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王蒙确有把自己所精心塑造的女主人公青狐当成了一种勾引阅读趣味的小噱头的嫌疑。这一行为具体体现在《青狐》写作过程和出版前后。真正阅读过《青狐》一书的读者，都可以轻松地感觉到，王蒙在创作《青狐》之前，他应该有可能进行过一段长时间的“世俗读者心理揣摩”的，他因此而对当下世人对于欲望对于狂欢对于性的渴求了如指掌，说不定王蒙还暗暗地对“女性主义”、“身体写作”、“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等这些方兴未艾的新秀们的创作艳羡不已……但王蒙始终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党员作家，他绝对不至于沉沦到流行文化的泥潭里去，更不会成为文学创作上的拾人牙慧者！在真正创作《青狐》的时候，王蒙是谨慎的，他基本上把那些时尚图书扫翻在地，而仅仅化用其中的某些字句道理作为噱头——王蒙真的无暇也无力顾及什么女人呀性爱呀，作家只能忠实于自己熟悉的生活，而王蒙的生活是跟中国1949年以后直到上个世纪末为止文坛政坛上的荣辱争斗、官宦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王蒙自己刚刚走过来的“宏大叙事”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主角之一，王蒙自然来不及顾及所谓的“女性个体的性与爱描写性笔墨”这些小琐碎。作家都只能凭借着经验记忆来吃饭，没有人可以做无米之炊。作家所处的时代历史文化背景制约着作家的创作视野，而王蒙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缺的是人道主义、人文精神”黄伟林： 《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页108…一句话，是人性内容差不多被抽空了的时代。但，少年得志、中青年历经坎坷、中年之后重返文坛政坛呼风唤雨的王蒙，一生追索，一生才气，他当然不会是环境挤压下的政治应声虫！善于反思历史构成了王蒙小说最亮的光环，但王蒙小说的光环不可避免地也存在巨大的暗影，那就是对具体的人性问题的关注显得力不从心，缺少深入描绘人性细节的笔力，对于人性中的自然性往往采取的是匆忙回避的做法，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王蒙清楚自己这样的局限，但他对超越这种局限却没有丝毫的热情。王蒙在自己之前的“创作谈”里曾经有这样的话：“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领域的，因为我的特点就是革命……让我写性爱脱衣？别说裤衩了，就是让我把西服上装脱下来，光着脊梁，那我自己也扛不住……”参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28日。王蒙真的不可能写“性”的，尽管在创作《青狐》前后王蒙终于宣称要“抡圆”了来写，但他最终没有写！是什么使得王蒙终于拿不动笔杆子来写“性”呢？这无疑与王蒙的人生经历和见识修养有关。王蒙曾历经长期的思想改造以至于他的文化理想变得非常的纯洁，纯洁到几乎不需要肉体的程度，但这无疑也是一种病态。执著地贯穿于王蒙的学养境界当中的精神骨架主要有两条，即“少共情怀和苏俄美学”黄伟林： 《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这使得王蒙的小说所能关注的对象大体只能停留在社会宏大生活层面（以政治为核心）；并且，在立场上，王蒙的小说也只能始终相应地不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王蒙是名副其实的“右派左翼作家”同上…王蒙最在行的是用老辣而摇曳多姿的杂糅艺术揭示自己刚刚走过的文化政治舞台大历史，揭示它的虚伪，揭示它的沉重，揭示它的无奈，一切都拿来拷问，包括明智和善良也不放过（比如《青狐》中有关钱文的笔墨）……通过历史，王蒙小说要关注的是“社会的人”、“大写的人”，当然往往也是“无性的人”，这种创作自然有它非常神圣的目的，但许多具体的人性生态因此而被遮蔽起来也成为了在所难免。人性应该是多层面的构成，除了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当然也应该包含有人的自然性。这些因素相依相存，缺少了任何一方面，便称不上是健全的人性。只有精神没有肉体的人性只能是中世纪禁欲主义者的虚妄，王蒙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逃离开这样的虚妄。如果王蒙本身就是一位精神至上的“纯灵魂”的探索者（如张承志），这样的虚妄显然自有它的真诚在而无可厚非，但可惜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也许，王蒙的初衷是要做“纯粹之精神”的探索的吧，只可惜王蒙又清楚地看到，当下读者大多是因追求金钱和享乐而麻木了所有的阅读神经的消遣者，把作品写得正儿八经一脸土灰肯定只会导致无人理睬的尴尬。于是，王蒙在自己转型时期的“季节系列作品”里头又习惯成自然地最后都走向了彻底的宽容和轻松，甚至于不惜代价人为地制造一些噱头（比如在本不写“性”的文本里硬拉出“性”来做招牌），以迎合芸芸俗众。为了迎合，也为了自己的活路，在《青狐》出版前后，王蒙甚至于不惜父子俩齐上阵，与媒体进行过一系列颇有些暧昧的“勾结”动作，以“性”为广告制造阅读卖点……在这个喧嚣而昏暗的物欲时代，王蒙确又独长着一双夜老猫般的亮眼，他谙熟当下中国文坛商业化操作的所有伎俩，于是王蒙这一方面的悲哀其实再一次证明了王蒙的精明、老练和世故！
王蒙喊着要“抡圆了来写性”，但他的青狐却根本无性，这里边其实有着许多文化学意味有待挖掘。充分地利用时代潮流的阅读期待，主动迎合世俗文化消费需要，但又不想被世俗世界牵了鼻子走，这无疑成为王蒙创作《青狐》时曾经有过的文化自觉——王蒙无愧于他的文坛声誉！当然这样不等于说王蒙已经彻底可以摆脱了他所生存境界的尴尬。仅仅就写性爱而言，王蒙终于没能抡圆了来写（王蒙在《青狐》里不能抡圆了来写的绝对不仅仅是“性爱”这样的内容，《青狐》中本来应有的一段特别的历史，王蒙已经做的即是鲁迅曾嘲讽过的那种紧紧地“捂盖子”的传统中国方式——最有资格言说历史的人却有意地给历史再留下一段白茫茫的空白，怎么说也是一种遗憾……），这里无疑是存在一个特大的时代禁忌！王蒙有意绕过这样的文化藩篱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这种明智也同样再一次雄辩地说明： 王蒙手中紧紧抓住的无非还是他原来苦苦历练而创立起来的那一套无所作为的保命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大众是礼貌宽容和掏腰包娱乐（吴炫先生在批评王蒙的创作时曾用过一个判断：“‘宽容’背后的虚空”吴炫：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此论笔者颇有同感），对于自己则是精神压抑和苟活偷欢，对于历史则是整理之后便把历史搁置起来的老学究，对于真正的个性生命则成为了遮蔽阳光的破麻布……总之，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建设性的文化诉求。
王蒙对于自己的《青狐》无疑是自信和得意的。在《青狐》一书的封底，他又有一大段字体颜色变换得斑斓多姿的文字。摘抄如下：本书的笔触难以避免对于穿透力的炫耀，还有言语的犀利与尖刻的卖弄，还有假设的隐私（这是一个“卖点”），还有男性小说家赖以吸引读者读下去的看家本领，独树一帜的冷面杀手般的骄傲自负。
王蒙的自信是有理由的，这种自信居于作家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目的的清醒认识，那就是对于历史（尤其是作家本人刚刚走过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史）和现实（尤其是当下创作时尚——文学“性形象”泛滥等现实）的“双重解构”： 一方面，解构启蒙者（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所谓的“新时期”中国作家文人）的光辉形象，撕破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给启蒙者笼罩着的神圣迷彩服，让世人认清启蒙者的无奈、虚弱甚至于腐烂；另一方面，解构当下时尚文化（欲望化泛滥的文化时尚），故意戏弄时尚写作的威力（但王蒙最终又利用了这种威力）。这两方面无疑成为了王蒙创作《青狐》的最大目的。《青狐》的创作，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完成了这样的艰巨任务的，所以王蒙真的有理由骄傲。但按照解构的套路“炮制”出来的《青狐》，艺术上，并没有使王蒙自己的创作进一步趋于完善（而令读者批评者艳羡不已）相反却又出现了新的掩饰或新的败笔。艺术之外，王蒙因《青狐》的原因，把自己也浸泡在了时俗的污垢中，成为了一名转型期“欲望化写作”的时髦写手，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了！一位作家能不回避自己所生存的变化的时空，固然是非常可贵的，王蒙通过他的《青狐》而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说明王蒙《青狐》的价值。但既然是作家，那么他所创作出来的文学还应该给读者带来审美（阅读）的愉悦，从而使人们看到人类自己的希望和作为“存在者”的庆幸，后面这一点，王蒙的《青狐》似乎未达到应有的火候……因为王蒙是王蒙，对其深有期待的读者，有理由这样苛求。
三、 中国“性文学”缺失与“青狐现象”启示受正统思想束缚，中国文化（至少从宋代开始）对于“性”确是少有坦然心态，一方面，在社会道德领域，国人普遍视“性”为洪水猛兽，所谓的“万恶淫为首”，避之唯恐不及；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空间——这样的空间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即皇权贵胄者）才可以拥有，而广大的劳苦大众则不仅根本不可能拥有，恐怕连想象都难——则把“性”当成了“把玩”（即认为“与真正的生活无关的事情”）的对象，所以，“春宫图”之类的“文化”暗流涌动。这样的文化悖论落实到文学创作上，终于出现了借壳道德教化的虚假嘴脸而大玩写性笔墨之能事的文学怪胎——《金瓶梅》……简之，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难以寻找到真正的“性文学作品”存在。
性，其实就像窗外的清风、白云，或者空气、河流之类的东西，是自然的人性状态。没有它，人类只能灭绝，不复存在，这是常理。文化的常理在于满足或维护人性的根本（生存与发展）需要，但在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发展却演变成为了只满足某些少数人“发展”（往往是畸形的）需要。于是，欺骗——即所谓的“瞒文化”得以贯彻执行，这是一种文化的异化现象。以特权化为旨归的“愚民政策”——包括广泛的“性禁忌文化”其实就是文化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中国文学领域里，普遍的“性禁忌”也在所难免了。文学是人学，真正的文学创作少不了要关注“人性”，进而关注“性”，这也是必然的常理。但由于“性禁忌文化”的强大存在，至少在传统中国文学史上，传统国人作家对于本民族人类“性”本身能进行比较“纯粹”地“审美揭示”的几乎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历史性遗憾。
转型期以来，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使中国“性文学”获得了一个较之过去宽松得多的外部环境。按照这个文化的态势，中国真正的“性文学”的确是获得了一种呼之欲出的发展可能。但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却又普遍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物质的消费主义的时代观念广泛地侵蚀着作家、艺术家的精神灵魂，文学精神的普遍堕落使得文学迅速地被边缘化。作家变成了商家，最终使得文学被迫贱卖如一般商品，甚至还不如……简之，中国“性文学创作”在没有完全摆脱历史传统因袭的“性禁忌”及其所导致的“性愚昧”和“性把玩”心态的情况下，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困难。今天的商品时代，因“性”与“金钱”挂钩所具备的独特便利性，文学欲取得“成功”（变为商品），不得不处处亮出了“性”的标签、招牌，但真正的“性文学”则依旧永无出头的希望了……
王蒙的《青狐》在揭示中国转型期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知识女性命运遭遇方面刻画无疑是非常真诚的，加上作家独到而深厚的笔力，作品的艺术价值自然也是抹煞不了的。但，文学有多种写法，犯不着动不动就往“性文学”上挂靠。如果一定要写“性文学”，则必须真正地把“性”当成“审美”的主体对象，在“性”之上尽可写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尤其是要写出是“性美”的可能性。以这样的尺度考察王蒙的《青狐》现象，问题就一目了然——没有写“性”，但也要借助于“写性”的宣传，这样确有了一种商业炒作的嫌疑，而炒作从来都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身关系不大。说得不客气，王蒙确实有把自己辛苦创作的“青狐”当成“文化商妓”给贱卖的嫌疑……其实，这绝不是个例，只要对转型期文学稍有研究，便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普遍情况（只是贱卖的具体行为方式不一样而已）。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始终没有创作出健康的真正意义上的“性文学”文本，这是基本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怎么说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缺憾。
总之，小说《青狐》的作者王蒙曾在媒体上放言，要“抡圆了来写性”，但实际情况是《青狐》中青狐没有性。无性的青狐，先天地给王蒙的创作带来了束缚，但也因此给王蒙带来了创作以及创作之外的种种便利，而最大的便利莫过于王蒙因此既可以利用而又可以明智地绕过一个巨大的社会禁忌，保全了自己的文化或文坛声誉。王蒙是聪明的，但王蒙的聪明最终又没能逃脱世俗的生存宿命，这种宿命对于转型期国人作家而言，其实是少有幸免的。王蒙，或者说与王蒙有关的“《青狐》现象”，对于考察“转型期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非常独特的审美文化学意味，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