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月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对《兄弟》（上）有所肯定，遂遭若干朋友误解讥诮。他们认为我无视显然的事实，似乎公众早有定论，大法官的锤子也敲过了，那厮已验明正身，我还煞有介事摸出皱巴巴的辩护状。然而我想是否有定论还未可知，果真有，也应该允许我保留继续辩护的权利——何况定论往往并不一定代表真理。
《兄弟》（下）出来后，这些朋友已失掉当初那份捍卫真理的热情。据说（下）比（上）更差：“简直胡闹！”他们看我的眼色，若非幸灾乐祸也是充满同情：看你还有什么可说。
读完《兄弟》（下），我决定辩护到底。无论（上）（下），《兄弟》都有值得为之辩护的东西，尽管可能只那么一点点，如荒野磷火，但我总不忍任其熄灭。
许多人说《兄弟》（上）写歪了“文革”，（下）再把“现在”写歪，加起来就是歪七歪八。这是目前针对《兄弟》的主要批评。然而写歪“文革”又写歪“现在”的作品多了去了，何以《兄弟》成了众矢之的？
也许大家觉得别人是努力写“正”，力有未逮而写歪，情有可原。余华则压根儿不想写“正”，一味避难趋易，避重就轻，硬将两个复杂沉重的时代简化，抽象，蒸馏，提炼出“爱”、“恨”、“痛苦”、“残酷”、“暴力”、“愚昧”、“性”、“荒谬”等元素，紧抓不放，用墨如泼，肆意夸张，反复渲染，一根筋写下去，从头到尾没变化，如此拙劣的手笔，竟然出自著有《现实一种》、《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特别是《呼喊与细雨》的“先锋作家”之手，岂非“武功全废”！
为《兄弟》辩护到底小批判集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正”写这两个时代。或许我们许多人都有关于“文革”和“现在”的想象，而余华提供的与之不符，于是失望和愤怒？但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想象，为何不能花两秒钟考虑一下别人的想象可能也颇值得一顾？文学记录各人关于“文革”和“现在”的想象，只有一条“正”路吗？果如此，除了绝对正确的某一位作家，所有其他中国作家不都可以休息了吗？
《兄弟》写历史和人性确实简单。写“爱”，就是李兰和宋凡平、宋刚和林红之间毫不展开的原始单纯的夫妇之爱，或李光头和宋刚之间同样原始单纯的兄弟之爱。写“恨”，就是“刘镇”的众男女无缘无故的相互仇视。写“残酷”和“痛苦”，就是将人打得不成人样。写“荒谬”，敢于捏造一场目前肯定不会有谁敢悍然举行的“处美人大赛”。余华总是粗线条地将某个戏剧性事件放大，重复，“偷窥事件”、“蹭电线杆子”、“吃阳春面”不用说了，写用拳头多次打人，也非要数出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可。人物形象几乎全部概念化、扁平化、脸谱化、小丑化（包括善良无辜的宋凡平、李兰和宋刚、林红）。作者对事对人的描写紧扣上述五大元素，直奔主题，单调，重复，浮露，似乎除了不断强化相同内容，就只剩下单纯的增长篇幅，水分之多，不在话下。
叙述和语言也简单至极。自始至终都是全知视角主观讲述，快速推进，不肯流连于细节的琢磨，吵吵嚷嚷的高调叙述一贯到底。语言的简单则表现为避免诗性含混的尖新之语（这曾是余华用力所在），堂而皇之地批发平板粗直的大白话和俗滥的成语套话；其次就是把全部语言的可能性压缩于特殊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阶层的市井口语范围，包括进入市井口语而与之水乳交融的政治流行语言（李光头向宋刚发誓“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清一色地拒绝其他语言要素的渗透。
充分暴露人与事的简单是《兄弟》的主旨，与之匹配的表达方式，就是取消叙述和语言的复杂与深刻。因此，说《兄弟》简单我完全同意，我只是反对简单地对待《兄弟》的简单。我认为，无论作者所要发掘的历史和人性的简单，还是他刻意制造的本身就具有一定模仿效果和奇观性的简单的叙述和语言，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恰恰是我们需要正视的现象。
我所谓“简单”，也就是“贫乏”，即实实在在承受了上述人性和历史诸元素而在精神感受上一律表现出来的贫乏。这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贫乏，是靠我们目前的智慧和力量还无法改变的太伟大的挡不住的贫乏。客观存在的复杂沉重留给灵魂的印记只有贫乏——余华抓住的正是中国心灵的这个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最能表现这个秘密的适当方式，那就是“简单”和“重复”。
朝着“简单”和“重复”努力的作家也不少，但余华做得更彻底——他撇开了所有可能附着于“贫乏”之上的种种意义的光环（回想一下同样简单的韩少功的《爸爸爸》所收获的那些可疑的“象征”、“意蕴”吧），以粗鲁的写实手法紧紧抓住“贫乏”本身，不仅剥夺虚假的丰盛，而且剥夺“贫乏”本身，使“贫乏”单纯地以“贫乏”的形式显露出来。李光头这个人物集中体现了余华以简单与重复的手法表现“贫乏”时在艺术上的彻底性。我为余华辩护的就只这一点。在我看来，“贫乏”也是余华从出道以来用各种方式试图告诉读者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发现”。我始终感念他的也就只这么一点。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就想抵达《阿Q正传》早就加以充分揭露的这种“贫乏”，然而总有一些似乎丰盛的假象掩盖着“贫乏”。久而久之，我们的作家甚至已经遗忘了中国特产的“贫乏”，反而纷纷追求起历史和人性的丰盛来，由此制造了许多新的“瞒和骗”。现在“贫乏”终于来了，大家却假装深沉和复杂，集体加以抵制和贬损，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渐趋成熟的文学所应该有的。
我觉得今天拒绝余华的“贫乏”，颇有点像90年代初拒绝贾平凹的“颓废”，都是为了证明自己不颓废或不贫乏。前面所谓“定论”，大概就是这个吧？
如果我们把余华的《兄弟》和铁凝的《笨花》放在一起，对比会非常鲜明。铁凝凝神屏气、穷搜幽讨、力举千钧地汇聚民族元气，展示民族曾经有过可能还会再有的深闳博大，余华则兴高采烈、油滑十足地取消一切厚重深致。铁凝写出了历史和人性的立体，余华则告诉我们这个立体到后来如何成了被压扁的可笑的怪物。铁凝做加法，余华做减法；铁凝走正路，余华走偏锋。你可以喜欢铁凝而讨厌余华，但你不能以铁凝取消余华，也不能以余华取消铁凝。
突然做起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是因为读《兄弟》（下）时，刚好拿到《笨花》，后者使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针对刚刚过去的百年历史，中国文学将会出现与之相符的复杂沉重的巨著，犹如托尔斯泰之于俄国，帕斯捷尔纳克之于苏联，福克纳之于美国，福楼拜之于法国。然而即使真的到了那时，余华所发现的“贫乏”，他以虚无的心态描写这种“贫乏”时所采用的同样“贫乏”的叙述和语言，仍然难以回避。实际上也只有把时钟倒拨到一百年前，铁凝才得以施展她所积累的有关民族生活史的丰富知识。倘若让她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近五十年历史，《笨花》模式就不合适，起码也得掺杂一点《兄弟》的笔法。《大浴女》不就是这样吗？
当代文学痴迷不贰的读者们总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作家也能贡献像外国文学名著那样雄浑深厚、莽莽苍苍的鸿篇巨制。然而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不碰这五十年历史则罢，否则就总绕不过“贫乏”二字。说真的，关于过去五十年，我们可曾有过绕开余华式的“贫乏”而真正抵达了复杂深沉的文学吗？没有。不错，社会呼唤复杂深沉，读者期待复杂深刻，许多作家也追求复杂深沉，但为什么辛辛苦苦获得的一点复杂和一点深沉，总架不住一两句简单（或贫乏）的搞笑呢？因为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贫乏”中。
在这意义上，《兄弟》以奇观性和闹剧化写作揭露的“简单”或“贫乏”，毋宁给试图把握近五十年历史的中国文学设立了一个必须征服的噩梦般的难关。这个难关被征服之前，任何假装的复杂、硬添上去的深沉，都会一捅就破，一触即溃。这就如同说服不了小孩子的智者终归是笨伯，吃不消玩笑的信仰终归是假道学，害怕简单粗直的文学终归是假装出来的复杂与厚重。真善美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必须克服并包容其对立面才能建立起来。
头脑里留着“先锋作家余华”身影的读者指责《兄弟》简单重复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似乎忘了，即使在“先锋文学”时代，余华作品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对于人性和历史的简单即“贫乏”的揭示，只不过那时候套了一件“先锋文学”的外衣罢了。这使我想起张爱玲刚写出婉转玲珑的《金锁记》而突然弄起张恨水式的《连环套》，傅雷先生就曾出面“腰斩”。其实何必，连张爱玲自己都反复申明，她所描写的主要内容无非就是“姘居”而已。就这么简单，岂有他哉。
其实简单与重复也是一门学问。对张爱玲来说，没有半截子《连环套》，哪会有后来的《小艾》、《十八春》、《秧歌》和《赤地之恋》？简单贫乏的历史正该用貌似简单贫乏的语言和叙述形式来表现，才更能丝丝入扣。别说我们这里暂时还产生不了托尔斯泰或福楼拜，即使有，用他们的笔法能够写出堕民阿Q或混世魔王李光头吗？
从《呼喊与细雨》到《兄弟》，余华差不多一路狂奔企图做回他自己：以简单而重复的笔法揭示中国心灵的贫乏。他一边奔跑，一边将先锋时代随手捞到的奇装异服统统脱掉，于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又有了《兄弟》。他大概就这么一点货色而已，从前加了许多包装，现在裸呈了。我们该叫他穿上已经脱去的衣裳继续装神弄鬼呢，还是让他诚实地告诉我们他所能看到的其实就这么简单，这么贫乏呢？
七个月前我说过，“我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写《兄弟》（下）的‘现在的故事’，但如果他足够忠实于自己的领受，我敢肯定即将面世的‘现在的故事’不过就是‘文革的故事’的重复——而且我也愿意提前欢迎他的这种重复。”现在我也并不想收回这句话。
2006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