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哲学上说，命名其实是一种文化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命名，甚至是整个文化构建的关键引领部分。落实到文学活动，一种新的“命名”过程，其实往往也就是那一种新的文学得以生成的过程。“崇左文学”这样的一个称谓，其实是文学之外获得的名字——崇左建市的直接结果。一开始，自然其文学价值含量微乎其微。但，既然有了“命名”，就已摆明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学希望、期待。紧随着“命名”策略，“崇左文学”已经展开了初步的构建。崇左市文化构建的需要，作家、批评家的努力，“崇左文学”必将获得“名副其实”的发展。
一、 命名与创作
命名与创作，这是一个涉及到“名实关系”的哲学问题。中国哲学的开始——先秦诸子们的思考，差不多就是从“名实关系”开始的。老子的《道德经》第一章开头就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太初时代，宇宙中的一切是“无名”的，所以，作为宇宙本体的“道”，亦是“无名”的。但这样说，并非老子不看重“名分”。老子不像他的继承人庄子那样“颓废”；《庄子·逍遥游》有云：“名者，实之宾也。”从这里可看出，庄子尽管有“齐物论”的境界，但对于“名分”，他还是次一等地看待的，甚至说存在鄙视的味道。但老子不同，老子对于“有无”“名实”均等同地看重。他说：“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老子·第一章》）这里的“有”当然包括“有名”在内；没有名，怎样区别事物的类别以至属性边界呢？当然做不到。老子看到了这一点，这是老子的“务实”之处，难能可贵。其实，作为一种处世哲学，老子本意绝非绝对地“无为”，而是主张通过“无为”而到达“有为”；而所谓的“有为”，自然也就应该“有名”，即承认“名实”的相互对应、相互生成等关系。与道家相比，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于“名实”的看法，倒是比较合乎文化的实际。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这一句话被后人广为引用，说明人们对孔子看法的普遍认可。
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看，创作离不开“命名”；或者，创作其实就是一系列“命名”的过程。概而言之，“命名”之于创作，其实是一种颇具“神圣意味”的文化举动；并且这种举动，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跨度。宏大命名下，有小命名的衍生，具体的命名又去寻求宏大命名的突破；创作与“命名”，其实是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两种可以“相互生成”（也可能是“相互拆解”）的重要活动构成。具体地，有创作必然需要有“命名”，有了“命名”才可以催生或进一步促成新的创作，但一定的创作最终又必须撑破原有的“命名”规定，获得新的“命名”，然后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辩证过程。这样的道理，已经被古今中外文学史普遍地证明而成为了一种文学活动的常理。且不说西方文学史上“这种文学”“那种文学”、“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提出和相互替代所带来的真正的“文学景观”，仅仅说中国当下（转型期以来）文学活动的一些表现——比如，有了陈忠实、贾平凹们的努力，然后如期而至出现了“陕军东征”的名称，而有了这样的称谓，人们才广泛地阅读陈忠实、贾平凹们的作品，进而带动陈忠实、贾平凹们的更多更好的创作，但盛名之下，现在的贾平凹、陈忠实们该怎样来突破自己原有的作品成绩而继续向前创作呢？这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当下的问题——一个有关“命名”与“创作”怎样继续维持它们之间关系的文学活动发展的现实问题。类似的情况“河北三驾马车”的命名与何申、谈歌、关仁山创作的关系；“广西三剑客”的命名与东西、鬼子、李冯创作的关系；“美女作家”的命名与卫慧、棉棉们创作的关系；等等。这些例子，不一而足，它们均显示出了有关“命名”与“创作”之间非常复杂奥妙之关系。
二、 “崇左文学”命名问题
1. 崇左市与“崇左文学”
不过，落实到本文的话域，问题却简单得多。因为，有关“崇左文学”这样的一个称谓，至少在2003年之前，也许从未可能出现；或者，它也曾经出现，但终究有如昙花夜放，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更是很少有人喊起。过去的崇左，仅仅只是南方的一个小县，山多地贫，人烟稀少，实在没有多少资源（尤其是文学文化的）来单独支撑起任何一个所谓的“文学名称”；即使有人也曾有过这样命名，但终究是“自不量力”或者“名不副实”而使得这样的名声没有办法传扬出去。直到2003年8月6日，情况终于有了改观。那一年的那一天，崇左正式挂牌建市，这样的一次行政升格行动，客观上带动了这一方水土上一系列“命名”的产生；其中，自然而然，“崇左文学”也悄然被人喊起。
因为是文学之外获得的“命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崇左文学”这样的一个地方文学名称，从一开始，其文学价值含量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既然有了“命名”，就说明“戏剧”已经拉开序幕，“好戏”即将上演。“命名”的落实，确实是摆明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学希望、期待。
2. 寂寞南疆的呼唤
崇左市，地处祖国南疆，与另外一个民族国家——越南接壤。这里的一大片山水土地，从文化历史上讲，一直是寂寞的。无疑，寂寞中也曾有过一两声不说是震撼寰宇起码也是声震全国全区的呐喊；但，这样的声音，要么持续不下去，要么，声音喊出来之后即飘到别的地方去了。这里，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终于寂寞到了连自己“名字”也没有的地步，至少相对于文学创作是如此的。毋庸置疑，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在新的崇左市没有成立之前，这里的人们也是要进行文学创作的。这里曾有一批全区甚至全国知名作家、诗人，比如，扶绥人陆地，他因写《美丽的南疆》、《瀑布》等长篇小说而蜚声中国文坛，再有韦麒麟、陈肖人、农冠品、凌渡、孙步康、严风华等，这些人在当代区内（有的甚至是全国）文坛上不说是举足轻重至少可以说是小有名气。他们原本其实都是地道的“老崇左人”（即“原南宁地区”人），他们其实都是仰仗着这里的一方水土滋养长大成人进而开始其文学创作的；但长期以来，因为本土文学名称——比如像“崇左文学”这样的称谓的根本缺失，这些人的文学身份只能挂靠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挂到“广西作家（诗人）”名下，甚至是挂到更大的全国全世界都一样喊着的“某某主义创作”这样“空洞的”文学命名下了。创作是“灵魂在寻找故乡”，如果这样说法成立，不知道以上提到的作家，他们在精神上有无一些凄惶？毕竟在过去，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自己的家乡土地上是没有办法找到“归宿”的；因为，没有“命名”，所以也就没有方法寻找到“精神依托之乡”。这些作家，再怎样有名，但在自己的家乡，其实还是孤魂野鬼，没人理睬。
作家们因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缺少了来自故乡方面的实际“命名”，也许也不会感到不适吧，但这绝对是本土文化的一种遗憾。尤其是当一个地方开始“觉醒”——比如，因种种机缘，一个地方终于可以告别过去，奋起直追，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形象，以争取崭新的名分、地位；正在这个关键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地缺少了本土文学命名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了。崇左市刚刚成立，难免要面临这样的文化尴尬。一句话，崇左市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崇左市，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应该只是行政的、政治的、经济的，同时也应该有民间的、个体的、文化的，当然也应该有文学的、情感的。这是“新南疆”（崇左市）热切的呼唤。这种呼唤应该是一组组混合的音响，尤其是生活在崇左市的当下作家，是绝对不能置身度外的，崇左市的作家更应该大胆地“亮喉”。
三、 崇左文学命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