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中国古代的“四书”之一，被奉为国学经典，是一部探讨有关“人性”及“道”的书。所谓“人性”，是指人的天然禀性；所谓“道”，是指循着“人性”行事的方法和规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庸之道”。
在日常生活中，“中庸”两字易被误解，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没有是非判断的折中态度，或者是一种平常的、平和的态度，有缺乏“斗争性”之忌，又有“和事佬”的味道，不具备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当今充满改革和创新的现实社会中，似乎是一种应该摒弃的态度。
而儒家思想包括《中庸》给“中庸”赋予了特别的内涵。《中庸》指出：人或事物以自身的本性存在时，是谓“中”，即中正或正中；此外，对人或事物的把握与其自身的本性一致时，也是“中”，即切中。而“庸”则是指人或事物存在的平常性和普遍性。“中庸之道”也就是准确地把握人或事物的本质并以此行事的方法。这就不难理解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了。可见，当“中庸之道”实现的时候，也就是人或事物实现自身本性的时候，此时，天是天，地是地，万物是万物，各是其所是，各安其所，各遂其生，彼此相安无事，也就是整个世界圆满和谐的时候。
如此看来，“中庸”是一个把握人和事物的正确方法。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一个事物，有它存在的边界，正是在这个边界之中，一个事物才能作为一个事物。“中”就意味着事物恰好处于它自身的边界之中；若事物超过了自身的边界，那是“过”，它就成了另一个事物；若事物尚未达到自身的边界，那是“不及”，它还没有成为该事物，只是该事物的相关物。因此，只有“中”才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以此处理问题才能符合“道”的要求。
由此，不难让人联想到“度”。履行“中庸之道”的关键，其实就是把握一个“度”。“度”在哲学上的涵义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这其实就是“中”的涵义，“度”也可通俗地理解为“分寸”。把握好“度”，就是把握了事物最能反映其本质的状态，所谓“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过不剩”；把握好“度”，就是把握了待人接物的正确方法，所谓“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亲疏得当”；把握好“度”，就是把握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所谓“不急不缓，有张有弛，进退自如”。
《中庸》希望人们按“中庸之道”行事，并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达到修炼自己品行的目的。这多少有点让人左顾右盼，小心翼翼，甚至无所适从。其实，《中庸》并不约束“人性”的自由，只是要求“人性”的张扬适时、适地、适度而已。譬如，它主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是说：人在没有喜怒哀乐时，人心是平静的、空灵的和透明的。一旦有了喜怒哀乐，也是正常的，只要因喜怒而喜怒，因哀乐而哀乐，合乎节度，没有过与不及，便是符合常理的，此时，人心也是平和的，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每个人心气都是顺的，社会秩序也就井然，天下也就太平了。
《中庸》对“中庸之道”推崇备至，认为它是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至德。《中庸》主张：“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惩恶扬善，执两用中”，“白刃可蹈，中庸难得”，“君子之道费而隐”，“道不远人，远人非道”，“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凡此种种，就是为了反复告诫人们：凡事必须把握其本质，并应循着本质行事，而且片刻也不能偏离。这样，就能成为一个行为得体、道德高尚的人，否则，走的便不是正道了。因此，《中庸》也是一部劝人为善，教人守道，提高人素质和境界的书。
“中庸之道”，虽然只是简明之道，却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大道。它是中国人传统的精髓，体现了中国国民性格的特征，也是中国人把握事物和处理矛盾的行为准则。虽然世人对此有褒有贬，评价不一，但终究有其生存价值和社会功用。正像一位名人所言：“我们中国人，应用这种哲学——中庸之道。它能促使人奋发图强，又让人乐观而不趋于功利，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自由定义。它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我并不寻求所有人的认同，只是自己乐此不疲，坚持不懈！”
《中庸》在儒家智慧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是一部永远散发着道德光芒的书。
201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