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贾谊论》说：“有才不难，怎样运用这些才能实在困难。可惜贾谊虽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却不能运用这些才干。君子如果志向远大，必须能够等待；要成就大的事业，必须能够忍耐。古代的贤人，都有别人达不到的才能，却不能发挥他才干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过错，也许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的。看看贾谊的策论，如果真象他说的那样，施行三代也不为过。遇到象汉文帝那样的帝王，尚且因为不被重用而早亡，难道没有尧舜那样的帝王，每一个人都不能有所作为吗？孔子是个圣人，也曾在各国间游说。只要不是非常昏庸无道的国家，都愿勉强去帮助治理，希望有一天能在这个国家中推行它的仁爱之道。将要到荆国的时候，先派冉有，后派子贡，多次求见。君子想要得到一个圣明的帝王，是如此的殷勤；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三天后写了一封书信，还说道：‘希望大王别忘了召见我。’君子盼望能得到明君的心意，是如此的深厚。公孙丑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呢？’孟子说：‘当今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又为何不高兴呀？’君子的自爱自重，竟到这般地步。这样的人才还不用，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确实施展不了圣贤们的才能，他们心中也就没什么遗憾了。象贾谊，不是汉文帝不用他，而是他不能用汉文帝呀！再看他过湘江时，写文章来吊祭屈原，忧伤郁闷，明显有远离的想法。后来经常自伤哭泣，终于过早死亡。这就是不善于在逆境里处世生活啊。你的谋略一项不被采用，未必其他的不被采用。不懂得安静地等待变化，而如此摧残自己。呜呼！贾谊属于志向高远，气量太小；才能有余，而见识不足呀！”
韩琦在《谏垣存蒿序》中说：“善于规劝的人，不能太隐晦曲折，不能太直截了当，重点把道理讲明就行了。主张隐晦的人，必然优柔委婉，大量使用比喻，希望我的说法可通过。却不知道事理没能说明，别人就会忽略它而不听从。主张直截了当的人，言词必然激烈暴躁，又以危险、灭亡相威胁，希望我的意见能打动别人。却不知道事理过于激烈，容易让人发怒而不相信。想要说了别人就必然听从，言论使别人信服，而不以明辨事理为主，实在困难啊！我在景祐年间被提升为右司谏，自己恐怕劝谏的责任重大，不在写奏折、对面启奏怎样难，难的是怎样使对答合适得体。如果是通明端庄、知识渊博的人，那么启奏必然符合道理，皇上越来越能听进去；而让愚蠢和没有出息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必然会不能胜任的。于是就上了两道奏折辞官，皇上不批准。因而感叹着对自己说：‘皇上太了解你、太任用你了。在你的言行中，应当看法得体、考虑周详，以辩明事理为主，再出于至诚心理，这样来报答皇上了解你，任用你的恩惠。假若明知时事不顺，还故意高谈阔论，来赚取耿直的名声，就是罪行太大了。’任职三年多的时间里，凡是分析得失、端正纲纪、辨明忠良、打击权贵的事情，当时其他人不敢说的，我一定不畏生死，列举上奏。皇上宽恕而批准我的奏请的，十有八九。最终免除了残酷的杀戮，进入被表扬的名册。这都是以前自我警省的功劳。”
魏高宗对群臣说：“君王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过错，儿子不在大庭广众之中指出来，而在私室中无人时提出来，是不愿宣扬父亲的过错。象高允，我一有过错，每次都当面给我提出来，甚至有我不能忍受的。我明白这些过错而天下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忠心吗？”高允一片忠诚，不但主张直截了当的人做不到，主张委婉曲折的人也做不到，可以作为进行劝谏的榜样。
以前贤士论述大臣们处在阴险小人蒙蔽皇上的时候，更应刻苦修养，对人至诚，心胸坦荡，举动没有失误，能让人信服，大家一直拥护你，那么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如狄梁公的从周朝返回唐朝，李邺侯的保护太子，郭子仪接到圣旨立即起兵，韩魏公的调和母子间的矛盾，都足以当作千古楷模。
赵普，任宰相时，曾举荐某人作某项官职，皇上不用。第二天再上奏，又不用。再上奏，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赵普神态自若，把奏折拾起来回家粘补好，第二天再次上奏，皇上终于醒悟。一经任用这个人，果然很称职。不只是荐举贤能应当这样，凡是做好事，都要象这样委曲求全，方能成事。
3.高官厚臣之忍
《颜氏官鉴》说：“一般嫉妒的人，不能容忍贤能之人，多是由于自己的一已之见所致。有那些只听说大名的，心中很是羡慕敬重，等到当面谈论，便会有一二个问题意见不合，忍耐不住要争执，时间长了就成了仇怨嫌隙。所以容忍没见面的贤士容易，容忍身边的贤士难；容忍贫贱的人容易，容忍富贵的人难；容忍一时容易，容忍长久就难。为什么呢？性情互相不合，才能互相抵触，名声互相影响，权势互相倾轧，而那个贤人也未必能平心静气对我。交往久了，就能切实看到对方的不足之处。往日的敬慕，已经认为是我看错人了；今天的嫉妒贤能，倒感到心气平和。这就叫真的不能容忍，对方实在消除不下。仔细看来，像这样怎么能叫教化他人而使唤呢？所以会有君子相交而最终变得发怒分手，弊端正在这里。必须是平日省察自己，平心待人，忠心报国，对一切毁坏称誉敬慕憎恶，都不放在心中，才能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造福。贤能的人也有许多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方，要容忍贤能也有许多难处。只有那些真正敬慕贤德的人，心中只见他的贤才，不计较其他的不足之处。”
《汤子遗书》说：“读书人不怕不相信道理，只怕信得太过。而使用法律太严，也是一种毛病。天地间‘法’、‘情’、‘理’三字，本来就是一起使用不相违背的。如衙门中有不称职的官吏，优柔寡断，留下隐患，固然不可；一定要疾恶如仇，而用重罪治他，以至于家破人亡，也有所不忍。有仁术的人，减轻他的罪名，让他早些脱身。那么我也不落残忍之名，百姓也能免去罪过。”
吕正献先生，有人议论他太过宽恕，认为这样会除恶不尽，让有罪的人逃脱，留下以后的祸患。先生说：“处理政事应该去除太过分的处罚。人才实在难得，应当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岂能让他们自弃呢？”
杜衍，自从做安抚使一职，未曾损毁一个官员。有不小心做错事的，让他明白祸福的道理，然后改过自新。有文学才能及有德行的人，虽没有见过面，必定向朝庭极力推荐。人们都说他是有器度的安抚使。
宋朝文正公李肪，等到官位期满时，上元节张灯结彩，太宗皇帝命人用车迎接他，赐他坐在御席一旁，亲自为他倒酒，又选珍贵的果品赏赐给他。对他说：“你真是善人君子。曾经两次做宰相，而没有伤人害物的意思。这正是我想念你的地方。”李肪回家后，对他的儿子说：“我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没有隐蔽别人的好处，没有嫉妒别人的进取，不在暗地里做亏心的事，修德守分。在这四方面，自认为做的比较踏实。今日承蒙圣上在众人面前，称我为善人君子，你们应当牢记圣上今天的话语，实行我往日的四种作为，基本上不会辱没你们的一生。”他的儿子宗谔，果然能认真遵守这段训导，修养自己，终于成了当时的名人。
明太宗曾经召见文宪公宋濓，询问大臣们的好坏，而他只是说表现好的人。皇上又问到：“表现不好的人呢？”宋濓回答说：“表现好的和我交往，所以我知道；表现不好的纵然有，我也不知道。”最终也没有损毁一位大臣。
4.低职官员之忍
《中庸》说：“下级官员不能获得上级官员的支持，百姓就得不到好的治理。”孟子说：“治理政事也不难，关键是不能得罪有大权势的人。”林氏说：“战国时，诸侯无道，王室贵族独占权势，带来的祸患很大。但有的人不修根本，想急切间收服他们，不但没收服，反而被他们所害。所以孟子从根本上说起，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来收服他们的心。他们既然心悦诚服，那么我的道德说教，就没有什么传播阻碍，可以通行在天下了。裴度所说的：‘韩私带病擒贼，承宗收手削地，不是朝庭的力量能把他们处于死地，只在于处理得当，能收服他们的心而已。’正是这种情况。”
有人问：“主薄，是辅佐县令的助手。主薄想做的，县令不允许，怎么办？”伊川先生说：“应当用诚意感动他。现在县令与主薄不合，只是争竞私利。县令是一县之尊，若能像对待父亲兄长那样对待他，有过错归于自己，有功劳归于县令，积累这种诚意，怎能不感动人？”
陈文恭说：“下情必须要上达。倘若上级官员询问，必然把本地的风俗民情，据实汇报。在详细的汇报中，附上委婉的意思，那么事情才能成功，上下级间也能和睦。”
治理案狱认真，只是一点不忍之心，不仅是惧怕灾祸而已。
“忍”的道理，是让众多道理进步的不二法门。当官处事，更要首先讲究。若能在“清”、“慎”、“勤”之外，再加上一个“忍”字，什么事不能办成呢？《书》说：“必须能忍，才能成功。”这是处事的根本大法。有谚语说：“忍字敌灾星。”杜甫有诗道：“忍过事堪喜。”这些都切中事理，为处世哲学，不是空谈。王沂公说：“能吃三斗酽醋，才能做得宰相。”大概是说忍受得到的好处。耐烦琐碎小事、习惯烦忧困扰、不轻易高兴、不随便发怒、不直接做出过激事情，都是忍中的妙处。也是做官人应崇尚的。
当官的人，第一要戒暴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仔细处理，必然能解决。若是开始就大发雷霆，只能对自己有危害，怎么能够危害别人？前辈曾说道：“凡事就怕等待。”
等待，就是慢慢处理。大概仔细处理，都是自己慢慢考虑解决，别人就不能中伤。曾见前辈在做州官县官或狱官时，每有难以解决的公事，就会连着几天深思熟虑，忽然明白过来，就是对这案件的判决。这种方法，只有认真的人才能做到。
荀悦《申鉴》说：“看小孩子赶鹅，可见统治百姓的道理。小孩子赶鹅，一急容易惊跑，慢了会不往前行，只有慢慢驯服才会安稳。管理百姓不能缺少忍耐。这个比喻很贴切。
薛文清说：“民心非常柔顺。真有强硬不能勉强的人，顺着他的心思去引导，那么没有不顺从的。爱护百姓而百姓不知道爱护的，都是爱护不到家的原故。《书》上说：‘如保赤子。’是说能以保护赤子的心怀去爱护人民，人民哪还有不知亲善的呢？”
龚遂说：“治理乱民，就像解开一团凌乱的绳子，不能着急。”
颜光衷说：“产生嫌隙，多在盛怒之时。大概当官的，作威作福惯了，见有性格执拗，违逆自己的人，自然容忍不了。一旦发作他的威严，谁敢去劝止他？然而这也分两种情况。如张泳这样的小官，既偷盗枉法，又仗势欺人，自然不能放纵他。如果说受了不白之冤，理直气壮，或者初次见官，不知进退的，都应该去原谅他。一概对他们施加威严，必然会颠倒曲直，让巧辩的人有理，嘴拙的的无理。纵然督察之后，私心后悔，但雷霆般的弹压后，已经难以补救了。谚语说：‘一世为官百世冤。’大概指隐藏着利害，案情复杂，真伪难辨，害人不少。何况发生在任性的情况下呢？而且任性就会火性大涨，时间长了就会认为本该如此，也就不去细辨是非了。要救济百姓的，应该除去这个根苗，虚心听取下面情况，情理自然就会分明。”公堂之上应当经常这样反省。
陈文恭说：“做官既到此地，就该考察民情。如果不是认为百姓不知恩爱，就是认为百姓不惧王法，而百姓们也随着在肚里说官长的不是，上下互相憎恶，政务必然不可治理了。一家之中，还有顽劣善良不一样的人，何况一县之中，一省之中呢？正因为人有顽劣善良不等，所以才设置官员治理。在某地为官，就应与某地的人情苦乐，风俗习惯，有自己不适应的地方，有自己应尽的职责，早晚勤劳忧虑，寻求转化改变的方法。
用威严告诫他们，用喜乐来管理他们，好的政绩就出现了。国家奢侈要用俭朴展示，国家俭朴要用礼义展示，好的教育就兴办起来了。所谓有不忍的胸怀，就有不忍的政绩。动不动就说百姓不知感恩，为何不先问问自己给了他们恩惠没有？动不动说百姓不能守法，为何不先问问自己能否善于执法？边疆地区的人民生性纯朴粗陋，很少懂得礼义廉耻，本来就不是敢于玩弄官长，实在是畏惧官长而不懂敬重官长的方法。
“在土著地区做官，没有施行德化教诲。在我这方面，还未做出什么努力，动不动就说士民刁钻，风俗粗野。无论四海之内，士民不一定都刁钻，风俗不一定都粗野。即使真的是刁钻粗野，而朝庭设置官职，官员所做的，正是针对这类事情。现在全不考虑给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动不动就说“刁敝”二字，似乎百姓都不可以驯化教诲。这中间的含意，是欺骗他人吗？实在是哄骗自己啊。
“绅士刁钻顽劣，最好开诚布公，慢慢整顿。经常出现有同一种劝告、惩罚，稍微一有私心，就会情绪过激，而不留余地。这不是互相保全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