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势要求党的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情况，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党内的不少同志，并不了解这种新的要求和党的新任务，有的党员经不起执政党的考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特权思想，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此，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1957年 4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方法做了全面规定。
整风运动从 1957年 5月开始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展开， 8月以后，逐渐向基层发展。许多党内外群众，特别是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善良愿望，诚恳地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我党依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通过学习文件，检查思想，根据群众所提意见，改进了工作作风。到 1958年的 5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旗号，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要共产党“下轿”，要求各党派“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面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我国不断渗透和颠覆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沉痛教训，决定采取果断措施。
1957年 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6月 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接着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等六篇社论。于是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开展起来了。到 1958年夏，这场运动基本结束。
反右派斗争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对他们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但是，出于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使党对斗争的发展不能很好地把握，许多基层失去控制，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许多正常甚至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被看做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许多对党忠诚的同志，许多与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许多有政治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到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成右派的人数达 55万之多。反右扩大化使多数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害。
在反右斗争中和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我国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 1957年 9～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58年 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进一步认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样就导致了后来直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二、“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党的八大上，确定了“既反对右倾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党内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滋长了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片面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在 1957年 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责反冒进为右派分子，是右倾，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同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中国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将在十五年左右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国内开始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958年 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虽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但它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此后，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
“大跃进”在工业方面把钢铁产量作为主要指标， 1958年初把计划指标由 535万吨提高到 620万吨，5月提高到 800～850万吨，6月钢铁规划会议上又提出比 1957年翻一番，即 1070万吨的目标。农业方面把追求粮食高产作为主要目标，提倡粮食放“高产卫星”，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违反科学的口号。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形式过渡。由于主观上认为公有制形式越高，越能促进生产，于是农业合作社越并越大，昀后导致了“共产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 4月，党中央提出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 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赞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全国各地不顾条件限制，一哄而起，掀起由小社并大社变为直接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的是 8月中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危害严重的浮夸风和混乱现象不但没有给予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会议形成的《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万吨钢而奋斗》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两个文件，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严重地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完成追加的 1070万吨钢铁产量任务，在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全国约有 9千万人，在各级党委的带领下，上山挖煤砍树，找矿炼铁，建起大小高炉上百万座。年底宣布全年产钢 1108万吨，实际合格者只有 800万吨。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劳民伤财，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发生困难，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后果。
北戴河会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更是惊人，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基本上实行了公社化。到 10月底，全国原有的 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成了 2.6万多个人民公社。在公社范围内，“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越刮越严重。社内贫富队拉平，生产队的劳力、财产可以无偿调用；社员的某些家庭财产被充公；社内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食堂化；内部管理是具备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些“左”的做法，完全超越了中国的现实，是对农民的剥夺，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导致这次失误的原因主要是：党对在经济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没有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党的许多干部尤其是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忘却了谦虚谨慎的作风，骄傲自满，凭主观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自反冒进以后，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些原因，导致了“左”的错误，使“大跃进”运动难以避免。
三、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就被毛泽东和党中央觉察。从 1958年 11月起到 1959年 7月，党中央连续召开了六次会议，主要从三方面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局部性错误。
一是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反对急于过渡。1958年 11月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12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专门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的讲话和《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现在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将来成了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实行了共产主义。无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企图过早地取消按劳分配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急于过渡的错误得到了制止。
二是初步调整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纠正了“共产风”错误。 1959年 2～3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指出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主义的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法则的，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这次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和同年 4月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文件，重申了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应有合理的差别；规定了生产队的部分所有权、管理权；要求坚决退还无偿占有农民的物资财产。这样，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和“共产风”问题才得到了初步解决。
三是压缩了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些高指标。将 1959年的 36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计划降到了 260～280亿元；将 1959年的 1800万吨钢铁生产指标降到了 1300万吨。
通过上述措施，“左”的倾向得到了局部纠正，稳定了当时的局势。但是出于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左”的倾向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所以纠“左”工作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不久又出现了反复。
1959年 7～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议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7月 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左”倾错误的看法，认为造成这种错误的客观原因是缺乏经验，主观上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7月 16日，此信印发大会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左”的指导思想，而被毛泽东误认为是对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7月 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的意见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这样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
8月 2～16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开展了对彭、黄、张、周的批判。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会后便在全国错误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受到极大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作风，使党内说假话，虚报浮夸恶习得以蔓延；在思想理论上，使“左”的思想和理论更加系统地发展起来，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党内，在经济工作中，打乱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助长了宁“左”勿右的风气，“浮夸风”、“高指标”再度回升。
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失误，加上从 1959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交债务，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粮食严重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财政大量赤字，通货膨胀，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城乡人民生活明显下降，许多地方不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四、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重大失误和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教训，使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渐认识到了国内形势的严重性，决心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尽快摆脱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1960年 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十年总结》的讲话，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实施调整起了重要作用。7～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内的经济形势，讨论了调整问题， 9月党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 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了“调解、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次年 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加以肯定，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
1961年 3月，党中央制定了《农业六十条》草案，取消了人民公社在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根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把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价下放到了生产队，纠正了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中的部分“左”倾错误。随后又制定了《商业十四条》、《手工业三十五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工业七十条》等文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各项工作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具体政策。这对纠正“左”的错误，战胜困难，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坚决地执行八字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于 1962年 1～2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以及重要厂矿企业等方面的负责干部 7000多人，故称为“七千人大会”。大会在原则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重点对 1958年以来的工作作了总结。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中，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错误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基建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公社混淆了集体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以及“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等。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除了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外，根本原因是几年来不少领导干部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作了重要讲话，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并对 1962年的工作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
“七千人大会”以后，国民经济进行了全面调整，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缩短重工业战线和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回笼货币和消灭财政赤字等。在采取经济措施的同时，政治上对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帽子。由于领导正确，措施得力，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
1964年 12月至 1965年 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郑重宣布：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议提出了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到 1965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好势头，调整任务胜利完成。通过调整，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为 37.3∶32.3∶
30.4，走上了协调发展的道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基本趋于正常，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超过了历史上昀高水平，总产值由 1962年的 1504亿元增加到了 2235亿元，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物价趋于稳定，市场出现繁荣。科学技术开始走向现代化轨道。1964年 10月，我国成功地爆炸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首次合成人工胰岛素结晶，这些成果当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各行各业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惜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思想仍未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 1962年 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发展了他在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就把社会主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1963年 9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1963～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 1月，党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强调阶级斗争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不过，这些错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