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时代，全球化日趋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具体语境下，殷国明先生着力挖掘、首次概括并适时提出“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这是跨文化研究视野下文艺理论创建的一种新尝试。这样的尝试，不仅体现为国人学者探索解决时代文化——文艺理论问题的一种实践勇气，更体现为国人学者对于“地球村时代”的一种人文胸襟和文化信仰；值得重视，更值得进一步探讨、丰富和发展。
《文艺理论研究》分别于2009年第3期、第6期，以巨大篇幅，先后推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殷国明先生的两篇论文：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以下简称《初论》）、《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以下简称《再论》）。在一种跨文化的学术境界新视野下，殷先生在《初论》一文里，首先反思中国传统文论在20世纪的特殊境遇，进而重估中国传统文论在跨文化语境中所具备的独特的普世价值，最后指出中国文论普世价值历史性重建的必然。承接前篇，在《再论》一文中，殷先生继续深入探讨同一话题，指出现代国人学者对于中国文论普世价值发现的历史实践途径（“中西互注”）和执著追求（对于“会通”——即中国文论与世界尤其是西方文论的“共通规律”的追求）。最后，在回归人性的共通性——不断的探索性、创新性、生成性和“广泛的人道主义”的“人学”（具体为“文学是人学”这一钱谷融先生所首提的当代著名文论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殷国明： 《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页509。）基点上，总结出中国文论普世价值的理论寻求的可能性——全球语境下尊重差异性的对话与交流，以达到对当下人类普遍性——和谐共处的“地球村”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
殷先生的这一系列探讨不仅及时，而且重要；无疑是可以给时代文化，尤其是为正处在重重困境之中的当下文艺理论构建发挥重大的文献参考价值和思想启迪作用的。
一、 突破中国文论构建百年集体精神焦虑的努力1. 在“现代性反思”中发掘中国传统文论普世价值纵观中国文化，百年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被“现代性”纠缠着；中国文论，承受中国文化的集体宿命，百年以来，从来也没有逃脱出集体困惑、焦虑的文化命运。殷先生有关中国文论普世价值理论，首先是被安置于这样的一种既宏大又具体的现代历史（从晚清开始直至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观照的。
正像殷先生说的，“晚清之后……自身精神文化状态的老化和恶化，内忧外患构成了中国固有文化意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提供了“新文化运动”“合理合情的舆论环境”，“并预设了其基本的文化远景与话语框架”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当然，作为一名学者，殷先生是客观的。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显然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呈现形态；就思维方式来说，传统的文学批评注重阅读欣赏，细节品味，探源钩深，以感悟、直觉的方式切入文学作品，以审美、顿悟、感通的方式欣赏文学作品，以共鸣、分享、会通的方式理解和评论文学作品，始终保持着与作品相交相融相知的审美关系，始终根植于自我历史独特的审美经验，始终致力于感性的审美体验的生动表达；由此，中国文论往往呈现出评点式的、参悟式的、点到为止的、片段零散的状态。与西方文学论著相比，中国文论确实少有终极的、特别是形而上的纯粹艺术理念的追求；也不注重思辨、分析和逻辑，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概念体系的建构，难以形成严密、完整的理论学说，甚至乐见一种艺术精神、概念和见解始终处于某种不确定的、模糊的直觉状态。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中国传统文论对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要求来说显然是不适应的，关键在于其内部本身与生俱来的“官本位主义”文化毒瘤病灶的扩散甚至是溃烂弥散化，以至于越到后来（一般认为是以中唐为分水岭，宋代理学产生之后发展到极致），“文统”越被动地降纳于“道统”。用现代的理论术语来说，中国传统文论越发展到后来就越逐渐地成为了意识形态——具体为封建官僚统治意识的工具——即所谓的“官学合一”。这样的传统文论，自然而然要成为新文化运动必须首先反动和颠覆的对象之一。文化和思想的革命成为中国“现代性”必然的逻辑。由于“激进理性”的强势推行，中国传统文论的普世价值被无情地遮蔽了，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先天不足，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自然在情理之中。但这是不是合乎科学，或者对于中华民族及至世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正面意义，却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作为一名学者，欲对历史真相有明确的认识、发现，就必须跳出历史现象本身汇成的信息洋流旋涡，在局外做冷静的材料调研和学理思考。（当然，这首先得有自由跳出的社会生存条件。这样说来，殷先生是幸运的。）通过翔实的材料分析，殷先生指出，“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必然带有自己的历史局限，其本身也存在着冲破束缚、持续成长的内在冲动”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言下之意，殷先生显然有这样的一层意思： 中国传统文论的普世价值就存在于它的历史局限之中。这样的一种表态应该是一种符合基本事实的科学发现吧。
2. 在跨文化语境中科学重估中国文论普世价值首先，指出重估之困难。重估中国传统文论的普世价值，第一个遇到的尴尬是，五四新文化以来，国人学者对传统文化“杀父弑母”的欲望。殷先生指出，“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具某种‘狼性’，流淌着叛逆的域外文化之血”，“而且滋生了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负面评价”。“中国文论延伸至20世纪，似乎突然发生了断裂，新一代文论家、批评家开始置几千年来形成的文论传统于不顾，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及其价值观念，追寻新的理论话语。”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在一个时代上百年持续不断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之后，中国新的文论——现代文论确实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文化语境的转换：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开始从一种相对比较狭窄的、单纯的文学语境向广阔的、多元的社会公共空间转移”同上…但受“焦急的现代性”——新的文化功利主义的影响，“在这个转换中，中国传统文论不仅被推到了边缘，而且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巢穴（nest of meaning）和话语逻辑。而作为替代，西方文化及其文论著作成了新的参照范本”同上…现代以来，普遍地一边倒的西方文论策略——即“以西释中”，出现了“文学及其文论的价值再次被提升了，甚至被强调到了极致，但是中国文学及其文论却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底与精神家园，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文论的终极价值成了无本之木”同上…根性文化普遍被抛弃，发展到当下，中国文论终于出现了曹顺庆所说的“失语症”曹顺庆：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状态——不仅传统文论因无人问津而成为文化的僵尸。用西方的文论解释中国的文学，也因水土不服，而出现中国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几乎得不到任何认可，只能处在尸位素餐地煎熬着的尴尬局面。
其次，发现中国现代文论历史实践途径和普世价值执著追求之间的关系。殷先生进一步提出，就在这处处“欧风美雨”的西化过程中，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也一再地证明自己生命力之无比强大。因为，从理论上说，受“现代性”驱使之下不断求新求变的中国现代文论，其实也还暗暗地应和于中国古典经籍中一个十分宝贵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样的文化逻辑。更何况，从现代文论历史实践途径和价值追求来看，中国的现代文论大师们并没有因求新图变而彻底地抛弃了中国抛弃了传统，完全地变成了“西方的文论大师”。相反，他们却能把危机、挑战化为创新的契机，在一种跨文化的崭新视野下，开展中国文论世界化的时代新建构。殷先生说：事实上，尽管存在着严重的“以西释中”、甚至“以西代中”倾向，也并没有泯灭中国传统文论在人文精神与文学研究中的传承。从思想文化的潜意识角度看，中国传统文论的灵魂与气韵依然存活在各种各样的理论研究的文本中；而西方文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参照系的引进和运用，不仅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更新提供了更丰富的文化资源，打开了视野和格局，而且把中国文论引导到了一种世界性的跨文化语境之中，注入了新的价值理念和创造激情。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尤其是在《再论》一文中，殷先生继续结合“中西互注”这一中国文论普世价值现代发现和进一步生成的历史实践具体途径的阐释，从王国维、朱光潜、钱锺书、王元化等中国现代文论大师经典文论建构的实际成绩中，进一步发掘了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
简之，由于深邃独到的历史眼光和对于当下文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敏感，殷先生显然可以避开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层层迷雾，牢牢地把握了中国文论问题的实质，进而发掘和指证了中国文论普世价值的历史客观存在性。这样的努力，对于百年以来中国文论构建的集体焦虑症（包括当下还在弥漫开来的文论“失语症”），无疑是开出了一方镇静剂，其效果如何？值得期待。
二、 全球化的人文视野和跨文化
时代的人类信仰新追求
理论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对已有资料的挖掘、发现，更在于进一步创新。殷先生有这样自觉的意识：“对于普世价值的探求、发现和阐发，不仅表现在对于中国文论的挖掘和研究中，更表现在文艺理论的创新之中。”殷国明： 《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再论》，《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正是自觉的创新意识，殷先生的“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论”，终于获得了自己理论的个性品格，使人耳目一新。理论的创新，当然不是空手套白狼的玩意，它必须建立在深厚学养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它必须具备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人文胸襟。纵观《初论》《再论》，殷先生所努力发掘、发现并适时首先提出的“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无疑是与他所长期坚持的学术视野和他所具备的文化胸襟分不开的，这就是全球化的人文视野和跨文化时代的人类信仰追求。
1. 开放的“普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