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欲望化写作”盛行的总体社会文化根源。文学可以写“性”，但应该停留在“人性”、停留在“美”上。在极大地满足了物欲的需求之后，该怎样为人类继续保留和创建一方精神空间，抵制心灵物化，使人类幸免于物质环境下新的沉沦与麻木，挽救“人”于新的“非人”境遇，这是当下作家创作所面临的时代新课题，解决不好这样的课题，算不得真正的时代作家。
前言
“转型期”（特指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段历史时间跨度）的文化形态，有学者一词以概之——“众声喧哗”陈晓明： 《分化的时代： 众声喧哗与独领风骚》，“原道”网论文。，这无疑是非常形象和到位的。文学艺术是时代文化的主要构成，文学创作的状态无疑是时代文化的主要状态，“众声喧哗”其实也成了转型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当然，在笔者看来，这“喧哗”声中，自然主要是生命的涌动和活力的迸发，但也毋庸置疑会有动物式的宣泄和临死前的呻吟。健康的审美性的文艺应该是前者，而非后者。文学艺术是时代社会的一面特殊的镜子、一扇特别的窗口，创作、作品和作品的接受情况永远是打开时代人类灵魂的心理学。通过作品来探视时代脉搏，拷问作家灵魂，这应该是文学批评者永远推卸不了的重要责任之一。居于这样的认识，以下笔者试图抓住转型期文学创作“欲望化写作”问题进行一些个人化的社会学文化学上的思考与批评，以求教于方家。
一、 现象的描述与批判
打开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下简称“90年代”，或“转型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文本，有一个前所少有的创作奇观，这种奇观很多时候也可以视为“畸观”，那就是文学作品中“性形象”在滋生蔓长。文坛似乎变成了一片骚地，到处有本能欲望的呻吟，到处是春猫在尖叫，无性不成书，处处要写性，无论是老启蒙、新启蒙、知青作家，还是现代先锋派作家，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是新生代、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在“新写实”、“个人化”、“私人性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女性（或女权）主义”、“另类文学”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旗帜下，90年代作家一改80年代作家写性时那份矜持，那份遮遮掩掩，纷纷变得大胆，变得一览无余，甚至是赤裸裸的“动物凶猛”……无疑，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确实泛滥开“性形象书写”的时代狂潮；性形象构造的渴望与狂欢，无疑又成了转型期文学创作“众声喧哗”多声部状态里的一段响亮的同时也往往是刺耳的杂音。
不用说，文学是可以写性的。“题材无禁区”这应该成为自由文明社会的一个艺术准则，关键是，作家该怎样写性？这里就存有一个艺术尺度的问题。劳伦斯的性爱小说以健康为尺度，在性爱的天地里给读者展现一幅幅美好、自由、人性、生命的世界，劳伦斯因此而成为世人尊敬的文豪。相反，以伪道德为面具，不自觉间却处处暴露出来性虐待（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和性自虐的把玩心态的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却成了历来有识之士的诟病，“兰陵笑笑生”为此也只能在后来的所有到来的文明社会人类道德幕后鬼鬼祟祟地存在。没有人敢否定《金瓶梅》在社会历史甚至文学史以及“房中术”方面的意义，但仅仅这些意义（或这些意义占绝对位置）文字显然不能成为文学，甚至只能成为“反文学”，人们给《金瓶梅》定位为“黄色小说”，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文学不是道德，简单的道德评价，只能是扼杀文学；但试图完全绕开道德，或完全通不过道德的评价，文学历史证明，那样的文学也绝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文学必须具备最起码的人类“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性，更具体而言，是人性里的人道主义。钱谷融先生对这个方面有详细的论述，具体见其著名的“文学是人学”相关理论。作家通过作品全部形象流露出来的创作倾向性（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为政治思想倾向，而是包括政治思想倾向在内诸多情感思想因素的“混合流”，是一种在阅读时往往说不清，但又显然能把握到的作家对于人类态度的总体情感定向）是人性还是反人性、人道还是反人道，这个最起码的标准成为划分一个文本是文学还是“非文学”（甚至于是“反文学”）的最后分界线，完全缺少这个“最后界线”意识的作家肯定不配称为作家。
文学可以写性，而且也应该写性，因为文学归根到底是社会人生的反映，“性”是人生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离开了“性”，文学也就成为不可想象的东西。问题是人不可能仅靠性交过日子（那种日子叫做卖淫或者嫖娼，不是正常人过得了的）；文学也绝不可以仅仅停留在“性”上，真正的文学最终都必须停留在“人性”上面，而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就是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它在审美心理上是某种有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程，它的对象化的成果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也就是积淀的自由形式，美的形式”李泽厚： 《美的历程》（修订插图本），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350…无疑，“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属于人性中的自然性，但文明的人性理念最终又必须以社会性、精神性为价值指归，缺此，人性就只能是动物性，人也就成了禽兽虫豸。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学通过语言所塑造的形象——包括“性形象”在内——应该在美的范围规定之内，而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结果……”同上。这样的要求，使得作为艺术创作——美的主要创造者——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在塑造“性形象”的时候，并非是随心所欲的。这里涉及艺术创作思想倾向和艺术境界问题，其核心原则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即要求作家在通过语言塑造自己作品的形象——包括刻画“性形象”在内——时必须始终灌注作家自己对世俗世界、对社会人生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意趣，即要具备一个“审美化”的过程，不然，作家就失去了自己作为作家——“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存在的理由；其书写出来的所谓“文本”（也称“本文”），恐怕也就永远难以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美的艺术作品。
转型期以来各种名目下众多的“性文学”作品中，当然不乏通过“性形象”本身的关注而达到对人生对社会的心灵把握，达到了真正的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关怀（即所谓的“人学”）、达到“美的艺术作品”这样的高度的。仅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白鹿原》为例，作家陈忠实在作品中的确是随处展开“性”笔墨的描写，但作家并不是为写性而写性，在写性的时候，能对“性”这种东西进行独到的文化审视和穿透，在写性的背后，作家试图让读者感悟到历史的沧桑，社会的复杂巨变，生命的尴尬、沉沦、痛苦、无奈与希望、信念，爱恨情仇、自由解放、人生人性的多彩多姿……好的“性”笔墨其实是可以当抒情诗来读的，比如《白鹿原》中有关田小娥与黑娃的最初相遇与偷情的情节描写，那种初尝禁果的战栗，虽不乏肉欲的成分，但到底合乎人性和人道，无疑具备了天堂般的美妙！而对于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的田小娥而言，这种“性”甚至还成为了一个柔弱的女性所能向那个狰狞的礼教社会投掷的唯一的一把尖刀或者利剑，成为了那个封建家族礼教社会闷暗环境中绽放的最为鲜艳的人性之花……
话又说回来，转型期的文学，我们一些“性”写手作家在他们一些所谓的“作品”里给世人提供的则恐怕难以称得上“文学人性的想象性关怀”，相反却有可能是对人性、对文明的亵渎；具体而言是对人类公共道德的有意藐视和无情的破坏。在这样的作品里边，写手们所提供的“性文学形象”简直就是“生理卫生挂图”。文学变成了医学，甚至于连医学的高度也达不到，而仅仅只相当“兽医”这样的层次了。
二、 根源的追逐与批判
转型期中国文学是承接诞生于70年代末、兴盛于80年代的中国新时期启蒙文学的潮流继续往前推进的时代文学潮流。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其实差不多是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联姻的产物，这样的文学重在启蒙，特别关注社会群治理想的“宏大叙事”，是典型的乌托邦文学。承接历史脚步，90年代的中国文学本也应该沿着前面的脚印奋勇前行的，但显然，这种情况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是什么原因使得步伐的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呢？无疑是因为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国的文人、作家们原先早拟订好了的文化使命方向道路不得不打了一个转弯，他们返回书斋，进入了一个在政治上大抵是无所事事的所谓的“后革命时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被迫放弃原先的乌托邦诉求，淡出主流意识形态，走到政治的边缘。但，在搁置了乌托邦诉求之后的中国社会并非就因此停滞不前，相反是高歌猛进，这尤其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
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既是有幸又是不幸的。有幸者，他们终于从此可以推掉了社会和自己长期以来寄托在身上的一些不切实际重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向前发展，专业化的要求势在必行，现代的政治大多情况下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专业者的行为，作家直接干预政治难免会有力所不能及的尴尬之处。有所为，有所不为，边缘化使得中国作家们在90年代以后可以活得不那么累了，这从客观上给作家们提供一个难得的清净心境，而清净对于真正的创作无疑是非常有用的。真正的作家永远只能是灵魂的塑造者，而要塑造真正的灵魂，首先作家们的心境就不能有太多的杂念和躁动。在毛糙和私心杂念纠缠下的作家，他们心灵构造出来的东西恐怕也只能是恶魔罢了，很难是感化升华精神灵魂的东西。
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的90年代中国作家们是有幸的，但这有幸也成为了他们的不幸，因为天性敏感的作家们很快就普遍感觉到在他们的心态范围内迅速弥漫开一种前所未有的失重感——可谓“生命不可以承受之轻”；历史使命（传统意义上的）的缺席，使作家们瞬间感觉到自己艺术价值其实轻于鸿毛，更不用说紧接着滚滚到来裹卷一切的商品化大潮对这些作家们身心的挤压了。从本来就整体贫穷并且一向重义轻利、不善于数钱理财的传统中刚刚走出来的文人、作家们在这陌生的世俗商品化社会面前一时间感觉手足无措，面临着种种生存的拮据、尴尬……这样双重（“精神失重的反重量”和“物质欲望的重量”）挤压之下，90年代的作家们又怎么谈得上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历练自己一颗纯洁宁静的创作心灵呢？“树欲静，但风不止”呀！
于是，转型期中国作家们纷纷迅速做出了自己的行动对策（创作）： 极少数历经磨难、文化根底雄厚的老启蒙前辈作家表现出良好的精神定律，他们依旧执著于他们未竟的现代启蒙性文学创作，比如杨绛等老前辈作家；又有少数作家则依旧坚持他们过去的精英者姿态和启蒙者情怀，在滚滚到来的世俗化人群面前做一些不合时宜的无助而悲壮的抵抗，如张承志、张炜等；还有少数的一些作家则把玩起了所谓的先锋性语言实验或后现代主义创作，进行一些所谓的“人类性”“生存痛苦”或“生存尴尬”的荒诞性表现，如余华、东西等；更多的作家则纷纷地放弃了精英姿态、启蒙责任，调转笔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世俗时代生活书写的狂潮，主动拥抱世俗，又是抚摸又是亲吻的……更有一批在90年代中后期甚至更新近一些才闯进文坛的文学青年新新人类——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的大部分，他们身上没有前辈作家们因袭的历史重负和社会责任意识，他们有的仅仅是青春期个体在他们自己所处的物欲时代里的欲望躁动和灵魂不安，在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这一批新作家大多毅然投入到世俗化写作的汹涌潮流之中。于是，这样的一种概括成为了大体上的确存在而并非仅仅是个别偏激的或别有用心文人的语言了——
“1993年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普遍失业的一年，也是文人纷纷走向市场的一年……”陈晓明： 《分化的时代： 众声喧哗与独领风骚》，“原道”网论文。
的确，199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抵是身着欲望的轻装，似乎在做直线加速运动，向着商品化，向着世俗，节节挺进……
世俗化社会意味着这是欲望（物欲）狂欢的时代，它处处以快乐（生存性而非存在性）为准则，是真正的“刹那主义”，而人类目前为止所能迅速而彻底获得快感的则莫过于人的“性欲”的排泄了。于是，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在有意和无意间便汹涌起了“性形象”塑造的时代狂潮，“欲望化写作”——以书写“性形象”为主要代表——的泛滥成为了转型期中国文学创作一道无法回避的文艺奇（畸）观。
三、 相关的术语辨析与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