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交通大学文学院按规定公派已服务十二年的青年教师张生去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学校随他自己联系，只要对方接受。出于虚荣心，他本来选择哈佛，但被那里的一位据说已经誉满全球的华裔教授巧妙婉拒，所以只好选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该校从地理位置讲，在美国西海岸，隔着太平洋与中国遥遥相望，又毗邻华人众多的洛杉矶，感觉上与中国很近，却与美国的精华部分，即隔着大西洋与欧陆及英伦三岛一衣带水的东海岸很远。这对天性好动、好奇心十足、对这个越来越没有多少新鲜劲的世界仍然保持旺盛探索精神的张生来说，自然有点不爽。为此他专门乘坐现在有钱人大都不敢问津的灰狗公司长途汽车横贯美国，去了趟东海岸，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三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转悠了一圈，稍微弥补了蹲在边缘而不能深入腹地的遗憾。
他这样不辞劳苦长途旅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耐不住孤寂，虽然花了不少钱打电话给世界各地好友，但电话毕竟是电话，解决不了燃眉之急，相比之下，身体的位移（就是折腾）更能排遣伏处一地容易滋生的那种孤寂。
但这趟灰狗之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心理疗救的效果，回加州不久，张生便因为再也无法忍受异国他乡的孤独与寂寞，提前潜回上海。
碰巧我也正好回上海，刚一进门，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们两家隔一条马路，好几扇窗口可以彼此观望，我怀疑他窥伺已久，见我屋里灯光一亮，就立即接续了访美之前的定期骚扰，迫不及待要与我分享孤悬海外的经验。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被他绑架着在拔地而起的五角场商业区——张生用他刚学到的英语称之为“五角场贸”（Wujiaochang Mall）——痛苦地喝下一大杯“星巴克”咖啡，听他细诉衷肠。这场马拉松式的倾诉稍加提炼，便是一句“张生名言”：“我去美国其实并没有做什么访问学者，我访问的主要是我自己”。
你硬着颈项要到几时？小批判集我觉得这句话足以和他痛恨我言必称引的鲁迅先生的“我从西方盗得火来本意乃是煮自己的肉”媲美，可谓悟道之言，也透露出他在老朋友面前的诚实——或许正因为有这种诚实，加上喝了跟我同样规模的一大杯星巴克强力咖啡，他才能吐出这句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格言警句。
但2007年底，张生忽然递给我一本书——《乘灰狗旅行》，告诉我这就是以他一年美国生活经验为素材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我顿时意识到事情被他搞大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句名言那么简单，很可能是一部需要我认真对付的名著了。我因此也就正襟危坐，带着一度被李安《色，戒》弄乱好不容易才平静下去的心情，一篇接一篇拜读张生这些据说与美国有关的短篇新作。
说“新作”，因为张生确实已经久矣夫不写短篇了。我们当初认识，本来就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善于用“否定”、“穿越”等基本概念解构宏大体系但目前正在西湖边上探索“什么是健康人生”的吴炫大师在尚未识荆之前就曾经写过关于他的短篇的专论，但不久他便鬼迷心窍——或者说见猎心喜——跟在一大班名义上弄文学其实是弄钱的中国作家后面大写起长篇来。事实证明读这些长篇的人屈指可数，因为他既不写性，也不讲史，对人民币也没有显示特殊的敏感，读者冷淡正在意料之中。但他“还是选择了坚强”（这是张生与我交往时经常冒出的又一句名言，出处待考，但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不管何时只要我稍微表示一点软弱，他就拿这话安慰/搪塞我），硬是不肯承认失败，甚至由此得出一种极端的“读者反应理论”：他的作品不为当代读者写，也不为当代批评家写；衡量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好坏只能是未来读者的事。原来我们虽然形影不离，在文学上却处于两个不同的时间，他已经拔腿跑进了未来，把我剩在当下，所以尽管我常常对他的大作出言不逊，却一直能够相安无事，直到如今。
在朋友当中，我自己知道对张生亏欠甚多，所以每当他气急败坏重复那套过激的“读者反应理论”，我一般总是唯唯诺诺，不敢撄其锋芒。打从“乐莫乐兮新相识”时写了篇评论他的短篇的短文以来，对他日后的作品尤其是“高产可畏”（一篇拙作的标题）的长篇，诸如《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倾诉》（写下这些出版即死的速朽之作的题目时我心里委实难过，因为这耗费了张生无数宝贵的日日夜夜），就仅限于口头打击，未敢宣诸笔墨。好在这么多年他也证明了自己具有过硬的“抗击打力”（这是我一度迷恋的拳击比赛术语），但我知道他之所以经得住我一再打击，除天性宽厚、比较自信以外，那套过激理论也帮了不少忙，而我也乐得穷寇莫追，随它去了——否则他这根明显强词夺理的可怜的心理支柱，我或许也会因为实在看不顺眼，必欲拔除而后快。
这些年来，我和张生之间始终在玩一种比拼内功的危险游戏。我尽量加大说真话的批评力度（当然是拣软柿子捏），张生则尽量扩充他的气量。哪一天我走得太远，或者他到了容忍的底线，游戏也就结束，变成“今天天气哈哈哈”了。这样的悲剧不是没发生过，但我私心希望永远别在我和张生之间。
那么他写美国故事，弃掉几乎没有尝到一点甜头的长篇，重新拾起胜任愉快的短篇，是否意味着迷途知返？也未必，我看多半还是因为他毕竟只在美国过了一年，贸然弄出一部长篇，会被大家视为笑柄的。“我很害怕成为笑柄”，这也是张生私下经典的口头禅，我未经同意将它公布，目的是希望它快点成为又一句“张生名言”。其实我们这里并不乏去国外游历一番就回来大写特写的特别敏感也特别博学的作家，但张生不在此列。这本《乘灰狗旅行》所收的九则故事一律采取短篇形式，表明他的虚荣心还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当然这九则故事也有某些花里胡哨的小摆设（比如美国特有的但经常被张生所嘲笑的粗糙的食物、流行音乐、热播的电影、体育明星以及当代美国英语的某些“切口”），不时地“show”一下，表明主人确实去过某国某地——这说明张生毕竟还是有虚荣心的，但也仅限于阿Q从城里回来后向先前欺负他的末庄的狗男女炫耀一批顺手牵羊弄来的货色而已。
梁简文帝萧纲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张生则反之，平常言谈特别“放荡”，落实到文章，总是防守严密，相当的谨重。已经有许多朋友指出这一点，但他我行我素，也没办法——也许他确实有他的道理。
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有把握预言一下：在张生近期作品中，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命运将比刚才提到的那三部长篇好很多，甚至会胜过他以前所有精致的短篇。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中国现在虽然网络进步神速，但许多中国人的身体毕竟没有到过美国，张生千里迢迢带回来的那些小摆设，应该能够暗暗满足这些读者的好奇心。满足之后再去贩卖，又会进一步满足贩卖者的虚荣心。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
其次，这本书之所以会有较好的命运，是因为张生立志要为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或虽然到过但在他看来依然没有看真切的读者破除美国梦——具体说来就是好莱坞电影所制造的美国形象——虽然美国梦是否等于好莱坞电影所制造的美国形象或幻相，张生并没有严格加以区分。比如，他告诉我们美国远没有好莱坞电影宣传得那样文明、强大、富有，美国人的生活许多是清教徒式的，美国社会也并非像好莱坞电影通常描述得那样充满了色情、暴力和诸如种族和阶级歧视所导致的危机，美国的大街和沙滩上，据张生说，他的眼睛快要眨出火花也没有见到有多少美女。至于美国自然风光，他横贯北美腹地，所见只是“干燥空旷的沙漠，灰扑扑的山地，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原野”，再就是这些景物“数量上的毫无意义的堆积”（《乘灰狗旅行》）。他呆得更多的南加州的“好天气”，也无非让他在回到上海后经常跑医院看皮肤科——猛烈的太阳让他皮糙肉厚的面部患上了日光性皮肤炎。
张生如此浓墨重彩描绘美国的贫瘠、枯燥、荒凉，我宁愿当作一种个人风格化的小说修辞，意在给被好莱坞电影欺瞒已久的中国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效果。“啊，原来美国是这样子的，还没有上海甚至郑州好玩！”。这就够了，也无伤大雅，因为稍稍具有一点常识的读者都不会把这样的描绘当作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际，否则他们刚刚脱离好莱坞的罗网就又落进张生的陷阱，刚刚从美国电影的简单化的美国梦境走出来，就又踏进旅行者张生所提供的另一种简单化的美国图景。张生只是告诉读者，他作为一个过客看到的美国与好莱坞镜头中的美国有显著差异，如此而已，——他并没有触及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化的本体，这一点他有言在先。
不过清除掉这些可能干扰我们视线的建筑物上的装饰品，就可以看一看这部速成的短篇小说集所描述的另一个当代美国社会的本体——美国华人社区众生相了。
80年代中期，王蒙曾计划写一个系列，专门反映美国华人生活，题目就叫“新大陆人”。也许他当初写了《相见时难》，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和他同龄的美籍华人“蓝佩玉”，意犹未尽，想再接再厉弄一个系列，但毕竟素材不够，只好知难而退了。90年代以后，赴美的中国作家越来越多，但美籍华人的群像依然杳如黄鹤。无论哈金还是严歌苓，要么写一些半生不熟的美国人，要么干脆梦回神州，继续写那些其实与自己已经渐行渐远的同胞，给美国读者的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观看。王蒙者，张生钦佩不已的前辈作家也；哈、严者，张生平视的同辈后进也，所以他的毅然出手，我猜想一半是为了完成王蒙的未竟之业，一半也是为了做哈、严辈所不屑做或做不了的事。
但这样写出来的《乘灰狗旅行》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报告文学或随笔。在我的定义中，报告文学或随笔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度使用理性。尤其在材料单薄的情况下，理性的过度使用或滥用必然令本来可以故弄玄虚的叙事变得一览无余，无法像同样轻薄的比如张生所景仰的村上春树的小说那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来一个突变，将读者从熟悉的无甚新意的凝滞的日常生活的泥淖导向异质的（理性不能操控的）未知领域。我觉得这就是艺术与宗教的分界线。到了这分界线，作家倘若刹不住车，就要僭越说出自己无权说也说不好的话；但如果达不到这分界线，他就只能是普通的报告文学或随笔作者，不管技术上可能显得变幻多端，邈悠难测。
《乘灰狗旅行》的技术确实可以夸耀，因为这几乎突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戒律，单凭那一点素材就有板有眼写出这么一大本来。然而很惭愧，我不得不说《乘灰狗旅行》就提供了上述普通的报告文学或随笔式的小说的范本。它是如此平淡无奇，粗陈梗概，简单透明，甚至苍白琐碎，你不用担心那里面会藏着比如从村上春树小说中失踪的那头大象。我并非莫名其妙的神秘主义者，也不是梭罗式的超验主义者。梭罗那种从一只水鸟的瞳人看到上帝本人的眼睛的功夫，我望尘莫及。但至少对小说家来说，从生活的任何一条孔道进入都应该能够触摸到自己无力把握的整体的或宏大的神秘。张生小说缺的就是这个。事实上在许多时候，他也会迎面撞见神秘。比如，他自己告诉读者，每当他独自面对大海总能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无限。但这只是一时感想，他不允许自己沉没其中，更不允许自己抛弃理性的傲慢而委身大海所晓示的无限。他所做的只是迅速转身，背对大海，装作没看见。他甚至说他“讨厌自然”！如果说这是一种天性，我觉得未必正确。真的出于天性，就不会与自然隔绝。害怕自然，讨厌自然，不想接触像自然那样的神秘之物，决非天性，倒很可能是天性的丧失。
张生对自然的态度有违人的天性，他对美国华人的看法往往也不是从天性出发，而过多仰仗了后天的理性，也就是他的某些先入之见。
我不知道作为访问学者，张生临回来时有没有给他的联系教授交研究报告，但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短篇小说集看作他思考美国华人（不一定是美籍华人）生活状态的一份考察报告。我甚至可以读出类似考察报告常有的那种能够一二三四排列出来的斩钉截铁的结论：
1. 张生认为，大多数华人在美国生活其实就和在中国生活没什么两样，出国犹如不出国（《星期天》）。我完全同意这一观察，但这种现象如果非要等待张生这样的成熟的小说家来观察来指明，人的智慧恐怕也就到头了。小说家张生恰恰不值得（犯不着）对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努力保持固有生活习惯这一现象大惊小怪，而应该深入探索造成这一现象的文化心理的因由。我觉得他还应该“穿越”这一现象，观察在不同环境里中国人的哪些地方被超越个人乃至族群意志的力量所改变或者何以至今仍然丝毫未被改变。
理论上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张生在第一种现象面前止步了，并得出结论：中国人缺乏融入异族文化的兴趣或能力，要么因为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太软弱，要么因为作为群体的中国文化太强大，总之不管怎样，落入这种境地的美国华人都十分可悲也十分可笑。面对这群可悲可笑的美国华人，张生表现出足够的同情心和同样足够的优越感。尽管他假装自己也很可悲可笑，甚至很超然很迷惘（因为他觉得自己差一点儿也做了美国华人）。这很有欺骗性，但也许只有我这样的“老友”才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2. 张生认为，大多数在美国的华人都喜欢在初到美国的同胞面前刻意隐藏自己的国族身份，故意显得和一般华人特别是和大陆人不一样，由此获得一点可怜的成就感和优越感，但恰恰因此反证了他们其实是和一般华人太一样了。《大站车》、《向左转，向右转》、《自助餐》、《欢迎你到上海来》等篇，就都沿着这个主题写下来。其实，这种观察是《星期日》的相反相成的另一面。对《星期日》中那些和张生一样喜欢以自我解嘲达保持心理平衡的华人，张生表达了夹杂着优越感和侥幸心的同情（幸好我像他们却毕竟不是他们），而对于在身份认同上有卖国嫌疑的同胞，张生毫不迟疑毫不客气地表达了反感和憎恶。
3. 张生还认为，大多数在美国生活而又无法融入美国的华人都很寂寞。《冰水》一篇以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叶威廉为例，将这一观察表达得淋漓尽致，用不着我多加复述了。但我也有一个疑惑，既然出国就等于不出国，既然有在美国复制出来的完好无损的华人社区文化可以依托，可以享受，美国华人何以还会孤独寂寞？这岂不前后矛盾吗？他们应该乐不思蜀，“直把美洲作神州”才对啊！不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张生还是比较可贵的，他如实说出了自相矛盾的观察和思考。所可惜者，他并没有从这个显然的矛盾中切入而作进一步的思考。
4. 张生进一步认为，因为软弱，因为时髦，因为要“投其所好”，或者仅仅因为想找工作，寻帮助，许多在美国的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了基督教，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信仰。不仅如此，为了证明自己的信仰是真的，他们甚至不惜在“做见证”时，像那些故意歪曲自己的中国经验的无耻作家那样，歪曲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历史，也就是做上帝所不允许的假见证，自欺，欺人，也欺骗上帝。
在张生对美国华人的所有论断中，第四点无疑最严苛。
进行这种灵魂深处的批判，张生的手续稍微显得复杂一点。尽管他无法容忍灵魂软弱所导致的有意无意的欺诈，却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些假信徒们对自己的关心照顾是真心的。借助这种颇有点世故的“分离术”，张生实际上也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信仰：他相信人，不相信神；他相信人的善良本性，不相信超越人的善良本性之上并且作为人的善良本性的源头的神性的存在。换言之，他因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同胞们在信仰上的欺诈行为而自动与他们所信仰的神隔绝了。他自己的信仰，因此就不是个体孤独地面对神时所产生的，而是很容易受周围人影响的理性选择行为，或者说是容易受自己对周围人的论断所影响的一种理性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我”眼里那些可怜的美国华人没有在文化上走出国境线，“我”自己（进行实名制叙事的张生）也深深沉没在他们之中，无法抬眼望见单单在人丛中本来就无法望见的，因那本来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这或许就是与《新约》的一卷书信同名的小说《希伯来书》的底蕴吧？
张生说他在美国只访问他自己，此言不虚。在《乘灰狗旅行》中，他也确实并没有完全回避自己。不过说真的，我倒希望他回避自己，而像目前这样展示出来的他自己，实在不是我所能接受也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举一二细故便论断别人的信仰（仅仅因为他们是在美国的华人），以优越侥幸之意而非哀矜勿喜之心对待身在国外的同胞的灵魂的困难（仅仅因为他们是同胞而又身在国外）：难道这就是“我”在孤寂中日夜访问的自己吗？
在作出上述一二三四犀利的观察与婉转而同样不失犀利的论断时，张生常常提到他所依托的中国与上海。自然，也会有所批评，有所指责（比如说上海只是一个展示中国的橱窗而没有自身的内容），但这也只是以退为进、先抑后扬的策略，类似于80年代至今王蒙对于许多中国问题的基本态度。“人在软弱的时候，常希望通过自己国家的强大来支撑自己。”（《大站车》））这自然是暗用了郁达夫小说《沉沦》的典故。但郁达夫另一篇在八十多年前同样探讨亚洲人的信仰的真实性与可能性而显示了亚洲人在信仰方面真实而可能的严肃品格的小说《南迁》，我相信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出身的张生应该看过，而且不会轻易忘记。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张生笔下的“我”与《沉沦》主人公还是有区别的。同样是“希望通过自己国家的强大来支撑自己”，《沉沦》主人公只是“希望”而已，但历史进化的吊诡在于，到了张生笔下，“我”不单单是“希望”，而是自始至终这样做了。正因为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强大的背景近乎天然的联系，才让张生有理由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而对于多半因为自身原因丧失了这个强大背景因而至少在形式沦为二等公民的美国华人，无论强弱胜败，都很自然地要另眼相看了。
从张生过去的短篇包括三部长篇来看，他的中国观或上海观并不这么简单，但为什么一旦对身在美国的同胞有所议论时，就突然变得这样了呢？这难道是一种过时的比如说约瑟夫·列文森的“刺激—反应”理论的又一个实例吗？无论如何，总之我们看到，在不管事实上是否已经强大或仅仅在“愿景”中已然十分强大的中国或上海的支撑下，在这个中国或上海的复杂历史与现实的反复规训下，“我”已经为自己定做了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妥当保护自己的“全金属外壳”。一旦穿上这种“全金属外壳”，不管如何瘦损，如何羸弱，也会顿时变得无比强大。而从包裹在如此坚硬的“全金属外壳”里面的那个无比强大的“我”的眼光看出去，别人就都很不幸（超过浅薄的说教者所看到的不信的他人的不幸），也都很愚蠢（超过浅薄的说教者所看到的不信的他人的愚蠢），而“我”因此也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强大下去了。
这种坚强显然也并非“我”所选择的，而是长期文化规训的结果。就拿最后一个问题来说吧，九十多年前，胡适也曾坚持用理性战胜感情，轻率地作出了结论；六十多年前，巴金也单因为看到保罗劝慰大家顺服肉体的主人，就愤怒地斥责他是卑鄙的说教者。这种起于误读的误会，实在不值得重复。人的强大与否不在于他在肉身上是主是奴。从根本上讲，没有人是自己的主人，也没有人是别人的主人。人生来就是奴仆；不是义的奴仆，就是罪的奴仆；前者虽弱而强，后者虽强而弱。所以我觉得，对一个还暂时无所归属的作家来说，与其选择坚强，不如选择软弱；与其选择貌似强大其实脆弱的理性，不如听凭感情的指引而把制度性理性放在一边（至多作为可供真正的智慧审视的对象）。否则， 张生访美归来，好像阿Q进了趟城，一面向未庄人夸耀自己的经历，一面又觉得城里人实在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意有不平，写了这本小说集。我读了之后，觉得张生虽然义正词严地表达了正统的爱国主义和中国文人同样正统的超然与自嘲的风度，但这种很有欺骗性的外衣并不能掩盖他批评美国华人的方式与阿Q的相同点。阿Q之所以拒绝住在城里，“也由于不满意城里人，这就在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煎鱼用葱丝，加以最近观察所得的缺点，是女人走路也扭得不很好。”这和小说中“张生”拒绝美国的优职高薪而坚持回到可爱的上海，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看到这里，也颇有不平，就写了这篇评论。
不知道张生的不平是否随着书的出版而消退，我的不平倒在这篇文章即将写完之时就基本没有了，甚至感到写了太多，超过了该说的——但愿不至于引起张生新的不平，但即使那样也未必就是坏事，说不定还会成为激发他写下一部书的灵感呢。
2008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