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的失败
武昌起义的炮声，震惊了帝国主义。它们对中国发生的革命极端仇视，妄图用武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武昌起义后几天之内，帝国主义军舰就集中在武汉江面进行武力威吓。然而，当时帝国主义各国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矛盾斗争中，不可能对中国革命采取一致的军事干涉行动，而且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已病入膏肓，帝国主义深知武力干涉无济于事，就以“中立”为幌子，
扶植袁世凯，用他来绞杀中国革命。
当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形势，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已被排挤回河南老家“养病”的袁世凯，并按照袁世凯提出的条件任命他为内锁总理大臣。这时，清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已徒具虚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销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袁世凯夺得军政大权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表示支持，一致同意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予便宜行事的机会。他们推英国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密谋，决定以“打”和“拉”的反革命两手来破坏辛亥革命。同时，帝国主义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接着，各省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会谈。第三天，英、美、法、德、日、俄驻上海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求双方尽快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它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对南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又指使税务司将关税交给袁世凯控制的清政府，切断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财源。在政治上拒绝承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攻击孙中山等人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能力，只有“强有力”的袁世凯才能“统一”中国，为袁上台制造舆论。
这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受到立宪派、旧官僚的压力。他们在临时政府内部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鼓吹对袁世凯妥协。在革命党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妥协。如章太炎等人就很积极地主张“和谈”。就连革命党的骨干黄兴也致电袁世凯，希望他建立“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早年加入同盟会的汪精卫，因行刺摄政王未遂而被捕入狱，释放后投靠了袁世凯，也在上海为袁世凯上台奔走效劳。孙中山外受帝国主义、北洋军销的压力，内受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派妥协势力的包围，不得不发表谈话，提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就让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之后，即开始逼迫清帝退位。在此之前，在和谈中南北双方订立了清帝退位之后的优待条件，其中包括清帝“尊号仍存在不废”，“岁用四百万元”，原有禁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故”等等。在此基础上，袁世凯又施以威迫手段，唆使不久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以及北洋军将领 40多人致电清廷实行共和，否则，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前。至此，清室少数亲贵王公虽然反对清帝退位，但实际上已无其他出路可选择。2月 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 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表示“赞同”共和政体。孙中山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及新总统必须遵守已颁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等条件，借以防止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肯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洋巢穴到南京就职。于是孙中山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北上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表面上隆重接待专使，满口答应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帝国主义也出面支持袁世凯，以借口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增派军队进入北京，制造紧张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再次被迫让步，同意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2年春，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显然，孙中山是希望用这部“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然而，政权既然落入了袁世凯的手中，这个约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4月 1日，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
孙中山解职和袁世凯上台，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
二、辛亥革命失败留下的启示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为之奋斗的以资本主义来救中国的理想为什么无法实现？究其原因不能单纯归咎于孙中山个人，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于中国的国情。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是近代中国昀基本的国情。封建主义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尽管进入近代社会后，受到重重冲击，但封建经济基础相当牢固，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当完备，封建的思想意识更是根深蒂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势力相当强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它们的殖民主义，因此改良派或革命派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它们的资本投资、原料供应、商品倾销基地的利益冲突，这是它们绝对不能容许的。它们必然要与中国反动势力结盟。然而，作为这场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相当的弱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发育不良，尚不具备领导这样一场翻天覆地革命的能力与力量。再加上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特殊过程，又造成资产阶级各部分力量的自我冲突和相互消耗。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的相互斗争，削弱了本来就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要依靠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阶级，去领导、推翻有强大帝国主义支持的如此顽固的封建阶级的统治，其失败的结果在意料之中。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它们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之间既相矛盾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他们去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就成为非常之难事，昀终导致其在反帝反封建实践中的妥协性、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独立的愿望，但反帝旗帜不鲜明；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矛盾，但对封建主义的本质缺乏科学的深刻认识，对封建传统在中国社会中的严重影响估计不足，因此他们在革命活动的全过程中根本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就拿辛亥革命来说，从同盟会的纲领和文件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都没有把整个帝国主义作为革命对象，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
中国是一个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土地问题。辛亥革命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却没有同农民的要求联系起来，甚至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即使在夺取政权后，也没有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农民为自身利益自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时，往往又遭到一些地方革命党人的镇压。从本质上讲，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权力与利益的要求，因而就不能也不敢发动和组织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没有农民的支持，就失去了革命强有力的支持，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由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中，主要依靠了两支力量，一是知识分子，以留日学生为主；二是会党和新军。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没有武装群众，建立自己强大的革命武装，也没有利用革命形势，积极掌握起义军的领导权，致使军队仍掌握在反动势力手中。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离开了强有力的武装，任何起义、任何革命均无成功的可能。
在组织领导上，资产阶级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时期虽然成立了统一的政党同盟会，促成了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但它们的联合是松散的，对革命宗旨三民主义的认识不尽一致，地域观念也未能打破。武昌起义胜利后，同盟会开始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便不能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果实。正如孙中山所说，革命事业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本身不巩固的缘故。
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说明：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建设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行不通，必须探索新的道路。
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在国际环境和自身因素推动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重压，建立了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也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