》中，曾以众多的例证来说明历史上许多大家在修辞上屡有失误，而后，又推出另一力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这部力作是《中国修辞学史》的姐妹篇，他对“八大家”散文进行了全面的品评和纠谬。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学史上备受尊崇的文章偶像，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便是对八大家中韩愈的总评。郑子瑜对八大家展开全面的品评，指出其文章中许多疵点，这必须兼具学养和勇气。在常人目光中，韩愈的语言新颖，“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文句妥帖流畅，“文从字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言贵独创，词必己出等文章特点，是古文的典范，而他力求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是一种大家风度。柳宗元的缜密谨严、条理井然也直逼韩氏，与韩文的笔力雄姿、才气纵横鼎足而立于唐代文坛。降至宋代，欧苏崛起，欧阳修以雄健奇崛来反对齐梁的淫靡夸饰之风，发展了韩文中“易”的一面，反对怪僻、艰涩文风，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评论者一般多尊崇其明畅简洁、丰满生动的叙事、议论文。而苏轼在欧文基础上，更趋平易自然，文从字顺，被人誉为“有东坡之文，而战国之文可废也”(钟惺《隐秀轩文集》)。八大家的影响对后世极其深远，明清的散文正是继承这一传统，甚至在修辞上也有所仿效。
面对“八大家”的赫赫历史地位，郑子瑜开始了一项难能可贵的学术研究，他以修辞学家对词句组合构造的机敏和扎实的古文学功底，对“八大家”修辞中偶疏作了明白无误的指疵。
在“自序”中，他以学人求真求知的天性，阐明自己的观点： “余向不以成败论英雄。余之心目中居高位者未必贤于其从属，盖其位置往往可以侥幸而得之也。”
“世之文章家亦然。或以官阶之高而其文名遂著，或其经历际遇有异于常人，则其文亦不名而自名矣。第纯以其文之佳好而享盛名者，亦间有之，如唐宋八大家，虽亦居官，然实以其文名，掞藻飞声，森然林植；名之既盛，则其文虽偶有疏失，亦鲜有敢评骘者，盖信其文之必不有失也。”这真是一种人生经验和学术思索结合的真知灼见。他列举了八大家用词偶疏达一百六十余篇的个例，经反复推敲，一一为之评议纠正。这些作品总体上是立意新、遣词准，行文中病辞当属偶疏。试举几例：
韩愈《原道》中“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郑子瑜评说：“骤视之，似云孔子死后，于秦时始被火化(火化其尸)；但作者本意，实指孔子死后，其所授所著之《尚书》、《论语》悉火于秦(按其后鲁恭王——武帝时人——坏孔子故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论语》，是其书实未燔毁)，故‘火于秦’之上，应加‘其书’二字，于义乃安。”同篇中有“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郑氏指出，以为“之”字宜易“既”字，其义始切。
又韩愈《与孟东野书》仅三百字，而郑氏竟指疵有十四处之多。例如“试为修订议”之先引韩文：“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耶？”接着指出：“‘不可合并’宜改为‘不得相聚’或‘不得相处’；‘合并’二字已欠妥，‘不可’尤觉用辞失当，盖暌违实出于不得已，而相处并无‘不可’之规定也。‘非足下之为见’，不知所云，应改为‘非如足下之相知也’。‘而且与之处’，或本‘而’下有‘又’字，是。”
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作者评曰：“如此写法，意义甚不明确，且上下文意亦不相贯串，似所以自用者与才无关。应改为‘才非难，难在所以自用’。则‘难在所以自用’者，亦无非才也，其义甚明。”
郑子瑜的试议修订，能对人们理解唐宋八大家古文有所帮助，启发治学者从修辞学角度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这是一部可能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震撼的巨著，作者涉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禁区，而言之成理。他在序言中十分独到地(绝不盲从)概述了八大家各家的风格： “八大家中，以欧阳修之文辞最美，如流水淴泱，使人乐为传诵；韩文则以笔端常带情感取胜，最能感人；柳宗元之文较平稳，疏略之处自亦较鲜；王安石、曾巩之文俱逊，修辞疏失之处亦多，读之令人氉然，苏氏父子以苏轼之文最响，明允、子由之文多有可议者，用虚词‘而’往往沉而不当。”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评品中将宏观与微观结合一体，可谓智者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