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创造》时代
《创造》季刊的诞生
1920年春天的那次聚会，对于郁达夫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那一年郁达夫寄宿在日本东京不忍池畔的“池之端”二楼寓所里，正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深造，靠每月五十二元的官费在物价昂贵的大都市里艰难维生。生活的清贫，更激发了他对毕业后事业的渴望，大脑在不停地酝酿和规划一件影响他一生的，而且日后在现代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也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以来，郁达夫十分关注国内的新文坛，尽管身居日本，但兴趣使然，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书信往来或者交谈中，交流最多的就是关于新文学的话题。渐渐地他们发现，国内的新文艺创作远不如日本。对于阅读力非常强的郁达夫来说，当他在东京、名古屋的图书馆里饱览欧美的文学作品后，觉得十分有必要成立一个新文学社团，打造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望能成为中国文学的风向标。
那个春夜，囊中羞涩的郁达夫和张资平凑得一块钱，买来橘子，准备在朋友聚会上吃。这场聚会邀请了成仿吾、郭沫若和田汉。首先到会的是成仿吾，他带着郭沫若关于社团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书信和诗稿来，三个人就一边吃橘子一边讨论，待橘子都吃完了，问题也讨论完毕，还是没见田汉的人影，只好宣告散会。为此，郁达夫和张资平觉得晦气，白花了一块钱，会议竟开成这样。就在成仿吾离开时，他们气得指着他那装有郭沫若书稿的背包，连续用日语骂了几句脏话。
创造社就是在这场被郁达夫事后戏称为“橘子会”的会上初现轮廓。后来，他们又相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参会人员增加了郑伯奇、穆木天等人，终于决定成立文学社团，委派在“橘子会”上失约的田汉回国寻找合作。
尽管郁达夫他们详细规划好了文学社团组织办法、杂志出版、赢利渠道等事项，但现实的困境，远远比这些留学生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他们费尽周折，终于在一年后接到来自上海泰东书局愿意合作的消息。大家为此兴奋极了，郭沫若和成仿吾不顾毕业考试，立刻乘船前往上海，经过一番交涉商谈后，泰东书局才勉强同意与他们合办一本杂志。
带着这点成功和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日本与朋友们商谈。由于郁达夫身患严重的胃病，正在东京的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治疗住院，郭沫若最先找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等人商谈杂志的事，却讨论不出个结果，他只好去东京找郁达夫。
在医院的病房里，久别重逢的两人长谈到深夜，最后商定杂志名定为“创造”，意思是“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暂定出版季刊，等将来稿源充足后，再出月刊或者周刊。那一夜，郭沫若带来的问题，似乎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疾病并未削减郁达夫的斗志，郭沫若后来在回忆中说：“我看见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郭沫若刚走，郁达夫就提前出院，开始为《创造》运筹帷幄。他通知张资平等社团成员在他的住所开会，会上一致通过社团的出版刊物名叫“创造”，先以季刊形式出版，撰稿任务分发到每个人，趁暑假抓紧创作，暑期结束时交稿。
1921年7月初，郭沫若满载友人们的祝福，匆匆来到上海，实施《创造》季刊的出版事宜。然而，泰东书局给他们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并不理想。在编辑所里，小小的一间房充当卧室兼办公室，还与一个姓王的编辑合住。上海的7月天气炎热，郭沫若每天要看大量稿件，还要应付那些虚伪的人际关系，整天深陷于无聊的应酬中，外加办事流程琐碎拖沓，两个多月过去了，《创造》季刊尚未理出个头绪来，郭沫若却已经疲惫不堪。
联想起出发上海前，郁达夫的来信中“回到上海去不要为流俗所污”的告诫，郭沫若发现自己竟陷入了流俗。像他这样的人，凭现有的能力，想在上海靠文字养家糊口是不现实的，如今只有赶紧回日本继续学业，按期拿到文凭，日后肯定不难找工作。而手上这副烂摊子，他能想到的最佳接手人选就是郁达夫，于是给在日本的郁达夫寄出一封救援信。
郁达夫收到郭沫若的来信后决定立即回上海，没有一丝犹豫。9月初，郁达夫由东京起航回国，此次回国的心情与以往不同，满怀“大干一番事业”的激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心胸开阔，精神振奋。
经过简单的工作交接后，郭沫若就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郁达夫独自在上海着手《创造》季刊的编辑工作和联系“创造社丛书”的出版事宜。他似乎从未如此充实而紧张地生活过，每天阅读大量的稿件，编稿、改稿，与各种人洽谈事情，浑身充满活力，与他在日本常常感到生活无趣、压抑孤独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就在郭沫若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时事新报》就刊登出《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闻源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
郭沫若在日本看到这则文笔极富张力的预告后，对郁达夫的能力钦佩不已，连忙写信来说：“我在上海逗留了四五个月，不曾弄出一点眉目来，你不到两个礼拜，便使我们的杂志早有诞生的希望，你的自信力真比我坚确得多呢！”他还鼓励创造社的成员们：“我们旗鼓既张，当然要奋斗到底。”
郁达夫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与他自身的文才和复杂多变的性格中爽朗活泼的一面是分不开的。利用暑假到上海协助编稿的郑伯奇回忆起当时的郁达夫，这样说道：“他是中等身材，爱着中装，性情平易近人，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他爱谈论，说话很随便，但他的一双眼睛却不断地瞅着对方，似乎在探究对他的谈话的细微的反应。他的眼睛不大，也不近视，谈话时反射着光芒，显示出他的聪明、机灵和敏感。”而且，“达夫对于文学事业有很大的抱负，对于自己的创作，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他很重视自己的创作，不惜付出顽强的劳动”。
在充沛的热情和高强度的劳动交叉灌注下，郁达夫在编辑《创造》季刊的同时，还将自己的作品编成短篇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联合郭沫若的《女神》、朱谦之的《革命哲学》一同出版。《沉沦》是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集，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向。书一出版立刻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轰动，同样也给郁达夫带来了许多烦恼和打击。不过，在《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广告发出后，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就是出版经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安庆教书，而创造社和杂志，是他永远舍得全身心付出的事业。
建设创造社
《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并没有一炮打响。而《沉沦》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心理打击，却像病魔困扰着郁达夫。就在他回日本考完毕业考试，顺利拿到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证后，他再次回到上海马霍路泰东书局编辑所那狭窄憋闷的小房间里寻求工作与事业时，又是现实的无望和生活的压迫，使他再次踏上去安庆任教的道路。1922年4月，他从北京返乡参加祖母葬礼后又返回上海，在编辑所见到了郭沫若、成仿吾等人。
这时的郭沫若已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日妻安娜和孩子同行，对创造社的创办抱有拳拳之心。成仿吾为表忠心，当着所有人的面撕掉了家里安排他进商务印书馆的介绍信，而在安庆心情事业双重不顺的郁达夫，也被两位同人感染，放弃了归隐山田的打算，送走妻子和孩子，决定在上海和郭沫若他们大干一番，努力编好《创造》季刊。
很快，《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就刊登出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三人联合起草的《创造社启事》：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像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且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
创造社的“招募令”传出，给中国文艺界吹来了一阵春风，霎时得到响应，投稿剧增。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给创造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整个社团瞬间壮大。郁达夫每天的工作就是对那些上百份的来稿精心挑选，打算提拔一些明星级作者，白采、叶灵凤、叶宗泰、楼适夷、周全平等人在《创造》季刊上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学界的后起之秀。
随着阵容的扩大，那年5月，郁达夫提议有必要在《创造》季刊一周年之际，再办一种小型周报，此建议得到全体社员的赞同。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一号创刊问世，一炮打响，很快就与《创造》季刊风行全国，创造社顿时声名鹊起。
每逢周末，四马路泰东书局发行部门口就挤满了来买周报的人，报纸刚从印刷所里搬出来，油印未干，就被读者一抢而空。而郁达夫等人的工作也变得异常忙碌，星期一发稿，星期三送初校，星期五送二校，星期六送三校，然后才出版，一个星期下来，时间都被排得满满的。但是他们没有一声抱怨，大家都带着饱满的激情工作。
1923年7月中旬，《中华新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在读过数份《创造周报》后，决定给创造社写信，约请创造社为《中华新报》每天编一页副刊，篇幅是一面报纸的一半，信中声明编辑权归创造社所有，每月的编辑费是一百元。
这份邀请让郁达夫和成仿吾十分高兴，可郭沫若却担心《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怕被人利用。而郁达夫和成仿吾却认为，办一个日报不仅可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还能吸收到一些外来稿件，反正编辑权在自己手里，上什么稿件由自己定，不必过度顾虑所谓的政治色彩。
在创造社的努力下，名为《创造日》的日刊诞生了，它每天和《中华新报》一同刊出，影响了不少读者。为了避开政治关系，郁达夫还为创刊号写了篇《创造日宣言》，向社会公开刊物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不能言不屑言的。
我们这一栏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需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愿，都可以自由来开垦。
季刊、周刊、日刊同时发行，将创造社推上了鼎盛时期，内部人员不断增加，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终于初步实现了他们在“橘子会”上的预想。1923年，郁达夫还将《血泪》、《茑萝行》、《还乡记》三部作品编成《茑萝集》，作为“辛夷小丛书”的第三种在泰东书局出版。
面对自己奋力耕耘出的创造社的成果，郁达夫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总结说：“一九二三年的一年，总算是我的most productive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然而，工作上的丰硕成就并不能排解郁达夫内心的苦闷。由于与泰东书局合作之初没将条件和利润分成这些问题谈好，导致他们成了一群请来做事的长工，住在泰东书局提供的极为简陋的住处，辛苦干了一个月，只得三餐和些许零花钱。后来，见杂志销路不佳，零花钱没了，连住宿都成问题。
1923年8月，郁达夫接到北京大学的电报，由于陈启修教授去俄国讲学，经他推荐，校方决定聘请郁达夫接替陈启修的位置，担任北大的统计学讲师。听说郁达夫要去北京，创造社的骨干们都不同意，毕竟郁达夫是创造社的顶梁柱，他一走，别说季刊、周报、日刊难以维持，估计创造社都会变成散沙一盘。
被生活的贫困折磨得苦闷不堪的郁达夫还是走了。失去顶梁柱的创造社霎时陷入瘫痪状态，一直由郁达夫主笔的《创造日》在他走后的两个月停刊，紧接着《创造》季刊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苦撑到了1924年2月也宣告停刊。郭沫若本打算守住《创造周报》，但是，各种涌现而来的问题让郭沫若难以担当，他在信中对郁达夫抱怨：“周报时闹稿荒……周报我只想坚持一年，出满五十二号后我不愿再在上海鬼混了。近来生活索寞得很，没有欢欣，也没有哀感，心脑都好像石化了一般。”为减少家庭负累，郭沫若让妻子安娜带孩子们回日本，过了两个月，他也不能忍受贫穷和那些不断涌来的问题，决定追随妻儿们回日本谋生。
上海只留成仿吾苦守着，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郭沫若走后，郁达夫回了一趟上海，目的是停办《创造周报》，转而接受北京太平洋社提出的与创造社合办一份新周报的建议。他们俩向郭沫若转达这一提议后，郭沫若表示反对，因为太平洋社这一决策，不过是想借创造社的影响力，来扩大他们政治主张的影响。郭沫若后来在回忆中说：“这个求婚的倡议书本来是极好的，但又是成仿吾和我的洁癖误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们总是觉得他们太绅士了，说坏些便是官僚气味太重，一时好像合不来。”所以郭沫若不同意郁达夫的“将南北文人融合成一汇”的想法，拒绝“以创造社的文艺去做太平洋社的政治的附庸”，他认为，即使合办，也必须是政论和文论分开，交替出版。
苦守上海的成仿吾也很沮丧，此时他已接到广东大学的聘用书。郁达夫和他都觉得，按如今这个情况，最好的办法也只能与太平洋社合办了。
5月19日，《创造周报》刊出了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新周报的预告，同时宣布《创造周报》停刊，创造社的所有活动由此终止，郁达夫回北京，成仿吾去广东，创造社三巨头再次各奔东西。而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于1924年12月13日在北京创刊的《现代评论》，也因郁达夫等人发觉被人利用，发了几篇文章后就草草结束了合作。
创造社的复建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因文学才华得不到施展，郁达夫更加苦闷，十分渴望能拥有一份靠文笔谋生的事业，就更加怀念曾经的创造社了。而其他散落各地的创造社的同人们也有这样的想法。郁达夫离开北京到武昌师范大学任教，正好张资平也在此教书，他们俩一见面就讨论如何恢复创造社。总结过去的失败经验，郁达夫提出：若要复兴创造社，就要自己出版和发行，有属于自己的出版部，不再寄人篱下。
不久，成仿吾因奔丧而顺道来到武汉，三人相聚，仿佛多年前在东京的“橘子会”，都兴奋地讨论起创造社复建的问题来。成仿吾对郁达夫的想法非常赞同，最终三人决定创办《创造月刊》作为复建创造社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