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们天生有敏感的触觉，要不然作家也就称不上作家了。商品世俗化社会的滚滚大潮使得“世俗欲望”成为了作家们写作时必然要关注的对象。但同样的“受精”，不同作家生产出来的作品，却相差以万里甚至是以光年记，有的能顺利产下“龙子凤妞”，有的却只能产下畸形变异的“蛤蟆跳蚤”。海明威、福克纳都是好莱坞的商业写手，但他们双双成为了世人公认的伟大作家；同样服务于商品时代，为什么我们当下的一些作家就只能写出一些“下三烂”的货色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两个术语必须首先弄清楚——即“写世俗欲望”和“欲望化写作”，它们是两个绝对不可以随便混同的概念。转型期以来，社会上人心不古物欲横流这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也相应地产生了广泛的精神焦虑——即对于“欲望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的焦虑。关于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引入一位学者的话：“在一般人的眼里，欲望与文化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二者永远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败文化，就是文化打败欲望一般。其实文化与欲望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须面对当时的欲望表现。不能对当时的欲望发言，谈什么文化创造？当然，放纵欲望，更没有文化创造。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欲望与文化的关系。”程文超： 《鬼子的“鬼”——评“鬼子悲悯三部曲”的叙事》，见鬼子： 《瓦城上空的麦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251。是的，作家关注人的欲望这其实应该视为文学创作的本能行为，本身无可非议；作家无疑可以写世俗甚至于可以写庸俗写欲望写本能。但话又说回来，作家既然是作家，他们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却不可以把自己也“欲望化”了。这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其实已经成为当下作家在创作时所必须首要克服的困难。当下时代的人类灵魂正普遍沉沦于物欲的状态，那么，当下作家的创作，其首要任务自然应该是落实到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上来。真正的审美性的艺术创作永远应该是世俗欲望心灵救赎的指靠，世俗社会必须有待于从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品那里得到自己能持续正常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精神动力。为普遍物化的生存现实世界寻找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作为心灵的依托，这应该成为现当下艺术家、作家创作的时代职责。但，欲望化写作的“作家”却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时代职责，他（她）们要做的恰恰是想方设法把读者引诱到物欲的泥潭中来，陷读者于颓废甚至于死亡的快感当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作家个人写作的生存性目的，比如宣泄情感、欲望的生理需求，或商业利益、经济需要等非审美性目的。这里其实涉及作家创作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作家创作的精神立场。欲望化写作说到底是作家的为人境界问题。持欲望化写作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她）的精神立场就是抛弃了精神立场，尤其表现为对世俗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对世俗人生的悲悯情怀的缺失，是沉湎于“物”不能或不想自拔。这种写作发展到极致就是作家把文学的所有可能的正面价值和道义责任完全丢掉，留下的仅仅是本能感官的精神诱惑，而这等诱惑无疑是世俗社会的精神毒药，是海洛因，当然服用不得。
文学作品从来被当作美的典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李泽厚： 《美的历程》（修订插图本），页37…在任何时代里，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历史的、传统的积淀和现实的、潮流的创新的统一。完全颠覆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承传、创造积累所生成的审美性艺术创作，实践证明只会是失败。重情感、讲雅化、尚意境、崇蕴藉，在现实生存（叙述性作品比如小说中表现为“世俗故事”）的情感世界中不忘却理性的精神存在，即李泽厚先生所概括的“实践理性”的艺术传统，这是中国人的美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也常常被概括为“文道统一”，但欲望化写作者却有意颠覆了这样的统一。国人“欲望化写作”风气的形成其实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文化影响的时代大背景，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全球性演化和激荡。这种绝对的反理性主义文化的流行是西方后工业时代必然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在“怀疑与解构（针对一切西方理性文明）”中所自然形成的“个性和解放”的品质上能给国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建设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借鉴；具体表现在文学实践上，比如，转型期中国“后现代作家”群体中一些作品——比如广西作家东西的作品——通过嬉皮笑脸的反讽戏仿随意拼贴等手法的反传统形式拆解“文革”以来中国社会普遍盛行的假神圣就得到广泛的肯定。“后现代作品”自然也逃脱不了“性形象”泛滥的嫌疑，但它们中的一些成功之作的性笔墨要么是针对着“文革”之后依旧广泛遗留的政治专制和思想压抑，要么是针对新时代刚刚形成但已经泛滥开来的物欲统治，所以大抵上又具有了某种时代的形而上的革命意义（“身体革命”）。但总体而言，“后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显然是跟当下中国的客观社会现实和文化要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或许多相抵触的地方。因为，现阶段（转型期）中国文化建设的关键依旧是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重建，具体而言是如何实现“多元而有序”的文化价值局面的建设。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势要求显然与完全“解构”的“后现代文化”的要求相去甚远……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时段里，要引进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应该是一桩需要十分谨慎分析研究之后才能付出行动的文化大事。但国人的“欲望化写作者”显然没有这般耐心和努力，为迎合普遍的“世纪末情绪”的宣泄需要，中国的“欲望化写作者”们对于“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引进似乎突然间就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界： 抛弃传统，排斥社会，不要精神，裸露躯体，拒绝审美，拒绝意义……从“食洋不化”到“崇洋媚外”，从“以丑为美”到“舔痈自慰”，国人的欲望化写作者们无疑在试图完全用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的那种绝对反理性的“欲望狂欢”来抽空并取代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存在，这从创作思想上看无疑又是一种时代艺术的幼稚与偏激……
世俗化没有错，发展商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没有错，而作家写性写欲望同样也没有错。关键是对于前者，该怎样搞发展，这里涉及到发展观的正确与否问题；而对于后者则是该怎么写，这里涉及到作家创作态度和艺术价值观正确与否问题。物欲包括性欲是人的天性，满足了才能给人带来快乐，问题是这种快乐是生存的快乐，而生存快乐是易于厌倦和无聊的，它永远代替不了人的审美愉悦。唯有审美愉悦，才可以让自然的生命“敞开”，进入“澄明”，进入“诗意栖居”，进入“自我上帝同一”的境界。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关键在于“文明化”、在于“审美”。能不能把自然的欲望转化为审美的符号，这是“性文学”作家创作成败的关键。在极大地满足了物欲的需求之后，该怎样为人类继续保留和创建一方精神空间，抵制心灵物化，使人类幸免于物质环境下新的沉沦与麻木，挽救“人”于新的“非人”境遇，这是当下作家创作所面临的时代新课题，解决不好这样的课题，算不得真正的时代作家；而称不上时代作家的作家，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都成为一种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