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延安，我便想起了1944年5月到9月的那次延安之行。当时我是作为《纽约时报》派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采访的。
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报道。但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夸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盟军的一员是如何进行战斗的。但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做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经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到亚洲来彻底消灭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它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限制记者团的组成。他借口缺乏女性用的卫生设备而把我的妻子、代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拿大一些出版单位的邱茉莉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国民党委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起初向我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把邱茉莉包括进来。但在我们背后，他却在对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的小理查德·瓦茨吹牛时吐露了真情。瓦茨把他的话转告了邱茉莉。他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的，因为我们怀疑爱泼斯坦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要让他妻子跟他一同去的原因。
这纯粹是瞎胡扯。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也是国民党所害怕的—是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外国媒体上披露，而不是想把自己同外界隔绝。
在重庆新成立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对不把邱茉莉这位正式任命的记者包括在记者团中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将军向邱茉莉讲述了他是如何向董显光（国民党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大发脾气的。他对董说：“这真是一个荒谬的规定，竟然不让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报界的记者参加这次采访活动。”他还说，“现在的女性很坚强，是不怕任何艰苦的。”
邱茉莉还为此事找了国民党元老孙科，但也未能使她的名字列入记者团的名单中。她听见孙科亲自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梁寒操，生气地要他取消这个禁令。看来，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比这些官员地位更高的人。
我们采访团启程以后，才知道邱茉莉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被突然排除出采访团的。因为沿途在国民党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有人问：那个女记者在哪儿？他们已为她安排好住处了。由此可见，不让她去的最后决定必然是突然下达的，所以来不及通知他们。而且这样的决定一定来自非常高的领导。
国民党认为，如果邱茉莉参加，外国记者团的力量对比就左倾得太厉害了。此外，不让女性参加的政治禁令还把两个有影响的中国女记者也排除在外。她们是《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她们两人都主张国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日。是谁不顾大家的抗议，断然否定原先的安排呢？种种迹象表明，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蒋介石本人。他习惯于过问最具体的细节。
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男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事实所感动。
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我们的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前往中共地区的途中，在西安已经停留三天。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共地区。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对盟国将要在亚洲大陆对日本进行的反攻来说，西安都是很重要的。由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即将开通，西安便显得更加重要。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在重庆，有共产党的一位全权代表正等待着是否有可能进行谈判。虽然重大决定都是来自重庆，但这并没有减少西安的重要性。西安是政府自1937年以来为“解决共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堡垒。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和解，还是强硬，执行的关键在西安。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堡垒，西安给人的印象和感觉都是如此。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一切都要检查、跟踪、再检查。相比之下，重庆可以说是极端放任自由的了。访问者离开长江沿岸潮湿闷热的天气，来到阳光强烈的陕西高原。开始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很快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行动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外国记者团的欢迎是盛大的。我们像来访的大人物一样，每天都参加宴会。不过，既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参加社交活动，我们还是利用宴会之间的间隙去采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方。
在西安掌握军政大权的胡宗南将军（他统帅的军队封锁着共产党地区）不在这里。在日军完成对平汉线的占领之后，他带领一部分军队开赴前线，以阻止日军向陕西方向前进。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参战。他的参谋长罗泽少将断然宣称，共产党“并没有打仗”。他向我们保证，他是代表胡宗南讲这番话的。
西安是一个警察城市，这个特点随处可见。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去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据说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时，我们发现，它所在的那条街道空无一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处不在，每一个敢于在那条街道上行走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我们是乘坐人力车去那里的，后面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尾随着我们。他们伪装得很可笑，原先没有戴帽子，由于我们经常往后瞧，他们戴上了宽沿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