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由300名男女青年和30名少年组成。他们演戏、唱歌，活跃战士的生活。他们为后方和开赴前线的军队书写富有战斗性的标语口号和墙报。他们对医院的伤员进行宣传教育，表演节目，并以歌咏、快板、独幕剧等形式把抗日斗争的信息传达给群众。当这些宣传工作引起群众的兴趣时，他们便进而帮助大家组织农、工、商、妇、青等各界群众团体。这些话剧和歌曲的内容是如何进行斗争和组织群众，还有抗日战士（通常是军队的英雄）的勇敢事迹，如何识别汉奸，军民如何互相帮助。政治工作队的艺术的确称得上是艺术。它深入客观实际，了解当时的迫切问题，同人民心连心。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之积极行动起来。工作队的剧作家、演员、画家、作家、歌唱家都喜欢自己的工作，创造性地充分利用了他们的有限设备，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他们的活动是生活和斗争的一部分。
最后是医疗服务。新四军在这方面的工作比中国任何其他军队都做得好。医疗服务的核心是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八位既有学问、又有经验的医生和一些熟练的护士。就在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的基础上，再加上这八位医生带来的600元钱，便渐渐形成了一个医疗系统，包括司令部的一所后方医院、一个医疗培训学校、几所师级医院（共有几百张床位）、一些化验室（可以验血、验尿、进行显微镜检查）、一个营养食堂，以及同情者捐助的X光机和一些手术器械。这是长期无私奉献、精打细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效益所取得的成果。这些医院设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一块木板支起来就是病床，化验室位于茅屋中。没有瓶子，他们就用竹管代替。他们动员锡匠，用原始的工具打造蒸馏器、保育箱、消毒器。
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同人民一起战斗，为人民而战。它的医疗系统不仅供军队使用，而且为整个地区人民服务。
曾在新四军采访的史沫特莱女士写道：
“军队在这里一开办医院，群众就把伤、病人员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抬到这里来。军队战士多年营养不良，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我发现，在医院里主要是这样一些病：疟疾、肺病、痢疾、天花、胃溃疡、腿部溃疡、上呼吸道感染、疥癣（90%的战士有疥癣）、沙眼、钩虫病。”
医疗工作是在极端贫穷、缺少必要设备的条件下进行的。军医沈大夫讲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医院设立在废弃的老庙里。一到冬天，病人衣服单薄，铺盖也不足以御寒，医生的工作可真难做啊，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病人苦熬，由于挨冻而延长康复的时间。”
这种贫困现象在新四军是普遍存在的。三个战士才有一条毯子，一个班才有一件大衣，谁值岗谁穿。食品也很贫乏。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新四军不仅进行战斗，而且改造了它所在的地区，使之具有新的信心，实行减租减息，开办生产合作社，以便最终缓解物质的匮乏，同时积极开展政治、社会活动，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
军民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开始民主建国的工作。他们本着统一战线的原则，在长江沿岸建起了一个不可摧毁的抗战堡垒。只要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战斗，到处都可以建起这样的堡垒。
“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新四军目前的状况和京沪杭地区游击战的前景？”我向叶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们已经完成了改编工作，正在纠正自身的缺点，”他说，“如果你把我们的情况同这个地区其他军队的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截然不同。他们的枪支配备充足，但兵源困难。我们教育我们地区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他们有值得保卫的东西，而他们也能够成功地保卫住。人人都想参军。但我们的武器不够，拨给我们的数量太少了，即使保持目前的规模，都不够用，无法越过无锡，朝着上海进一步挺进。不过，我们已经成为敌人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我们仍然有许多弱点，必须加以克服。不过，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如果这个地区所有军队都按照我们的原则来进行工作和组织的话，他们取得的成绩会比目前大得多。例如，这个地区有一支经费最充足的军队，武器和装备也很好，可是，只有2000人。别的一些部队，情况也是这样。它们未能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不幸的是，这是东部游击区一个普遍的现象。必须指出的是，也有一些情况迥异的部队。有一位姓刘的政治犯，他在南京度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在战争爆发时才获释，他成功地把三四万农民组织起来了。可惜他们只有千把条枪，一部分是在上海、南京战役后从战场上拣到的，一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他们以及另一支在长江北岸海门附近活动的部队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合作，工作做得不错。
“京沪杭三角地带游击战的效果远远不够理想。但是，很显然，即使目前这个样子，日本人妄想靠他们手中的那点驻军来平定这个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预料，日军控制南京－长沙铁路全线后，会发动一场坚决的扫荡战。这对我们和东战区的其他游击力量来说，将是重大的考验。”
日军打汉口、打广州，到处不断寻找速战速决的机会，结果被弄得精疲力竭，他们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在铁路沿线重新发动进攻。1939年3月，他们终于攻占了南昌，切断了内地和沿海之间中国最后一条铁路线。叶挺谈到的“扫荡战”迫在眉睫。在此期间，新四军不断一边战斗，一边努力在敌后创建一个坚强的群众抗日核心。它提供了一个有效斗争的例子，东部战区所有的部队都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它正在群众自愿组织起来的坚实基础上，在长江下游建立一个中国将来进行反攻的根据地。
而恰恰是新四军在那里开展和扩大抗日行动的长江下游一带，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基地。在这一带，新四军开展和扩大抗日行动已超过了其他势力，这些势力在对人民的影响和取得的支持方面并不像新四军那样成功。
这一带不仅是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而且上海－南京－杭州地区曾是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在战前从事进步的抗日运动的中心，而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用了很大力气镇压这个运动。现在，抗日运动不但与新四军结合在一起，还得到了沦陷城市中基层秘密组织的支持。
政府撤退到重庆后，地理上与广大抗日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主要部分便隔离开了，使它无法对他们采取以前那种方针。而且，如果进步势力和新四军合作，旧的警察就不可能再在那里强加它的统治了。因此它得出结论，撤掉新四军就会削弱长江流域下游人民的抗日运动，使它成为在战时能控制住、在和平时期容易抛弃掉的附属物，使它不能凭本身的力量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于是，在看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希望的时候，国民党便把逐步摧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自己的任务，它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新四军。
国民党这样做，也有其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再有几个月便可以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是轴心国还是盟国获胜。国民党认为对两种可能性，都要做好准备，但是新四军的存在却是一个障碍。假如轴心国获胜，国民党政府将与德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反之，如果盟国战胜日本，长江流域一带的主要作战部队新四军一定会加入盟国进攻上海－南京地区，在那里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这对国民党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要是它不能打仗，不能靠自己打赢，它也不愿意任何人阻拦它去投降；如果胜利是靠外来力量取得的，那么除了国民党自己的势力外，它不愿意有别的势力从中分享胜利成果和受益。因此，重庆决定，宁可让敌人占领长江下游地带，也不要共产党军队在那里打仗。假如敌军长期占领下去，它最后失败时必将导致那里的真空，那么国民党和它的机构还能重新回去。假如游击队的抗日及其改革在那里得到了发展，国民党就再也回不去，除非它改而奉行某种得人心的政策。
1940年末，国民党政府命令新四军撤离敌后长江流域的基地，转移到几百英里外的黄河北岸去与八路军会合。这一命令纯粹是出于政治考虑，当时或以后都没有提出军事上的正当理由。最高司令部的这个决定是放弃一个解放区，把它奉送给敌人。新四军在给重庆的抗议中指出，要他们空出大片大片没有被游击队抵抗力量破坏过的敌占区，定会遭到重大损失，甚至有被歼灭的危险。华北基地自有当地的人力物力，并已逐渐扩大，并没有要求增援。如果最高司令部的目的是想把长江流域下游保存在中国人手里，加强那个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兵力，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但是当局坚持，于是新四军宣布，转移到黄河北岸是办不到的，但它可以把部队集中在长江以北，离开南京和上海附近。为了不让日本人马上占领所撤出地区，它的军长叶挺提议派别的部队到那里去守住阵地。作为转移的准备，他要求国民党支付拖欠的款项，要求发给冬装，因为北方比较寒冷，需要棉衣，还要求发给数量充足的军需品，因为在转移中需要对付敌人的反扑。最后他要求保证他部下的家属在大军撤离后不致受到骚扰。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达到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新四军主力部队将撤过长江。1941年1月初，新四军只留下了它后方的行政机关，包括总部、政治工作部、医院、教导队和一小部分保卫战斗部队，其余共8000多人渡江北上。在靠近长江双方达成协议的路线上，他们被10倍于自己的国民党部队包围和袭击。经过七天激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失踪，从此不知他的下落。新四军司令部中大多数人员，包括政治和文化工作人员、军校学生、医生、护士，或被杀，或被俘。这就是有名的“皖南事变”，也是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的第一步。
但是，与当时的某些报道相反，新四军并没有被消灭。这次事件的重要影响在于对抗日战争和中国的政治团结。甚至连国民党内也有人纷纷提出意见，美、英、苏三国驻重庆的大使还对此正式表示关注。共产党的反应更不待言。
这件事迫使共产党制定抗衡战略。他们重申对民族团结的理解，同时谴责对新四军的袭击，拒绝解散新四军，还发起了针锋相对的要求严惩凶手的政治宣传，要求释放叶挺将军和其他军人，恢复他们的职务，对受害人的家属给予赔偿，并惩处负有责任的国民党军队司令部。
国民党消灭了新四军司令部，废除了新四军的番号。共产党则恢复了它自己的军事机关，即1937年暂时中止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它在自己的领导下重建了新四军，任命了新的军长和建立了新的军部。新四军新军部统编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9万人。
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上予以回击，但他们拒绝打内战。这当然是服从抗战的需要。不久，蒋介石公开保证，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