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下飞出一辆自行车，弟弟？！不不，这人完全没有弟弟的气质和风采，只是因为我想老家的亲人们，所以这时只要看到一个英俊、挺拔的男性，我就会以为是弟弟。走到老家楼下了，楼旁走出一位妇女，妈？不不，这哪是妈？仅仅那件蓝上衣，是妈妈也有的，常穿的。这么些年了，好像所有的男人、女人，所有的妈妈、女儿都只穿蓝罩衣。我尤其喜欢穿一身蓝黑色。同学叫我“蓝人”。我儿时，我的青春蓝人时代，都锁在这幢楼里了。
我不敢在老家楼前停留；不敢多看；这太消耗感情：到了女同学家，她的收录机里正播放广告节目：“西丽湖度假村，是你度假明智的选择。”但我此时很高兴自己在远离西丽湖、远离深圳蛇口的上海——已经无家可住偏偏强说有家的上海。女同学极欢喜地安排我吃、睡，我却哭了起来；我要看看我的家，我现在就想去！
我是在蛇口临时决定来上海采访的，所以未带老家的钥匙。我的女同学是有钥匙的。她开着我家的大门：“你先别进去，我先去开窗。”为什么我先别进去？啊哟，屋里一股什么味儿？一股久无人住的屋子的味道。不过我能毫无差错地分辨出这是我家的味道。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味道——搅拌着主人身上的味道和家具、食物的味道。
这一件件落满尘土、蓬头垢面的家具，于我便像故居老人那般亲近。嘿，这个旧得坑坑洼洼的、里边可以放进好几个饼干筒的饼干箱。家里最受惠于它的是我，最受惠于我的是它。我极有兴致地把妈妈买来的饼干装进去，又更有兴致地把饼干取出来。缝纫机上那个大针线盒还在！有一日我穿上一件太肥大的连衫裙，一下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妈妈不会做衣服。天知道她怎么用这个针线盒、这台缝纫机把连衣裙改出来的！这次我跑各地采访还穿着这件过时而合体的裙子。不过妈妈改这条裙子，实在是一场当时不堪想象、现在又不堪回首的恶战、灾难！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
妈妈正在我北京的家里为我披阅信件，接电话。依然咳着，还是那种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跳出来的咳嗽声。依然顾不上去治病，只是承担着母亲的义务——不不，是承受着女儿转嫁到她身上的义务，无尽无休，我才能想去哪儿采访就去哪儿，想来上海就来了上海。
女同学走了。我越发不能忍受这孤单，这寂静。在别处我喜爱独处、索居。在老家我渴望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了，拧紧那只老式座钟的发条，看看还能不能响了？响了！滴答滴答地响了。半小时还“当”的敲一下。总算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归来吧，归来哟……”我下意识地哼了这由费翔唱响了的歌曲。只哼了一句，自己就被自己吓着了——这屋里怎么有人声？
我回到同学家等吃饭。邻居家的女孩小兰兰来了：“我要听费翔！听费翔！”
“侬也知道费翔？”我俯下身来打量这个穿着汗背心、三角裤的五岁顽童。
“我顶喜欢费翔了。”她极开心地笑着，弯弯的嘴占去三分之一的脸，“他面孔好看，衣裳好看。我看见他要亲他一记面孔。”
兰兰把脸扎进被子里，扎猛子似的。
“我要和费翔结婚。”兰兰扎完猛子越发神气了。
“侬晓得什么叫结婚吗？”
“晓得。结婚就是吃一顿饭，擦红红(胭脂、口红)，吃桔子水。”
“费翔那么大高个子，侬这么小，人家要笑话的。”
“那么我们晚一点进去吃饭。”
“那侬总是太小。”
“那么等我长到十岁再结婚。长到二十岁！”
“侬长到二十岁，费翔就会长成老伯伯了。”
“那怎么办呢？”
兰兰，父母都是工人，既无海外关系，又和音乐无缘。兰兰比其父辈，接触的世界大，受的约束小，于是生出许多奇想。
先有奇想然后方有突破。不过兰兰的这个奇想，似乎是上海风味的。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上海妈妈对手推车里的两岁娃娃说：“橱窗里的阿姨好看哦？”我便和这个两岁娃娃一起向“橱窗里的阿姨”看去——一个个高鼻子长腿的模特儿，说不上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好看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上海小囡兰兰怎么这样喜欢费翔呢！
如同我的上海老家尽管久无人住，我一跨进去便能闻出老家的味道，我一走到上海的随便这儿那儿，尽管人异物变，总能一下就领略到上海味道。只有上海才是这样的，这样的。“妹妹，妹妹！”菜场上的一位大嫂子喊我。上海街头常常有些个体商贩这么招呼我。好像我从来就是她(他)的妹妹，好像她天天都在这么招呼我，乃至关照我。这不，我刚看了一眼鳝鱼摊一桶滑腻腻扭动着的活鳝，被牙刷柄一条一条地剖开了。一声“妹妹！”就把我和鳝鱼摊的距离拉近了，大嫂的眼神表情又在使劲儿把我往她那摊上拽。我还来得及想明白怎么回事呢，大嫂已经把剖好的鳝鱼塞进我的兜子里。我愣愣地想起话剧《桃花扇》里庆贺李香君新婚的台词：“不知不觉入了洞房，不知不觉上了牙床。”我呢，不知不觉买了鳝鱼。
个体商贩没进过经济学院也会做生意。不过上海的人嘴甜脑勤手脚快，有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各自便悟出许多生意经来。
我家附近的一个小书亭，是组合成我中学时代的一部分。现在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我怎么好意思拿起书亭里的书，一看就没个完。大概一看书，就把书以外的世界全忘了，靠着书亭站着，一小时，半天，今天复明天。不过潜意识一直在提醒我，这是人家的书。所以书在我手里不管多久，都和没人翻看过一样崭新。我至今看书还是这个习惯，至今不能容忍我的新书(我的书都永远是新书)借出去变成旧书回来。我经常买书送人而绝不忍心把书借出去，这个固习不能不追溯到这个小书亭，包括看书亭的一位老伯伯。我最高兴他到书亭旁边的公园里去上厕所，那是要走相当一些路的。当此之时，老伯伯便叫我进书亭，坐在他那把惟一的椅子上看管书亭。这样地被信任，这样地充大人，这于十几岁的我，真是大可以满足我的心理需求了。
我印象中，在我看管书亭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来买书。而老伯伯是常常要上厕所的，而我是常常看书亭的。那时候的人还是钱少。现在的书亭，不知为什么叫我老是联想到钱，钱多了。书亭里挤坐着两位像“橱窗里的阿姨”那么洋气的女郎。那衣着是需要一些钱的。从柜台到书亭的顶棚，这么一点空间也堆满了书籍和录音带。岂止空间，连空气也利用了起来，每一平方毫米的空气都在扩散着流行曲，招徕顾客。我是不招也来的。我先向A女郎买了一本第三期的《上海滩》。买完了一看，还有第四期的《上海滩》。便又向B女郎买这本。“你拿了几本？”B女郎的眼神，一下使我惶恐起来。“第三期的钱呢？”B又射来一句，一下把我发射到小偷席。而B和A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审视我。亏得A记得我交了钱的，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是这样想念那位老伯伯啊！当年他不到上厕所就不会打断我的阅读。我和他事实上从没交谈过什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书亭里的老伯伯和书亭外的小姑娘我，相知很深地共处着，乃至依存着——书亭没有老伯伯自然不成，不过书也需要人来读，才能实现书的自我价值。当然，书亭毕竟是商业性的，得有经济效益，得赚钱，都像我那样又想读书、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还行？那么，B女郎在钱的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正是全社会经济观念增强的一个反映，是一种进步。很好。只是，如果吓得顾客下次不敢再来，那么这账怎么算？
上海再怎么变，我也能用我的眼睛认出你是上海。不过，这一次我认不出来了。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大声在喊住我：“陈祖芬！”可是，你，你是——
他对我笑着，一个酒窝，又一个酒窝。
我冲他愣着，眨一下眼，又眨一下眼。
我就住在你对面楼上么。他漾开了两个酒窝。
哦——哦——我一点一点想了起来了，我都不认得你了。
我是很记得你的。
记在他那深深的酒窝里？自然。我和他结识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欢笑。我的上海老家和他家隔着一条不算宽的马路。窗下是法国梧桐，梧桐树上面是我们两家对着的窗口。他是个单薄白净的少年郎，我是一个混不知事的傻丫头。互相在窗口看见了，我们开枪便打。我家姐弟三人，他家兄妹三人。条件均等的双方便在各自的窗口架上玩具枪、橡皮手榴弹和一切可以权充枪炮弹药的东西——包括伸开拇指和食指当枪。总之，梧桐树下的街道是幽静的，梧桐树上的空气是紧张的。我不时把脑袋扎到窗台下面，躲避想象中飞来的流弹。他也是。
现在他开始发胖了，出现了两个我以前没见过的深深的酒窝。事实上，我以前从来没有走近看过他，和他的全部交往就是梧桐树上的战斗。
那时真淘气。他浑厚地笑着。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我们老是打仗——我说。我实在觉得那情景太可笑了。
他说他买了我的集子，要我给他签字。呵，给他签字我太愿意了。他在搞医学研究，我不懂得，不过我知道这远远比我的书有价值。他三十八岁，头发竟已灰白了。着一双草绿旧军鞋，背一只旧军用帆布包，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了。
我和他，是从少年人一下变成中年人的。好像没有青年时代，没有中间色的过渡。从见面光知道玩打仗的可笑少年，变成除了不知道玩什么都知道了的中年人。青年时代，他插队，我逍遥。后来又都忙着抓住珍贵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没再见过，直到这次。
我觉得他真好，比“橱窗里的阿姨”还令人悦目。我不会再忘记他了。我要记住这些为事业早生华发的人们，这些榨取自身来滋补我们的事业的人们。
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有一种幸福叫守候
文／佚名
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上海的中学生插队来到北大荒。
那年他才满17岁，还没有读懂这个世界，就被无情的命运从繁华都市抛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异乡。
他五光十色的生活瞬间被苍凉的大荒湮没，他曾痴痴望着南方，每晚在梦里哭泣，但醒来眼前还是天苍苍、野茫茫。寂寞与思乡让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就在这时，一个北方女孩走进了他的视线。那个年代的北大荒，爱情这个字眼还没有流行吧，一个不到17岁的小伙子，一个刚刚15岁的姑娘，更不会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说到底，他们连手都没敢拉过，他们就那样远远地、默默地被彼此懵懂的情愫牵系着。
爱情让他适应了荒原，除了野草，他还看到了美丽的花朵。几年的相恋后，他们准备结婚了，准备死心塌地在那里过一辈子。那些日子，他们沉浸在喜悦与兴奋中，相约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对被时代抛在一起的患难情侣，用汗与泪浇灌的爱情之花终于要绽放了。就在这时，一纸造化弄人的文件把他们从喜悦中惊醒了——所有知青大返城。他的家庭政策被落实了，他可以回上海上大学了。他不知所措，她鼓励他回去，而自己会在北方等着他回来娶她。
分别的前一天晚上，荒原上的月亮特别圆，她说不知道人今后能不能圆。他就发誓，一定会回来娶她。她幸福地笑了。他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从此，她最幸福的事，就是守候，漫长的守候。每天，她都要看看他临走时没有带走的换洗衣服，回忆他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容。他大学毕业那年，她每天都兴冲冲跑到县城的火车站，直到人群散尽。那些天，车站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她的事了。就劝她，别等了，因为从没见过走了后又回来的，她对此置之一笑，然后回家去等他。
春去春又回，雁去雁又归，她一直守候着他，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回到了他久违的都市后，他的父母就每天劝他忘记她，忘记北大荒的生活和一切，他说他做不到，母亲就每天看着他，父亲还模仿他的笔迹，向北大荒寄了一封信给她：我不会跟你结婚的，我们分手吧。
收到信，她晴天霹雳一样的感觉，眼睛一黑，一下子靠到门上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村子里的人都来劝她，不要再等他了。趁年龄还不大，嫁了算了。但她无动于衷，她把那些人赶出家门，坐在家里守候，她相信，有一天，他会随候鸟一同飞回来。
她最幸福的事，就是守候，漫长的守候。春去春又回，雁去雁又归，她一直守候着他，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终于被逼着跟父亲老战友的女儿结了婚，她的影子，在他的印象中渐渐淡了。婚后两口子去了美国，几年后离了婚，他一个人回到上海。就在那一年，与他一起插队的同伴儿回了趟北大荒，那个同伴儿见到了憔悴不堪、一直独身的她。她对那个同伴儿说，不要找他，不要打扰他的生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其实这个同伴儿好几年前就调到青岛工作了，早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可事情就这样凑巧，有一次他去上海出差，临走前去一家商场买东西，他下班回家也碰巧路过这家商场，于是，这两个20年没见面的老朋友巧遇了。同伴儿问他，你知不知道有个人一直在等着你。他说谁呀，同伴说是她。他差点没摔倒。他丢掉了手里的东西，发疯一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这个冬天，距离他和她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整整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