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和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来已久。早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它就已经侵占我国的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等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又曾一度取代德国强占了山东半岛。但它并不满足，还在窥视时机，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并把东北看做是它侵华的“第一个重大关键”。
1927年 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制定了《对华政策的纲领》，说中国东北是同日本的生存有“重大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的思想准备”。1928年日本企图策动东北“独立”，但张学良改旗易帜，使它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蒋介石对东北统治的加强，美国资本逐步渗入东北，促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东北的步伐。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的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者决心趁欧美各国忙于应付国内危机无暇东顾，趁中国国内战争频繁和国防空虚之机，实现其既定的侵华国策。为了准备对华侵略，日本一方面大造侵华舆论，加紧发展军事工业，在全国进行军事总动员。另一方面，驻东北的关东军不断制造事端，寻找武装占领东北的借口。 1931年 7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挑拨中朝民族关系，造成大规模排华事件。8月，又制造了“中村事件”，派间谍中村侦察我东北军事要地，被中国驻军处以死刑。日本趁机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满蒙问题除行使武力以外，别无解决之途径。国民党政府对此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但日本的目的并非如此，他们还要为挑起战争进一步制造事端。
1931年 9月 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日军占领了沈阳、本溪、鞍山、营口、抚顺和长春等 20多座城市，辽宁（除辽西）和吉林两省沦入敌手。此后，又向黑龙江省及辽西进攻。到 1932年初，仅四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 3倍于日本的近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东北同胞惨遭日寇蹂躏，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东北三省的失陷，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前，当日寇正在积极策划侵略东北时，蒋介石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 18日夜，日军大举进攻沈阳，张学良急电国民党中央。南京竟然回电说，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迫使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入关内。日军遂推进到山海关。 9月 18日后，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丝毫抵抗。他在 9月 22日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然要全国以公理对强权，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但操纵国际的英、法和美等国为了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镇压中国革命，不但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对其姑息和袒护，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有“剿匪”权，提出对东北三省实行国际共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在我国东北成立所谓“满洲国”，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并以此应付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 1931年 9月 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1931年 11月，日本帝国主义把溥仪挟持到东北。1932年 2月 16日，关东军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 1932年 3月 1日，日本帝国主义用“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 9日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出任“执政”。9月 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满洲国”。同一天，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确认日本以往在满洲国领域内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并予以尊重；确认两国共同担任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1934年 3月，在日本策划下又把“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事实上“满洲国”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支配，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是“满洲国”的太上皇。
二、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侵略者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汉奸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极端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下，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分驻东北铁路沿线大小城镇和军事要地。日军在伪军配合下，经常到各地疯狂地进行“讨伐”，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例如 1932年 9月，日寇对抚顺附近的平顶山村进行疯狂“讨伐”，烧毁房屋 800多间，3000多个居民惨遭杀害。日伪宪兵、警察和特务，到处为非作歹，随意逮捕、杀害城乡中国居民。据不完全统计， 1932～1934年的两年间，在东北因“反满抗日”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就有 67 000多人。因其他“罪名”被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日本帝国主义还采用各种狠毒的手段，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大搞所谓“治安肃正”运动，进行“大检举”。推行保甲制度，实施连坐法。实行所谓“归屯并户”，用刺刀强迫当地居民离开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并小屯为大屯，集中居住。后又“并大屯”，强行建立“集团部落”。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寇为进行细菌战，于 1932～ 1933年，在东北哈尔滨附近建立所谓“石井绝密机关”，丧心病狂地用中国人代替动物进行细菌试验。
除野蛮的军事统治外，日本侵略者还在“日满经济一元化”的口号下，通过各种方法，对东北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昀庞大的殖民掠夺公司。九一八事变以后，“满铁”的势力扩展到东北经济的各个领域。它垄断了东北境内的全部铁路，控制了汽车和航运业。它除直接经营东北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制铁所和昀大的煤炭企业抚顺煤炭会社外，还拥有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和满洲煤矿株式会社等许多旁系公司。除“满铁”外，还有其他垄断资本组织，如三井、三菱、大仓和东洋拓殖、住友、根津、安田及浅野等财销的势力也先后伸进东北，进行经济掠夺。“满铁”及这些垄断组织掌握下的企业，操纵着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村的掠夺更为残酷。它凭借暴力进行大规模的“武装移民”，大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还直接抢走大量农产品。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每年将近一半的豆类及其制品，近三分之二的粮食都被日寇抢走。此外，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面积种植鸦片，用来筹措侵略军费和毒害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还垄断了整个东北的商业和金融。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军事镇压和残酷经济掠夺的同时，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妄图消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强令东北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对带有中国民族意识的书刊一律禁绝，禁止中国关内报刊进入东北。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 3～7月，日本侵略者焚书 650余万册，还实施所谓教育的日语化、共荣化和职业化。伪满的学校从小学起，就把日语列为必修课。把中国语文课改称“满语”课，内容均是宣扬“日满亲善”和“王道乐土”之类的胡言乱语。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者伪造历史，捏造事实，胡说什么东北不是中国领土，东北人民不属于中华民族。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推行封建复古的教育，用“忠君爱国”、“忠孝仁爱”、“王道政治”等谬论，毒害中国人民。为了直接控制东北的各级学校，日本侵略者派出一批日本军国主义爪牙和法西斯文人到学校总揽大权，并对学生进行法西斯军事训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协和会”，作为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对东北人民实行残暴的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东北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面对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月 20日，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建立游击队，到 1933年在东北的磐石、东满和珠河等地先后建立起 10多支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杨靖宇和赵尚志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日联军在广阔的松辽平原上，在大小兴安岭的丛林中，不断袭击敌人的据点，破坏铁路交通，焚烧敌人军火仓库，炸毁敌人飞机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英勇的抗日斗争。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共歼灭日伪军 14万余人，抗日游击区扩大到 70余县。
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也不断地掀起反日斗争。1931年 9月 24日，上海爆发了 3万多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和 10多万学生的反日罢课。12月 17日，各地赴南京学生 3万多人联合示威，当示威队伍行至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珍珠桥血案”。
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满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他们要求政府停止内战，收复东北，开放政治，实行民主，支持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主张对日“经济绝交”。
在人民群众抗日反蒋斗争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1931年 10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领导其部起来抗日。12月，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的率领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 1932年 1月，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时，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与上海人民一道奋起抗击，打得日本帝国主义三易主帅未能得逞。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的政策，十九路军才被迫退出上海。 5月间，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当局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坚决主张抗日，一方面又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政策，而且不切实际地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中间势力、拒绝合法斗争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和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广泛的抗日反蒋的同盟者，丧失了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潮流暂时低落了。
三、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一二·九”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热河之后，得陇望蜀， 1934年 4月 17日，其外务省又发布了独占中国的声明。从此，日本更加积极地扩军备战。1935年它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
1935年 5月初，天津报界两个汉奸被暗杀，日本借机挑起事端，提出彻底驱除东北军及中央军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并以调遣军队入关相威胁。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7月 6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表示全部“承诺”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取消国民党在河北省境内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国军队；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取缔河北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这即为《何梅协定》。这一卖国协定，使整个河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上述“河北事件”未了，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 30日， 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旋即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要挟，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派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土肥原在北平谈判。6月 27口，双方达成协定，即《秦土协定》。规定中国向日军道歉，撤换有关军官，担保日本人今后在察哈尔可以自由行动；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撤走中国驻军，解散察哈尔省排日机构；撤销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职务等。中国在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此后，日本又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1934年 11月，土肥原进一步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指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使冀东 22个县沦于日寇之手。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之下，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12月初，又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和日本报荐的汉奸负责，管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和天津。这是一个既同国民党南京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侵略者有特殊关系的半自治政权。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上述 1935年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一连串事件，即称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使中日矛盾急剧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1935年 12月 9日，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和北平学联，领导北平市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学生们冲破警察的封锁，在街头贴标语、撒传单，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 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头和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搏斗，充分体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次日，全市学生总罢课，并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
12月 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正式成立的日子。为了抗议这个傀儡政权的成立，北平学生和市民 3万多人汇集在天桥和正阳门前举行大会，会后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平人民的斗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必须使学生深入工农群众，把学生运动发展为工农群众的武装自卫斗争。1935年底，平津各校近 500名学生组成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深入华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不久，为保存骨干，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阵线，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深入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起点，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的抗战作了舆论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其次，它为知识青年指出了正确的革命方向，为青年学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投身到伟大的人民革命洪流，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四、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在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总路线，以团结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5年 8月 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尽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专门技术出专门技术”的口号，提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适应华北事变后的新形势，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转变，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1935年 12月 17日至 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及总路线。《决议》明确指出，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应该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会后， 12月 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作了精辟的论述。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报告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就迫使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站起来参加民族抗日战争。就连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于英美和日本的矛盾，也有可能参加反日斗争。这种形势说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可能的。报告还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报告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比以前强大了，但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还暂时大于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力量发展也不平衡。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聚积雄厚的力量才行。所以，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报告告诫全党必须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右倾错误，牢记 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领导权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认真地担负起“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第三，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左”倾关门主义者看不到新形势的特点和由此引起的中国革命与反革命阵线的变化，否认组织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是危害革命，博得敌人的喝彩。
第四，对党的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会议决定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规定对富农的财产以及除封建剥削以外的土地均不没收，重申保护民族工商业；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斗争等等。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 5月 5日，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红军东征回师通电中，首次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 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及一切抗日军人和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虽予没收，但分给其耕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对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则全部没收。 8月 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只有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合作，才能真正救亡图存。9月 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和中共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由于日本侵略华北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南京政府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的对日政策也开始有所变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用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1936年 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所谓“昀低限度”的外交方针，并解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又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会议通过的宣言也申明，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的，则必出以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全会并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修筑战时战备工事等。
与此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国民党还多方寻找渠道，秘密派人同共产党接触。这些接触尽管因国民党坚持“溶共”、“收编红军”而没有结果，但它表明国共两党十年内战造成的对立已开始松动。
国民党的对日政策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其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和“剿共”的方针并没有变。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先后逮捕北平、上海和济南等地的爱国学生和制造了迫害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围追堵截正在长征的红二、四方面军，“围剿”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936年 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全国 20多个省市 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通过了救国宣言、章程及《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为执行委员，继而又推举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和李公朴等 15人为常务委员。当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发展到几十万人。 7月 15日，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但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 1936年 11月 22日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 7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直到抗战爆发，七君子才获释放。
在此前后，李济深、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失败后，继续坚持反蒋斗争，1935年 7月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在黄琪翔等主持下于 1935年 11月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提出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确定联共抗日方针等主张。海外华侨也以各种形式掀起抗日救国高潮。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各地救亡团体的建立，各种救亡刊物也纷纷出版。 1936～1937年，全国救亡刊物不下千余种，在唤起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作为重点。驻在陕西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两军的绝大部分官兵都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经过共产党多方面的工作，从 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敌对状态，“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西北地区实行联合抗日后，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但均遭蒋介石拒绝。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张、杨深感用“劝谏”的办法已不能奏效，于是下决心冒生命危险发动“兵谏”。
1936年 12月 12日，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市，扣押了随蒋介石来西安的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还电告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面对事变发生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决定派代表团去西安。 12月 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及处理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道路；给张学良、杨虎城以政治上、军事上的积极援助，切实做好迎击亲日派和日军进攻的防御准备。
根据上述方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和秦邦宪等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12月 17日周恩来等到达西安。 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谈判。经过两天会谈，终于达成 6项和平协定：第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第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第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第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表示同意业已达成的 6项协议，但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只肯以人格保证协议的执行。中共和西安方面从大局出发作了让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确，也是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虽然力图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和结果，扣留张学良，并对东北军和西北军采取分化和调离的办法，但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下令停止“围剿”红军，并先后将“围剿”红军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
1937年 2月，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国共两党的全面合作，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派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同时提出 4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共产党的这四项保证是一个有原则有条件的重大让步，其前提是国民党接受五项要求，其目的是换取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2月 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经过激烈的争论，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反共的立场，但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昀后不得不声明对外主张抵抗，对内主张和平，承认国共两党可以谈判。至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基本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