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
折子拜发的当日，李鸿章为防衅端由此而起，连夜又给唐定奎与总理衙门各快函一封。在函中，李鸿章饬令唐定奎：“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到台后，“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进队不可孟浪，日人稍知即止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
唐定奎见到饬令很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知李鸿章紧急调他率军赶往台湾去干什么。李鸿章既要求唐部到台后“勿遽开仗”，那么，他调唐定奎所部的六千步勇尾随洋枪队进台，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李鸿章在同日送给总理衙门的快函中这样写道：“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局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说穿了，李鸿章就是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向台湾派兵，只是为了能“和局可速成”而已。
当日晚饭后，喝茶的时候，李鸿章对薛福成、黎庶昌一班幕僚说道：“老夫以前的确小看了日本这个岛国。他此次侵我台湾，日后定欲吞我全境。我中国与该岛国一衣带水，登船可抵，其危害实在大于西方各国。我大清想保无虞，必须加强海防，亦须设立一支堪与西方各国相媲美的水师舰队。”
但李鸿章抽调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拔赴济宁、徐州的建议，却遭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坚决反对。
左宗棠一面大骂李鸿章不懂兵事，一面紧急上奏朝廷，恳请罢除此议，另从别省调兵布防。
左宗棠的折子递进京师的时候，日本已答应从台湾撤军，条件是大清国须向日本支付五十万两的抚恤银。
恭亲王见日本狮子大张口，不敢自作主张，只得把日本的要求奏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当即让恭亲王给李鸿章发封快函过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李鸿章原本就不主张对日本开衅，接到恭亲王的信后，他马上复函：“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面而非城下之盟。”又说：“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还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
李鸿章所料不错，他的这封函件一公开，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但李鸿章认为自己没错。慈禧太后与一班王公大臣反复计议，决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对日本索银之议于是答应下来。
形势趋于缓和，左宗棠所请于是照准。日本拿到恤银后，开始从台湾徐徐撤兵。但朝廷并没有按李鸿章所议从别省调兵驻防山东、济宁、江南、徐州等要口，而是忙起了为慈禧太后过四旬万寿这件事。仿佛日本大举进兵侵占台湾，只是观光旅游；俄国侵占新疆伊犁九城，也只是替大清国管理而已。大清国国泰民安，正处在中兴时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谓边境不靖、外国觊觎云云，都属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慈禧太后的四旬万寿，一生只有一次，什么事也大不过这件事。
早早地，朝廷便有旨下来，着各地督抚置办贡品，又几次打发内务府的人，奔赴江宁、金陵、苏州三地，往京师押运锦缎、丝绸等万寿所需物品。
顺天府为了能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从慈禧的口里讨出一个好来，不仅让首县筹银，把京师的各条街路都铺上新黄沙，还把九门全部刷上新油漆，九门城楼上的灯笼也一律换上新的挂上。
军机处原本是讨论国政的中心，此时也全部放下应办的差事，各军机大臣以及章京们，都穿着簇新官服朝靴，全力去为万寿的一应事宜奔忙。军机处此时成了办寿处。
总理衙门是大清国唯一的外事机构，原本规定每天都要有大臣当班，以防出了交涉无人办理。但此时，这规矩已不再是规矩，不仅满衙门找不到当班的大臣，连章京也走得精光，只有一个门子还算没忘了自己的职分，全天都坐在门房里，捧着个茶碗滋滋地喝茶，那嘴分明也是撅起老高，十二分的不情愿。总理衙门成了无人理衙门。
大清国忙成这样，偏偏就有一个不识趣的秘鲁王国，打发了一个使团来到京师总理衙门，声言要与大清国订约。门子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随行的翻译仍然执拗地声称：“不见到总署大臣，我们抵死不走！”跟乡间的无赖一般无二。
门子正被他们闹得无办法好想，正巧一名章京来衙门要取一样东西。门子跟见到救星一样，一把便把那章京抓住，道：“大人来得正好，几个洋人在下官的房子里闹个不停，这事非大人亲去不能了断。”
章京挣不脱手，只好随门子来到门房。章京问明来意，便让门子到里面搬了几个凳子过来，让洋人先坐下，他便离开衙门满世界去找当班大臣，却哪里也找不到。
章京急得实在不行，便狠了狠心，索性直奔恭亲王府。
恭亲王当日并没在府里，他已一连几天，被宫里的人找去商量万寿那天该办的事情。章京无法，只好借了王府门子的笔墨，把秘鲁王国要订约的事写在纸上，嘱门子务必交给王爷。
章京走出王府，不敢回衙门，怕让洋人缠住脱不了身子，就又去找当班大臣。秘鲁王国使团在京师耽搁了十几天，宫里才传出话来，让他们去天津找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谈订约的事。
“难道贵国的总理衙门不能办理此事吗？”使团的翻译问送信的差官。差官一脸无奈答道：“现在朝廷正在办大事情，已顾及不到这些了。听说，军机处已给李鸿章下了专旨，命他全权与贵国商谈订约之事。你们快去吧，去晚了，若李中堂来京师参加万寿庆典，你们就又扑空了。”
秘鲁使团一听这话，哪还敢耽搁，当日就乘车赶往天津。
李鸿章在秘鲁使团到津前，已接到谕旨，授其为全权大臣，与秘鲁使团议立通商条约，毋庸进京云云。
家族受封
李鸿章带上随员，匆匆赶往天津。但秘鲁使团却较日本使团更加饶舌，在签通商条约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允许在华传教与招工二项，否则便不画押钤印。
李鸿章和他们反复辩论，指出秘鲁在华招工弊端百出，华人受害独深，“以前虽允查办，以后若仍开招，患将何所底止？”
秘鲁使团当即拂袖而去，当日即去拜会驻津各国领事，言称与大清国订约不成，择日即离驿告辞。秘鲁使团同时又将谈判各情布告各国，是非曲直请求各国公评，仿佛受了不可忍受的委屈。
美领事施博、法领事林椿，见秘鲁使团委屈得要哭，不得不劝解一番，声称出面调解，其实是做顺水人情。哪知秘鲁使团要的偏偏就是这个顺水人情，他好借坡下驴，与李鸿章重开谈判。
施博与林椿眼见弄巧成拙，也只能把好人做到底。两个人赶到总督行馆面见李鸿章，直言相告，秘鲁仍想订约。
李鸿章冷笑一声道：“他们不是要回国吗？”
施博笑道：“中堂在讲笑话。他们若当真回国，秘鲁国王不把他们杀死才怪！”于是，中秘两国又重新坐到一处，终于订立了通商条约。但传教、招工二项，终于还是没有被写进条约里。
李鸿章在上奏朝廷时这样写道：“……不准在澳门及各国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从严惩治，船只按例罚办等语。臣为此条反复争论，几乎舌敝唇焦，至往复数十次，该使始勉强遵允。嗣后，尤望内外各衙门一意坚持，照约严禁，将来或值修改章程，仍须重申禁令，力杜觊觎，庶可保民命而肃政体耳。窃查上年六月间，总理衙门照复英、美、法各国，秘鲁专以拐贩华工为事，必将所招华工送回中国，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等语，实属词严义正。”
李鸿章与秘鲁使团反复辩论的时候，慈禧太后的四旬万寿早已来到。普天同庆之日，依例大赦天下，对各大臣实行封妻荫子，今年又格外加上一条：加恩中外大臣有老母年八十以上者。李鸿章虽未参加大典，但赵莲仍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子经述虽刚交三岁，也被恩赏举人，准其一体会试。
这都是老样文章，每逢吉日无不如此，但李鸿章今年仍有了个破格的恩典，这却让他及所有的文武百官都没有料到。李鸿章之母是年未及八十，本不该加恩，但慈禧太后却破格赏赐御笔匾额一块，上题一个“寿”字，赏玉如意一件，大卷江、八丝缎袍褂料各一块。
朝廷御赐之物由专差送到保定的总督衙门。李老太太率全家大小山呼万岁，面北连连谢恩不止。李母如此激动，却也有缘由在里头。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生前是五品的郎中致仕，李鸿章之母，仅从丈夫的身上得到了一个宜人的封赠。宜人不是诰命，仅能证明是官宦妻室而已。
李鸿章赶回保定的时候，李母仍处在狂喜之中，这让李鸿章也格外高兴。但他的这种高兴只挂在脸上，心里却在盘算怎样来对付日本人。
日本侵台一事，虽在总理衙门没有造成大的震动，朝廷似乎也无动于衷，但给李鸿章造成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头脑清醒的李鸿章开始重新认识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大清国现有的国力，茶余饭后不由想到：“如果堂堂的大清国，连一个区区岛国都防御不了，那还算什么大清国？大清国地域多大？日本岛国土地几何？大清有多少兵？日本岛国又有多少兵？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区岛国，竟能用三千人攻占台湾！”一想到这些，李鸿章的心就隐隐作痛。
这时，总理衙门因日本侵台给大清国造成损失一事，恰巧给两宫太后上了个《海防亟宜切筹》的条陈；丁忧期满实授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也跟手给朝廷上了个《续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的折子。
慈禧太后就着庆典的余兴，令军机处拟旨，把总理衙门的条陈和丁日昌的折子发给各地督抚，着各地督抚详细筹议，并“限于一月内复奏”。李鸿章接旨之后自是大喜，决定借着筹议的由头，趁势在北洋建起一支水师舰队，一为拱卫京畿，一为防患岛国日本的攻袭。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连思考了几日，终于拿起笔，郑重地给朝廷上了《筹议海防》一折。
李鸿章一共向朝廷陈述了三点加强海防的必要性：一、不加强海防，难防日本和西欧列强海上的攻击；二、不加强海防，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一旦失和，履如平地，无法阻挡；三、把用于塞防之款移到海防之上，向外洋购买铁甲战船、水雷、先进枪炮。只有这样，才能军事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由贫弱而为富强。
这也是李鸿章第二次奏请总理衙门向通商各国派驻公使，但仍被许多王公大臣所否决，慈禧太后亦不热心此事。李鸿章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李鸿章折子拜发的当晚，他又接到丁日昌从福州遣专差送达的密信。丁日昌在信里告诉李鸿章，福建按察使正好出缺，他按李鸿章从前的吩咐，已奏请朝廷保举在籍养疾的郭嵩焘署理福建按察使一缺。
丁日昌在信的后面又谈了许多船政局内部的事情，诸如内外勾结套取官银，沈葆桢名为船政大臣，实际大权却操在最得左宗棠信赖的法国人日意格的手里等等。
李鸿章读罢信后，不由仰天长出了一口大气：“郭筠仙若做了福建臬司，不仅丁日昌有了帮手，福建船政局也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
李鸿章此时已打定主意，只要郭嵩焘到了福建任所，不出两年，他就能保举他为福建的船政大臣，顶替现在的沈葆桢，主持船政局的一切事务。李鸿章很清楚，对把持船政局大权的法国人日意格，沈葆桢拿他没办法，郭嵩焘却不会任由他胡来，因为敢说敢做，正是郭嵩焘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
李鸿章主张抛弃新疆引发争议
日意格何许人也？如何中国的船政局，倒把持在他一个法国人的手里？事情得追溯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这年的十月十二日，浙江巡抚左宗棠仿上海常胜军的建制，在浙江宁波募本地人成立了常捷军。该军全部使用洋枪洋炮，聘法国水师副将勒伯勒东任统领，聘浙江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出任帮统。
常捷军裁撤后，日意格又被湖广总督官文聘去做湖北先锋营统领。先锋营解散后，正值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之后，又在金陵设立金陵制造局的时候。
日意格眼看大清国洋务渐兴，便搭船跑到福州，找到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怂恿左宗棠创办一座造船局，并承诺，一应煤炭钢铁乃至技师，全由法国有偿供应。
左宗棠此时正对李鸿章创办的江南、金陵二局感着兴趣，如今听日意格如此一吹，他登时便心旌飘摇，很快便奏请朝廷，拟在福州设立一座堪与江南、金陵二局相媲美的造船局，因局域选在马尾，故名马尾船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