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谣言流传说杂志受到危险的威胁，我们一下子不能置信，——我们的良心是干干净净的。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我们只想到在下一期《当代》上写一则声明辟谣。但最后原来一天时间也不能浪费了，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草拟了一则关于此事的简讯，以便立即刊登在《彼得堡公报》上。简讯被采用，已经付排，但是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它刊出。下面是《〈当代〉编辑部答〈莫斯科新闻〉的攻击》。这篇答复在斯特拉霍夫的《回忆录》中才初次发表。（《传记》，页249—254）文中从乡土派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波兰人连同它那整个欧洲文明“从根本上给自己带来死亡”，再次申述了斯特拉霍夫文章的基本论点。这里予以删去。
书报检查机关禁止这则简讯，是因为它已经获悉，事情已报告皇上，决定杂志停办。我们被认为有过错，不准我们申辩。杂志无条件地永远停刊。自然，错误越大，受到严厉的措施后，再去揭露这措施是因为误解而采取的，也就更加难堪，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我自己这方面，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以及人家劝我做的一切。我当即写信给米·尼·卡特科夫与伊·谢·阿克萨科夫，给内务部长写了声明，建议向皇上提出请求。但毫无结果，毫无作用。卡特科夫与阿克萨科夫立即作出反应，并竭尽全力采取行动。需要刊登一则启事，声明纯系误解。可是书报检查机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关于此事的消息连一行字也不让刊登。只好去见部长，坚持自己的请求。我给《日报》写了一篇长文章，没有刊出。我和已故的尼基简科商量去向皇上请求，打算由他转呈请求书。经过几次磋商后，他断然劝我放弃这一打算。
我们的处境不但是极其令人懊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艰难的。我一度以为他们会把我逐出彼得堡。所有在杂志社工作过的人都失去工作，编辑面临的是停止业务，停止业务后有大量清理工作落在他们身上。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我们感到痛苦了。我们谁也没有垂头丧气，大家都愿意把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文学界习以为常的风波迭起中的—桩大事而已。到现在我们的事业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令人快慰；所以我们认为，往后即使再碰到十次波折，我们也经受得起，而且会得到更好的结果。社会上及各文学团体掀起的喧嚣也有它好的一面——我们的名气在公众中传开了。但是，这种希望和安慰的兑现毕竟远未超出我们所预期的程度。
最后，《俄国导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终于使事情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莫斯科新闻》的编辑部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有过错，便竭力张罗，患难相助，在彼·亚·瓦鲁耶夫部长彼·亚·瓦鲁耶夫（1814—1890），伯爵，1861至1868年间任内务部长。处磨叨了许久之后，终于争取到给该报（但不仅仅给该报一家）把发生的混乱解释清楚的机会。这篇声明出现在五月号《俄国导报》上，但是因为通路子通了很久，而不登一篇声明编辑部又不愿让刊物出版，所以五月号的刊物书报检查机关6月28日才签字，到七月初才出版。简讯叫作《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以惯常的技巧见长。文中我受到许多责难，形式上十分严厉，实质上倒并没有多少使人难堪的地方；完全否定和驳斥了我的文章中所有论点，但同时也完全肯定与证明了我的文章的无辜。在编辑部的简讯《关于〈致命的问题〉一文》中说到，“写文章的本意完全不是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里感觉得出从情绪方面来看是良好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在无所事事的抽象议论中，在毫无成果的概念的概括中养成的”。（《俄国导报》，1863年，第5期，页400—401）这样一来，所有对我的文章表示愤慨并把事情闹到使杂志停刊的人就皆大欢喜了，同时《当代》编辑部和我也避免了一切令人不快的后果。不过，对《俄国导报》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它的简讯似乎应当补上一笔：我们之中没有人再遭到麻烦，八个月之后，又允许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新的杂志了。
不过我却从此受到特别的注意，一直受了十四五年，以致有两三次杂志出版人提出要我担任编辑工作，而书报检查处不批准我担任编辑的职务。
十一第二次出国旅行
1863年夏季，大概是夏末吧最迟是八月中旬。（见1863年8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巴黎给其弟弟尼古拉的信，《书信集》，第1卷，页321），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国去了。上次旅行对他的健康十分有益，从那时起，每当他感觉到需要恢复一下健康，调剂一下精神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到国外去。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空气的变换，还是他的非常消耗体力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反正旅行对于他大有裨益就是了。旅行的好处可以用癫痫发作次数迅速减少作为尺度来证明，这是丝毫没有疑问的。
根据我所能回忆起来的种种迹象来看，根据事业的整个情况来判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带了足够的钱去旅行的，但是到国外试了试轮盘赌，结果输了。1863年9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在巴登巴登把他身上所带的钱——将近三千法郎输光了。（见《书信集》，第1卷，页326—329）他第一次出国时还没有到巴黎就熟悉了一下轮盘赌，当时赢了一千零十一法郎，对于一个旅客自然是逢场作戏。可是也只有初次得手，之后便没有再交好运，只是引得他着了迷。他看不出轮盘赌对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小说家体验一下这种消遣，熟悉一下赌场和赌徒的习气并非多余。果然，由于这种体验，我们有了中篇小说《赌徒》，里面对赌博有十分生动的描写。
无论如何，九月底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描写了当时的几乎全部情况，说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方法与习惯。下面斯特拉霍夫引用了1863年9月1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信。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他赶紧将一篇未写完的中篇小说卖给随便哪一家杂志，甚至卖给一家报纸也行。小说中的主要典型人物应是“在国外的俄国人的典型”，他的整个“一生的精力、精华、胆量和暴躁脾气都耗费和发泄在轮盘赌上。他是个赌徒，但不是普通的赌徒。他是个独特的诗人”（《书信集》，第1卷，页333）这部小说的构思无疑就是《赌徒》，直到三年以后的1866年才付诸实现。
这封信中也反映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过的日常生活的艰难处境，为了搞到费用而让自己沦为奴隶的办法，他向人央告借钱的方法，焦急而又固执地央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详详细细地说明，变换着花样说。从信中也可看出我们的编辑部情况不妙。问题在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像我们的许多贵族一样，缺少搞事业的人精明老练的性格。他生活俭朴，处事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谨慎周到得多；然而他家口众多，他的工厂又早已亏损，只是个让他继续得到贷款与逐渐增加债务的摊子而已。杂志办得非常成功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摆脱无利可图的业务，清偿债务，把厂卖掉。我记得1863年初，他拿出一叠撕碎的票据给我看，很以工厂盘出自夸了一番。他的打算是很好的，但是等到刊物突然遭到禁止，他一下子变得既没有钱，又没有任何买卖了。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再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不了解他的处境，一味沉浸在我们的文学幻想中，不知道他的倒霉，甚至生他的气，以为四千份订户的订款，出四期刊物是不可能把钱花完的，所以他没有理由抱怨，哇哇叫。
接信之后，我当即去找彼·德·波波雷金，他对我说，事情非常合适，他可以出钱。他当时担任《读书文库》的编辑，尽心竭力要把这本杂志搞上去。到1863年，赫赫有名的《读书文库》订数惨跌，只剩下几百份订户。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从第3期起，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把编辑工作揽在自己身上。要使正在下跌的印数回升，在极不恰当的时刻开始去办一件事，是极不慎重的；这件工作果然耗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然而当时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编辑部千方百计要抓住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样的撰稿人。
第二天，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处，向我打听托办的事情和我的交涉情况。他要我稍待时日，说是他也许自己能搞到钱。自然，他为兄弟感到遗憾，也为中篇小说可惜，本来这篇小说是可以刊登在他自己预期要办的杂志上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从1864年1月起会准许他出版《真理》杂志。（见《书信集》，第1卷，页358—363；《素材及研究2》，页570—571）我狠着心回答说我不能等了，当晚就对波波雷金说，希望他不要拖延。第三天事情就告结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不愿意一争短长，把别人的钱汇去给他的弟弟。
然而这篇预约出去的小说注定不会刊登在《读书文库》上。编辑等了它很久，到《时代》创刊后他开始来讨还预付的稿费，也不是很快就讨了回去的。事情的过程便是如此，令人甚为不快。我由于不知究竟，完全怪罪于可怜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至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是一些极正当的原因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快要死了，他得待在她的身边，也就是待在莫斯科，是医生建议把她送到那里去的。现在已经不是治病的问题，而仅仅是减轻病痛的问题，因为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1864年4月15日死于莫斯科。（见《书信集》，第1卷，页373）
十二批准办新杂志
我说不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究竟什么时候从国外回到莫斯科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处去的。但是保存下来的他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信是写于这个时期的头几天。下面引用了1863年11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兄弟的信，谈新杂志《真理》的出版计划。（《书信集》，第1卷，页340—341）
这封信中提到张罗办杂志的事我记得不太详细了。我只记得，书报检查部门非常迟钝。《致命的问题》事件显然把书报检查机关搞糊涂了。因为在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出现纰漏（和当时刊登出来的所有文章一样，这篇文章是经过审查的，而且没有遇到一点儿阻挠），所以书报检查机关已搞不清什么东西是它该阻止的，什么东西又是它该禁止的，于是它只好将把守的关口收得紧而又紧。刊物名称叫《真理》吧，好像是一种公然的暗示，没有通过；叫《行动》与其他类似的名称同样也被认为是危险的；经过长久的交涉，编辑部不得已用了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名称——《时代》，书报检查机关终于找不出任何不妥之处。非俄国的名称闹得叫人很不愉快；遇到有的读者记不得，管它叫《Эпоха》《时代》原文Эпоха，重音在第二节п上，念成Эпох，把重音搞错了。，或者跟“回声”混淆了“回声”的俄语读音与“时代”相近。，使我们很恼火。
此外，我记得，杂志的审批一直拖延着。不知为什么，从停刊时起经八个月才通过。照这样计算，新杂志要到1864年1月起才准许出版；但是由于种种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很苦恼的拖延，《时代》创刊的广告只是在1864年1月31日才得以见诸《圣彼得堡公报》。广告刊登在1864年1月31日和2月1日的各报上，不是费·米，是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拟的，主要内容是与1863年的《当代》订户结账。关于杂志的纲领，只说到《时代》将继续《当代》的方针。
广告拟得很精彩，正好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意图吻合。不能要求更明确的了，尤其是上面用黑体字排着：“《时代》杂志征求订户，《当代》订户结清账款。”但是这里也看得出过去造成的错误。如果只有一百个订户要求退款，那么另外几千个订户没有写信到编辑部来，他们大概是在等待编辑部为他们采取某种满意的措施，或者哪怕只给个答复，然而报上没有向他们打任何招呼，他们当然大为恼火。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其他错误及不幸，以致事情每下愈况。
我竭力详细列举这许多不幸和倒霉的事情，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重大意义，一部分也是为了指出当时文学工作进行过程的特点，甚至各杂志业务衰落的一般特点，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很稀松平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