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出版部谈何容易，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创造社的骨干们一个个都是拖家带口的，谁也拿不出余钱来投资。正当大家为此发愁时，郁达夫有了奇思妙想，建议以股份集资的办法找来资金，并通知郭沫若，将集资的圈子扩大到日本去，请周全平在上海也加强活动。
1925年11月，郁达夫辞掉武昌师范大学的教职工作，来上海与郭沫若会合，着手创造社的复建工作。他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终日为筹办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奔忙，终于累坏了身体导致旧病复发，只好将手上的工作交给郭沫若他们，于12月去杭州疗养院养病。两个月后，郁达夫病愈出院回到上海，而创造社出版部的重建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创造月刊》即将出版，眼看一派新气象，郁达夫内心愉悦，在为《创造月刊》创刊号写的《卷首语》中这样说：
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召集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那些正直的惨白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号出版，它标志着创造社已复出，从此开始进行各项活动。两天后，郁达夫和郭沫若、王独清等一行人前往广州，目的是向革命形势高涨的广州宣传推广创造社的刊物。
初到广州这座革命风气浓郁的城市，郁达夫等人充满希望，热情高涨。随着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的到来，创造社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分顺利。基于当前的情况，大家决定在广州建立创造社分部，首先成立出版部广州分社，慢慢再扩大阵容。广州分部的负责人，当然非十分有筹建经验的郁达夫莫属了，他全票通过当选为广州分社的主要负责人，郁达夫也欣然接受委任。此后，他就一边在广东大学执教，一边筹建与经营广州分社。
他们离开上海后，创造社总部失去了主心骨，渐渐乱如散沙。社里的活动都由周全平等人自行安排，好不容易建成的出版部无人管理，里面的小伙计们就在上海私自翻印书籍，出版内部小刊物。而他们所出的书的成本全部都由创造社负担，赚到的钱却私自分赃，结果该印的不印，账目混乱，因无钱出版而造成期刊停刊。
成仿吾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去广州找郁达夫他们，商议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在讨论会上，张资平、王独清、成仿吾等骨干都同意选郁达夫为总务理事，回上海整顿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郁达夫身上，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因郁达夫率真的性格，造成同人们思想上出现重大分歧，最终导致十多年的朋友拔剑相向。
脱离创造社
郁达夫辞掉广东大学的工作，于1926年12月17日启程，一路且玩且行，十天后抵达上海，当即着手出版部的事。对于小伙计们的行径，郁达夫十分气愤，他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部内部整顿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五天后，郁达夫又在日记里发怒，“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元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
为了尽快平衡收支，郁达夫把精力都倾注在提高《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的质量上，以期提高当月的销售量。他干劲很大，同时主编两本杂志，还写了《过去》、《冷清的午后》等小说和数篇杂文，作为提高销量的重磅文章。1927年1月16日，《洪水》半月刊出版，一篇作者署名“日归”的《广州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那期《洪水》几日后脱销，销售商连连要求再版。可是，就因这篇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广州事情》，引来了创造社成员们的责备和谩骂。
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将在广州的所见所闻，包括他对革命的质疑、失望、厌恶，都写进去了。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收到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的来信，均指责《广州事情》倾向不好，影响太坏。而成仿吾又在3月1日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读了〈广州事情〉》，严厉批评郁达夫的《广州事情》观察不实，意识不清，对革命的过程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除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成仿吾还扬言，宁愿《洪水》半月刊马上停刊，也不愿再看到有《广州事情》之类的文章再出现。
成仿吾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用意，郁达夫并不理解，他认为是朋友不理解自己，为此很气愤。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郁达夫又在4月28日写的《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中毫无保留地揭露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于是首先有文章对他进行谩骂攻击，接着有人来创造社出版部对他们威胁、恐吓，5月29日，军警包围了创造社出版部进行强行搜查，还逮捕了几个职员。
郁达夫正巧前一天去了杭州，幸免一劫，但他却遭到创造社成员的强烈指责，怪他口无遮拦，行为不慎，导致创造社惨遭搜查，发表了《广州事情》还不算，还不停地写言辞激烈的文章，最终连累创造社。正由广州带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对郁达夫说：“这都是你的不是，因为你作了那种文章，致使创造社受到了这样的惊慌与损失！那些纸上的空文，有什么用处呢？以后还是不做的好！”
郁达夫满含委屈，看到与十多年的老朋友在思想上竟然出现这么大的隔阂，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中他失望地说：“因为这几句警告的结果，成氏的那位亲族，现在是在管理创造社的全部财产的那位亲族，本来就怨我管得太严的这位成氏，竟对我很明显地表示了反抗的态度。”他无法接受朋友们对他拔剑相向。尽管从创造社的成立、发展，到后来的复建，郁达夫都倾尽了热情和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或许根本就没创造社，更没有当下的这片肥沃的文学天地，但是单纯真挚的郁达夫却不肯受委屈，他宁可放弃这块付出了诸多心血的阵地，也不想与这样一群人继续虚伪，互相残杀。
1927年8月15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同时登出了《郁达夫启事》：
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郁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
从此，郁达夫在自己同伴的误解声中，含着委屈的情绪，永远脱离了他倾注了七年多心血的创造社。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恨情仇
一见钟情的狂热
要论郁达夫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当属王映霞。
1927年的春天，郁达夫去留日同学兼老友的孙百刚家里做客时，见到了一名年轻貌美，聪慧活泼，又有文人教化的女子，他立刻被吸引住了，顿生一见钟情的美妙感受。在当天的日记里如此写道：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此时的郁达夫并非毫无感情体验的人，他年已三十，与远在北京的孙荃育有子女，不管是在安庆还是北京，出入烟花柳巷是常事，并与海棠、银弟等妓女产生过感情。面对王映霞时，他却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热情。郁达夫就下定决心要爱这名女子，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想这一回，若再把机会放过，即我此生就永远不再能尝到这一种滋味了，干下去，放出勇气干下去。”
此后一连几天，郁达夫都想方设法要见王映霞，丝毫没考虑到孙荃和孩子们。这时候的他，要的不再是一个婚姻形式上的妻子，也不是一个只能满足生理需求的异性伴侣，而是为圆一个梦想。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在呐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热白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王映霞无疑是能实现他这一梦想的合适人选，郁达夫在初次的接触中就察觉到了。他为此夜不能眠，神魂颠倒，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苦苦追寻了很多年的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很可能就在这名聪明美丽的女子身上实现。
几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郁达夫为王映霞疯狂起来。他的狂热多半是源于现实的阻力和不自信。尽管郁达夫身怀绝世才华，但因敏感脆弱且爱质疑的性格，他总是将成功看得很轻，把失败看得很重，对自我评价不高，最主要的是，他是个有妇之夫。
妻子和孩子是他追求王映霞初期时的最大阻力。孙百刚看在自己的父亲与王映霞的祖父素有交情的分上，不得不出面制止郁达夫，同样也是为多方的利益着想。但在这个时候，阻力只会激发郁达夫的斗志，越是得不到的，他就越认为一旦错过，将遗憾终生。因此，郁达夫激动地用日语对孙百刚说：
一到此处，只要看见她，我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归宿处，像迷途的孩子重复来到母亲的怀抱一般。即使她不和我说话，也觉得精神上很安慰。如果她偶尔和我谈上几句话，我全身的细胞神经，像经过熨斗烫过似的舒服服帖。……我明知道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但教我如何办呢？
因为不自信，也因自知这场爱情难以顺利，郁达夫拿出了全力以赴的姿态来。相比之下，年仅十九岁的王映霞虽然缺乏经验，却显得冷静理智很多。相遇之初，她对郁达夫不无好感，毕竟她在浙江女子师范读书时曾是《沉沦》的读者，对郁达夫的声望早有耳闻，如今见到本人，她也是敬爱有加。
可是，王映霞是个出自大家族的名媛，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她后来也读过新学堂，但是她的思想行为并不像郁达夫这样无视传统礼教，浪漫随性，无所顾忌。她是个十分注重声誉的人，对郁达夫已有家室耿耿于怀。交往初期，她就觉得与这样的男人关系密切有辱身份，生怕引来闲言碎语，特别是孙百刚夫妇过问她对郁达夫的想法之后，她甚至有种羞赧之感，生怕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面对郁达夫的猛烈追求，王映霞决定逃回杭州，以摆脱他的纠缠。而美人的逃避，更加激发了郁达夫的狂热，他不再隐藏自己的感情，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寄往杭州。王映霞回信了，郁达夫仿佛看到了曙光，他迫不及待地向她吐露爱意，同时也希望能通过直接晤谈，争取到她一个明朗的态度，以此摆脱情绪压力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信一封又一封寄出后，王映霞被郁达夫的真情打动了，终于来信约他面见，并悄悄回到了上海。她是出于母性中的同情而决定见他的，但对于郁达夫而言，却恰恰是他理想中的那种“从同情而来的爱情”！尽管在晤谈的过程中，王映霞一直沉默不语，多半在听他说，郁达夫却对这次见面激动得在日记里感慨：
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我以后总想竭尽全力做成这一回的perfect love，不至辜负她，不至损害人……啊啊！人生本来是一场梦，而我这一次的事情，更是梦中之梦，这梦的结果，不晓得究竟是怎样，我怕我的命运，终要来诅咒我，嫉妒我，不能使我有圆满的结果。
这次见面，双方关系更进一步了，但不自信的郁达夫变得更加患得患失。在往后的追求里，他依旧执着狂热，触及妻子儿女的问题时，他又变得略微理智起来，毕竟对他们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郁达夫与孙荃的结合，虽是父母包办，可是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感情。当年他在日本因与隆子的恋爱惨遭中断，而后靠妓女来排泄苦闷，孙荃的出现就像从远方吹来的春风，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寄托和抚慰，两人结婚时也曾有过新婚宴尔的甜蜜光景。不过，郁达夫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就是爱情，并且在回应王映霞提出“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的，可以正式地和你举行婚礼”的要求的绝交信中，他一再说明与孙荃只有旧式婚姻的关系，没有感情，更没有爱，可见爱情在郁达夫的观念中，是有着独特的标准的。
郁达夫既不愿抛弃旧妻，又要与很在乎名分与颜面的王映霞在一起，这是极其矛盾的。到了这时，郁达夫内心的不自信已完全上升到了自我否定，连他都对这场恋爱不抱希望了。而结果却非常戏剧，绝交信不但没吓退王映霞，反而让她明白出于责任，孙荃是她不可逾越的一道坎，从而更让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子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并勇于选择爱情。
这对一见钟情的情侣，终于冲破芥蒂走到了一起。对于郁达夫而言，他不但有了一种人生满足感，还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热情，他戒烟戒酒，努力工作，并在信中对恋人立下承诺：
总之，映霞，我以后要努力了，要好好儿的做人了，我想把我的事业，重新再来做过一番，庶几可以不使你希望，不使人家会笑话你爱错了人。
这时的郁达夫明显了解王映霞是什么样的女人，知道她最在乎什么，因此为报答与保护这份爱情，郁达夫试图改变自己，去达到她的标准，不愿让这份爱情再遭挫折。
1927年，上海发生大规模革命政变，郁达夫借避难为由去杭州见日思夜想的恋人。在王映霞家里，郁达夫得到了热情的接待，祖父王二南对他一见如故，谈话投机，整天对酒谈诗，一顿饭要吃上四五个钟头。因此，虽然当时的郁达夫看上去有些不尽人意，创造社出版部因社会局势而陷入停滞状态，祖产未分，妻子未离异，子女赡养问题又因没钱而无法兑现，还因受到当局政府的怀疑而弄得行动都失去了自由，但王家还是认可了他。
王家的肯定让郁达夫十分振奋。他在杭州住满了一个星期才离开。回到上海的郁达夫不再心烦意乱，并且干劲十足，他暗下决心：“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再自暴自弃了。”并且他充满信心，努力变成王映霞喜欢的样子，并在给她的信中不断勉励自己，立下承诺：
我索性把烟酒都戒去了……映霞，人家都说我是为你戒的，我也觉得有点是为了你，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大约你要骇一跳，惊叹我的各种习气的改掉。
与此同时，王映霞也做出了爱的回应，由杭州转到嘉兴，在嘉兴二中附小担任教师工作。在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的默认之下，郁达夫决定将他们的关系公开，定于6月5日晚上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仪式，一本名为《艺术界》的杂志还刊登出他们恋爱的消息。
幸福并不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