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则必须要求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及与偏见相连在一起的所有大话、空话、套话、训诫之言和八股之调。科学大多时候需要人类的奉献精神，那种“有奶便是娘”的功利作风与科学探究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科学家通过求真而间接靠近人性的完善和生命的美丽境界；文学批评家作为特殊的科学家——人文学者，他们在求真的同时即展开求美的创造。具体而言，文学批评家通过对文学的审美评判而直接靠近人性的完善和生命的美丽境界，二者殊途而同归。正像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品味人生、不断揣摩人性的状态和可能性一样，文学批评也要求批评家做同样的事情（但两者最终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必须熟悉社会人生和时代人性，所以作家和批评家都应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和美好人性的看护者。
三
结合时代社会文化进展探视文学与批评奥秘，这是人文学者一直以来所孜孜以求的事情。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类“地球村文化架构”已然在我们这个当下的时代社会日渐清晰。那么，“地球村时代”——这是人类目前为止最为真正的“大众时代”，文学“创作良知”和“批评伦理”又会是如何，或者应该如何呢？这里就不得不前进一步发问了。
毋庸置疑，当下时代文化，即所谓的“地球村文化”客观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力量发展趋向： 其一，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其二，文化的个性化趋向。前者因为“文化霸权”——“主流文化”的客观存在和技术时代的普遍性——标准化的要求使然，后者是具体文化不同的历史传承所导致的个体差异现实和人类文化创造性抗衡技术性规范的内在要求使然；前者意味着“主流”和“规范”，后者则意味着“边缘”与“叛逆”——这里边的“主流”或“边缘”其实并非是单一的情况，“主流”之下还有“次主流”，“次主流”之下还有“次次主流”，以此类推；“边缘”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们以不同程度的存在而居于不同层次的所谓的“主次排列”关系中，所有的一切最终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整体存在；并且，在这个整体性的系统中，所有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主流”与“边缘”、“规范”与“叛逆”之间，其实是“可逆”的关系，一旦条件达到，“边缘”可以变为“主流”，“主流”则要退居“边缘”，因之，“规范”被“叛逆”打破，“叛逆”则形成新的“规范”。“霸权（或主流）文化”的一味发展会导致文化最终的“同质化”，而文化的“同质化”也就意味着文化最终的枯竭或彻底的僵化；而“边缘文化”的“懵顽不化”与“决绝反抗”，这就成为文化可以最后摆脱终结命运的强力保障。不过，绝对化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说到底，两种趋向的文化力量其实是相依相存和相融互化的关系，它们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互交缠，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横亘成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因此，也就进一步可以看到“趋同性”和“创新性”，其实是人性的根本需要，当然也应该成为文化——包括“地球村文化”在内所有文化所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文学创作与审美批评，仅仅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其本性天然地属于这两种趋向力量的后者。创造，不管是文学创作或者是审美批评，始终是要指向自由的，缺乏差异性，没有个性，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在摆脱长期以来阴魂附体一般长期统治和制约着文学创作与批评灵魂伸展的各式各样“凝固化的官僚意识形态”和“物质贫困”之后，文学的发展终于进入了“大众时代”的“自由状态”；作家“写什么”或者“怎样写”、批评家“评什么”或“怎样评”等这些先前比天还大的“文艺问题”一下子全烟消云散了。摆脱基本物质的障碍，借助于当今无所不能的“网络媒体”；打破政治专制的种种束缚，享受民主化制度的最大宽容，创作和批评上的万千姿态（“众声喧哗”）终于成为了我们当下时代——“后现代文化”的常态，这是人类久久期盼终于姗姗而来的文化状态。这么说，“地球村”时代——这个人类目前为止最为真正的“大众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全是幸运儿了？但恍然之间，人们却普遍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竟然没有读者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其先前处在“失语症”状态中，现在则情况依旧，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向。这到底怎么了？！难道某些“悲观的文学预言家”所言的“文学终结时代”真正到来了吗？
但常识告诉人们： 只要还有人在，只要还有人性在，文学就永在。从精神需求的角度看，文学是永恒的。既然是“总的文学”（作为艺术精神需求的一种传统的人类生命形式）本身没有问题，那么，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出了问题了。既然有问题，人们能做的，恐怕首先应该是认真反思吧。确实，我们应该尽快来深刻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了。只有深入反思，寻找到问题的根源，方可对症下药，继续繁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反思，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关“创作良知”与“批评伦理”的问题，恐怕应该算是其中的核心吧。是的，从人类创造性角度看文学（可以更具体为“创作”和“批评”）无疑是充满活力的自由的个性化的文化存在，惟其如此，它们终于获得了永恒的魅力。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文学活动——创作与批评，其实也还是要处于文化惯性的总体制约之下的，创作与批评也有可能要陷入“同质化”的文化圈套之中。固守传统、随流从众、缺乏活力、没有个性、被金钱或享受欲望所统治的创作与批评，会迅速僵化而无人理睬，自在情理之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其实正在经历这样的遭遇。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要摆脱被忽略的不幸命运，努力的途径和方向当然有种种，但落实到创作和批评本身，没有相应于这个时代要求的“良知”和“伦理”，恐怕是万万不能的。
四
前面所言，文学创作有着普遍的内在“良知”要求，即对人性的艺术观照和对生命的悲悯情怀；其实，文学批评也有着普遍的内在“伦理”规定的，这就是，批评家通过文学活动，尤其是通过作家作品，探索社会与人生，张扬生命的自由与尊严。这样的一些文学要求，就使得“精英化创作”和“锦上添花式的文学批评”暴露出其生命的急促和褊狭，显示出其生命的不完整。而只要称得上真正的人，当然更不能排除最具生命（审美的）苛求理念的作家批评家，他们必然要奋起直追，去弥补生命的缺憾的。
“良知”抑或“伦理”，说到底无非是人类站在还不完善的现实基础之上的理想向往，是文化正义的价值指向，也就是所谓的人类行为中符合“文明”和“理性”的内在尺度。目前，人类文化领域内众多的“良知”抑或“伦理”中，“众生平等”、“人的尊严”以及“相互的理解和信任”等终于真正地成为了最具“普世价值性”的文化话语；与之相适应，反“逻各斯”，废除“话语霸权”，尊重“个性”甚至是“边缘性”存在，提倡民主与对话，倡导“和谐社会”，珍爱生命与大自然；等等。这些也成为了最为流行的时代话语。文学创作和批评必须正视这样的文化现实，然后做出合乎现实文化要求的时代反应——放下架子，贴近底层，关爱民众，打破物欲枷锁，抛弃精神近视，伸张自由与个性，挖掘全人类的文化资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之，通过“彼此分享”达到“共同繁荣”。执著于这样的“良知”抑或“伦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可以重新拥有读者并持续兴旺发达终究是有可能的。
总之，“对话”与“交流”、“理解”与“尊重”等这些“民主理念”应该成为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基本准则，即所谓“创作良知”抑或“批评伦理”，当下时代的文学家与批评家都应该具备“众生平等”、“和谐共赢”的文化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