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朝开始了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是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当时的内部经济形势决定了，小农经济的中国从本质上讲就有一种先天性的封闭性，因为小农经济无法产生全社会范围内的产品交换和物资流通，并且由于地主占有土地，农民极度贫困，加上农民为了支撑自身的生活被迫依靠自身生产绝大多数的生活和生产产品，就更不需要向外求助什么，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贸易在古代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不大，导致了闭关锁国几乎是必然的。
外部环境上，西方海外扩张的狂潮卷向东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明朝统治者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对于如何对西方交流上，明朝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完全不顾世界风起云涌的新形势。而低下官僚作风把在东南沿海的外国商人以及中国百姓逼成了所谓的“倭寇”，更给了闭关锁国借口。
中国专制制度的不断加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己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再加上汉民族相对与周遍民族的先进被统治者夸大，所以形成了“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思想。闭关锁国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
明朝不光把中国封闭起来，明朝皇帝把自己也封闭起来，正德、嘉靖、万历、天启，这些货色十几年、几十年不上朝办公。隆庆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
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皇帝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明朝皇帝不上朝，而政务运行基本无碍，不是因为责任内阁，虚君立宪的分权宪政，而是太监代替皇帝行使专制大权。
到了明朝中期政权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偶有朝会，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小皇帝年纪还小，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满门查抄，家属饿死十多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十年新政，毁于一旦，皇帝态度的变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执政者面临社会危机的时候，苦于谋求出路，保全统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从而约束自己的贪欲，一朝改革初见成效，危机解除，贪婪的阶级本性又促使他们摆脱改革所带来的节制，进而废除改革。在张居正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
受文艺复兴的影响，欧洲社会开始跑步前进。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提出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伽利略开创了以实验为基础、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自然科学，他还用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牛顿在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创立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经典力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发展使教会的许多说教不攻自破，人们越来越感到自信。科学革命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并且人类凭借自己的智力是可以认识的。这就启示人们人类社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存在着某些法则，因而使理性主义发展起来，这场思想的革命被称为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主要内部包括：
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伏尔泰认为，自然赋予人类以思想、出版、信仰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卢梭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他同人民订立的契约。狄德罗认为，在自然界里，人人享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包括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人们通过契约组成国家，把裁决是非、惩处犯罪等权力交给国家，以保障财产权等自然权利。
主权在民、分权制衡。孟德斯鸠正式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们分别由议会、国王、法院行使；三权分立，彼此制衡。
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国王掌握行政权，与议会掌握的立法权和法院掌握的司法权相互制衡。主张民主共和制的有卢梭。
法治平等、思想自由。伏尔泰认为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不能违背人的理性，法律应当是理性的体现。康德也认为自由和平等只能在法律范围之内，不能为了个人的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康德还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提出人就是人，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工具。他说“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道出了启蒙的真谛。
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着欧洲的封建专制统治。它勾画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订立契约成立国家，不管是采用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国家权力都来自人民，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且用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就文化遗产来看，启蒙运动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它继承了人文主义。所谓发展，是指其将人文主义发展到理性的阶段，理性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在当今世界，启蒙思想的主张已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早已深入人心，法制正逐渐向前推进。启蒙思想是人类受益无穷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而受启蒙运动推动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场灾难。虽然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宣言》和一系列法律，传播了自由、平等思想，但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的破坏远大于他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讲法国大革命是人类世界的一场残酷灾难，摇旗呐喊的哲学家看到法国社会的惨状后都把嘴闭上了，从这时起不得不承认宗教有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真正把启蒙运动发扬光大的是开明专制的拿破仑，是拿破仑把启蒙运动里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和法律随着法国的扩张带向全欧洲。真正造成社会的进步是开明专制，而不是什么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