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学院 潘富恩
１９５９年夏，在农村当了１８个月的 “新农民 ”之后，我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同时自己也逐渐上一些断代的中哲史课程。这时候一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转来我系，原因是他新婚的妻子迦丽亚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留学，照顾他俩团聚于上海的缘故。
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所以在校里很显眼。据说，他的长兄曾是苏联卫国战争中坦克部队的上尉，在反攻柏林途中受重伤，获英雄称号。季塔连科在其兄弟中排行最小。他来复旦后与哲学系第一届同学友好相处，一起听课，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同学们都叫他小名 “米莎 ！米莎 ！”那时的中苏关系虽在最高领导层里已呈紧张，但在广大老百姓中却毫无所知，依然还以为其友谊是 “牢不可破 ”。
我们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尽管是我们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对他生活上仍有特殊照顾。领导上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的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 （足足１２个小时 ），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地讲，他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我讲解亦未必很准确，他的理解更有一层隔膜，究竟与原义相距多少，也只有天知道。不过，他非常用功、刻苦，因为他夜以继日地攻读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 “之乎者也 ”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所以我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诂。来讲解。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并因此摆脱了其他教学任务，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我才算完成了任务。我们系为季塔连科举行论文答辩，是按当时苏联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式进行。由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传纲同志亲自主持 （他是博学多才的老革命，“文革 ”中受迫害致死 ），答辩委员有系主任胡曲园及严北溟、全增嘏等，不少人参加旁听，场面隆重。季氏善辩才，用一口流利的华语，论述了他对墨子的创新见解，委员会给予很高的评价。事实证明，他后来归国，出版论文。墨子研究。印了５万册，获博士，成了苏联唯一的墨学权威专家。季塔连科是我们哲学系１９６１年首届的毕业生。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我与他从不通信息，文“革”期间工宣队还专为此审询我一番。可时隔２０年的１９８０年，我又突然被学校外办通知：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他的老师 （当天京沪的往返飞机 ）。当时中苏关系虽稍有解冻，但我们还是有一定顾忌。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他热情地与我拥抱后，说了一句 “我以为您在 ‘文革 ’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 …”后来我才知道，他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 （现俄中友协主席 ），科学院通讯院士，曾是前苏联戈氏总统的远东政策顾问 …当天，临别时，他悄悄地对我说一句 “当我们两国言归和好时，一定请您来苏联作客 ！”
１９８９年的１２月中旬我应季塔连科之邀，作为苏联科学院客人的名义，去苏联莫斯科作学术访问，至１９９０年１月中旬返沪，为期一个月。我独自一人，从北京坐飞机经历了十多个小时 （因气候关系，被迫降在列宁格勒机场，停留三个多小时 ）到莫斯科机场，已是半夜。好在季塔连科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司机专候在机场出口处，他的学生萨沙在黑色大衣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条幅 “接潘富恩同志 ”，这才使不通俄语的我放下心来。季塔连科恰巧那几天患流行性感冒住院，由他的学生萨沙按预先安排的活动日程进行。在苏期间，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开了座谈会。远东研究所是个庞大机构，研究人员达四百余人，下属有研究生院、出版社等，总的规模不亚于北京建国门内的中国社科院大楼。
季塔连科病愈出院，即到我住处，商量他主编的。中国哲学辞典。 （俄文版 ），聘请我为该书顾问，审阅有关条目 （该书１９９４年由俄国远东研究所出版 ）。季塔连科为当时全苏汉学研究会理事长，他主持的远东所出版了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如李大钊、瞿秋白等文集，还有每年一本的。中国哲学大事记 季塔连科虽身居高官，比我小三岁，但还是重师生之道，他逢人便介绍 “这位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 ”。他招待我去听音乐会，看马戏团表演，一次邀我去苏联人开的中国餐馆 “金龙饭店 ”。烧的菜不敢恭维，徒有中国菜名而却洋味十足，不过店里座无虚席，坐客不少是季塔连科的熟人，原来很多食客是５０年代在北京留学过，他们来这里用餐，表达某些怀旧之情。我结束了苏联的学术访问，回国时坐了六天六夜莫斯科至北京的国际列车。这也是我于苏联解体前的莫斯科之行，时隔不久，“苏联 ”便成了历史。
由前苏联而为俄罗斯后，季塔连科一切如常，现仍任俄中友协主席，近十年来前后三次因公顺访复旦，他作为哲学系的系友来相聚叙谈，还有一次是他的长子亚历山大 （１９５９年我见到他才刚满一岁，坐在童车里 ）时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到复旦作过一次报告。我曾向季氏开玩笑说：“你们是外交官之家 ”，他马上回答说：“不！我们是汉学家之家。”２０００年初，我请季塔连科为我一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墨学研究。出版写个序，他欣然写就，其中说：“墨子的 ‘尚同 ’、‘尚贤 ’、兼‘相爱，交相利 ’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季”塔连科的这段话，也正是他身为俄中友好协会主席、将墨子的精神贯彻其外交的实践活动中。他曾为苏中关系正常化、俄中友谊的增强作过努力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