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收获》的创刊，重点是为了刊登长篇小说及电影、话剧等大部头作品的。主编靳以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在正式出版之前听取读者的意见，以便修改得更为完善，才正式出书。正是为了贯彻这样的编辑意图，所以“长篇小说”及“戏剧·电影”成了当时的两个栏目重镇。当然，作为一个大型刊物，它的超大容量使得栏目可以多样些、丰富些。靳以在保持重点栏目突出的情况下，尽量使刊物的栏目显得灵活、多姿。我们在第一个《收获》时期，可以看到的栏目除了“长篇小说”及“戏剧·电影”之外，还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童话”、“评论”、“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谈”、“讨论”等。栏目的变化也带有当时的时代印记，如在一九五九年第二期开始出现了数期“革命斗争回忆录”，在一九六〇年还出现过“部队史”，这类栏目多少透露了些许外界对《收获》的渗透。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的第二个《收获》时期，栏目大抵保持了创刊时期的基本格局，也还是“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戏剧”、“评论”，仅有的增加是一九六六年第一期临时设置了“故事”栏目，或许是文学作品难以为继时的补白、杂凑。
除了单一文体专门刊物，如《诗刊》为代表的诗歌专刊，《散文》为代表的散文、随笔专刊，《报告文学》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专刊，《戏剧》为代表的戏剧专刊，《电影文学》为代表的影视作品专刊，还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专门转载小说类作品的专刊之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是新中国大多数文学期刊的基本栏目，这种状况维持了几十年不变。有的刊物还有“创作谈”、“评论”等栏目，《收获》相当一个阶段以来就是由这些栏目组成的。这些栏目是文学期刊界常说的“四大板块”或“五大板块”。这种局面在一九七九年《收获》再度复刊后仍然延续着，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收获》似乎增加了对文学往事的梳理和追思，所以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收获》的有关回忆的栏目显得丰富而又突出，除了在“散文·随笔”中刊登了部分作家的回忆文章外，而且还特别设置了“创作回忆录”、“文学回忆录”、“回忆录”，“作家书简”等专栏发表有关文学的历史陈迹记录，由作家个人的回忆推而广及对整个文学史整体性的回忆文学，由某个历史片段的陈述到对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历史的反思，这是第三个《收获》非常重要的编辑特色，这些回忆性的文字，最初只是从个别栏目中映现出来，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演化成一个又一个特色专栏。一九八五年的《收获》出现了三期“文苑纵横”专栏，这是“五大板块”外最早出现的专栏，它兼有追忆往事和介绍大陆之外华文作家作品《收获》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推举始于1979年复刊的那一年，1979年第五期《收获》首次刊出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名篇《游园惊梦》和聂华苓的长篇小说《台北一阁楼》（选载），第六期又登出李黎的两个短篇小说和於梨华的长篇选载。此后，《收获》一发不可收地积极推出海外华文作者，1980年第三、四期连载王莹的长篇《两种美国人》，第三期继续发表李黎的短篇，1981年第四、五期发表王莹的另一长篇《宝姑》。停顿了几年后，《收获》在1985年第三、四、五、六期中又发表了海外华文作者的作品，而且从第三期始创设了“文苑纵横”栏目，这是《收获》杂志最早出现的除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大板块之外的特辟专栏，这个专栏不是推荐大陆文坛的作者，而是海外华文作者，可见《收获》对异域声音的重视。栏目中不仅刊登他们的作品，而且还有大陆名家撰写对他们的评介文字，这其中有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一文，较早在大陆学术界、文学界肯定张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还有曹禺对陈若曦的介绍等文字。从1986年开始，《收获》为了更集中、更及时、更规范地推介海外华文作者的文学成就，特别邀请了王渝、张辛欣、桑晔、李子云等人主持新开辟的专门介绍海外华文文学的专(转下页）的双重功能的编辑策略，这个专栏在下一年起转变成由专人主持的长达数年之久的“朝花夕拾”专栏。一九八六年的《收获》首次出现个人专栏，那便是刘心武历时两年共十期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余秋雨是《收获》中开辟个人专栏最早、最多且作品总量也是位居前列的作者。他自一九八八年全年六期的“文化苦旅”专栏起，先后又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的《收获》开辟了两年达十二期的“山居笔记”专栏，在一九九八年的《收获》上开辟了六期“霜天话语”专栏，在二〇〇一年第三至六期上推出四期“旧城迷藏”栏目，在二〇〇四年第四期上以“记忆文学”为名发表了长篇传记体作品《借我一生》，二〇〇七年又开辟“苦旅余稿”发文六篇，二〇〇九年第一期的“河汉遥寄”栏目上有他的追忆谢晋的《门孔》。余秋雨在跨越二十多年期间里，已经累计在《收获》上发文三十六篇，这比起我们在前面专列作者发稿最多的王安忆还要多出六篇。
个人开辟专栏较多的还有李辉，他其实在《收获》上已经发稿有四十篇左右，但开辟的专栏没有余秋雨多。他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的《收获》上开辟了长达三年之久总共十八期的“沧桑看云”专栏，这是《收获》上时间跨度较长、连续期数最多的个人专栏。此外，李辉还主持了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共六期的“陈迹残影”专栏。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李辉又连续两年推出十二期“封面中国”专栏。二〇〇九年，在“永玉的窗口”栏目中，李辉还出现数次。
除了余秋雨和李辉之外，开辟个人专栏的还有：萧乾在一九九六年《收获》上辟有“玉渊潭漫笔”专栏。阿城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收获》上开辟了“常识和通识” 专栏。陆键东在一九九七年《收获》上开辟“世纪流云”专栏。余
（接上页）栏“朝花夕拾”。专栏共推出27期，从1986至1990年历时整五年，推出的作者达三、四十人之多。后来，由于大陆专门刊登、评价海外华文文学作者的刊物增多，《收获》对他们的引进告一段落。时至1999年《收获》又悄然出现了海外华文作者的名字，第四期“百年上海”专栏中有白先勇笔下的《上海童年》，从不同来历者道出自己对上海的印象，体现了《收获》擅长表现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内涵的作为。2000年的“人生采访”专栏集中刊出了金庸、余光中、白先勇等大陆之外的华文作者的作品和评述，再一次掀起引入来自异域的声音的潮流。2001、2003年《收获》断断续续为余光中开辟了新栏目“隔海书”。此外，在“河汉遥寄”专栏中偶或出现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龙应台等人的作品。不过，这已经是足音的回响，没有构成团块爆破式的巨响。
华在一九九九年《收获》上开辟了“边走边看”专栏。叶兆言在二〇〇〇年《收获》上开辟了“杂花生树”专栏。贾平凹二〇〇一年发了六期“西路上”。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的《收获》发出了余光中的“隔海书”和张承志的“鞍与笔”等专栏，均为不定期。二〇〇二年连续发表六期邵燕祥的“尘土京华梦”。孙颙开设“百草园漫步”，在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年里每年发两期。蓝英年在二〇〇三年发表六期“历史的喘息”。冯骥才分别在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九年各开辟了“田野档案”和“田野手记”两个专栏，都是发表六期文章。张承志在二〇〇四年发表六期“两海之聚”。北岛在二〇〇四年发表六期二〇〇五年发表四期“世纪金链”。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袁敏在李小林的建议下开辟“重返一九七六年”栏目，发稿五篇，文中穿插许多珍贵照片，后来已经结集成书出版。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严平开辟“遗失的青春”，发稿八篇。二〇〇九年黄永玉开辟“永玉的窗口”，连载其记传文体作品《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对往事、对历史、对文学、对文化的追忆和反思的栏目牵涉到的作者繁多、跨越时间长度久远，而且内容相对较为庞杂，有时也难以统一，这样的重要专栏有始于一九八九年至二〇〇二年的“人生采访”专栏，还有始于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九年都延伸下来的“河汉遥寄”，这两个专栏若断若续，绵延不绝，构成了某种历史抒情曲目和永恒人生绝唱，令人思绪万千，回味无穷，成为《收获》的思想笔记和编辑个性体现得较为充分的特色栏目。其他多位作者共享的专栏还有：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八年陆续推出的“生活在别处”栏目。二〇〇三、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八年出现的“西部地理”栏目。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出现的“亲历历史”栏目。二〇〇六至二〇〇九年开辟的“一个人的电影”，共发稿二十七篇，不仅总数量多，而且篇幅容量也不小，已经选择篇目汇聚成书出版。二〇〇八年发表八期“八十年代”。《收获》的重要专栏还有始于一九九九至二〇〇〇年的“百年上海”专栏，二〇〇〇年一—六期的“走近鲁迅”专栏，还有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二年开辟的“好说歹说”专栏。或许策划于二十世纪末、施行于二十一世纪之初，《收获》的专栏似乎透露出走近大众，企图链接更年轻的读者群，努力沟通文学与艺术、文学与生活的亲和力，淡化沉重，融入更多色彩的种种苗头。从二〇〇一年开始至今，除第一年仅一期外，《收获》杂志社每年还出版了两期的长篇小说增刊，分别为春夏卷和秋冬卷，这里面的长篇小说风格似乎显得更为多样化、世俗化，显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息。这是否表明《收获》的作品蕴藏量丰富，也可以增加杂志社的经济收益，并体现出杂志社有意溢出以往的那张过于沉重、庄严的“文化”的面孔的某些倾向性？这其中是否也暗示着《收获》突破过去的文化传播空间、增加动感和现代气息的新因素？不管怎样，这或许是新世纪《收获》的新气象、新策略。《收获》以丰富的文化随笔及各类色彩缤纷的专栏，既使得刊物在阅读上更加赏心悦目，体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节奏，同时也是刊物借以维系知识分子传播文化、演绎艺术、感悟历史、畅想未来的心愿，以及贯彻人文精神的最好途径之一。
纵观《收获》数十年来的办刊栏目，我们已基本清理出栏目的发展变化轨迹。那就是第一、第二个《收获》时期栏目在重点保持的同时，注意栏目的丰富、多样，但大抵是比较恒定的。到了第三个《收获》时期，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保持和延续了前两个《收获》的栏目，继续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剧本”、“评论或创作谈”的五个板块。早在八十年代初至大约八十年代中、后期， “诗歌”、“剧本”和“评论”栏目就先后一一退出《收获》的园地，整个刊物开始着重刊发“小说”和“散文·随笔”栏目的作品。也许是为了避免局限于“小说”和“散文·随笔”这两种文体的过于单调、划一的弊端，增强杂志的可看性，《收获》在办好小说栏目的同时，特别在“散文·随笔”中不断翻新地开辟出一个又一个的专栏，众多专栏互为衔接、交错、重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组成了《收获》发展历程上的一组华彩璀璨的系列篇章，可以载入《收获》的发展史上，也足以在当代文学期刊史上成就一种个性化的特色资源。
《收获》的栏目虽然花样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趣味盎然，但它从未逸出纯文学的特征，是坚守了在纯文学的底线上的变化。它还坚持自一九五七年创刊以来的文学传统，集中力量储蓄刊物的文化内蕴，使得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引起思索，在欣赏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教育。它既要高雅的严肃的文学性，又不排斥大众的趣味化、平民化，企图连接知识分子精英与普通读者、人民大众的精神联系。它的大多数栏目，特别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许多专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品牌专栏，获得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交口称赞。
本章不对所有的栏目逐一透析，而选取部分个人专栏和具有长远影响或突出意义的重点专栏进行阅读和分析。它们是余秋雨专栏、李辉专栏，以及“人生采访”、“河汉遥寄”、“走近鲁迅”和“一个人的电影”等。
一、 余秋雨个人专栏
余秋雨原本是一位研究西方美学和中外戏剧发展史的学者，那时在学术圈子里略有名气。后来，作为散文作家的声名淹没了他的学者的知名度，成为名扬大陆两岸及东南亚的著名散文作家。他能有这样的成绩，除了他个人不断拓宽思想天地的进取意识外，还缘于《收获》杂志这一权威刊物给予他的机遇促成的他的另一气象的扩张。
当初，余秋雨试探性地寄给《收获》两篇散文，名字就叫《文化苦旅》。《收获》杂志社的编辑看了稿子之后很感兴趣，并建议他索性以《文化苦旅》为名，写一组类似的散文，这就是后来在一九八八年第一至第六期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文化苦旅”不仅成了这组文章的专栏名称，而且后来作为选编这组文章的书名。《文化苦旅》散文集出书之前就在读者中博得好评。余秋雨在一九八八年初就把书稿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社，因其内容审查没有获得通过，出版受阻。然而出版社也没有把稿子退还作者。一九八九年夏该出版社通知作者称“全书的大多数文化观念和情感方式不符合我国目前的思想方针”。后来，这家出版社竟花费很长时间删改掉了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其中完整删掉的篇目达一半之多。他们没有打算把删改的结果给作者看，就发厂印刷了，直到余秋雨的朋友阻止后才勉强把稿子从印刷厂取出寄还作者。其中还附了封信，嘱咐作者千万不要让未经删改的稿子到别处去惹祸。直到一九九二年，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愿意不加删改出版这本书，于是在这一年，《文化苦旅》一书才得以问世。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一版再版，至今已经再版了多次，印数相当可观。再加上畅销三个月后开始出现的盗版书，它的总印数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文化苦旅”专栏中的这组文章，是一位出入史论典籍的学者冲出沉重的书堆，实地勘探文化古迹的记游和感悟。然而，走出书斋的作者却陷入了另外的一种沉重的氛围之中，那是面对自然界的物质意象和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事物，作者力图作出具有精神色彩的个性探索。文中有行色匆匆的旅途困顿，有目睹物像获得清冽悠然的复杂情感，有联通古今的思想漫游，还有对文化现象的思索和考察。在种种自然物像和文化现象面前，作者充满了苍凉、沉郁、悲痛的苦涩和严峻，透露出一位文化学者彷徨、无助的孤苦伶仃的身姿。不论是对敦煌莫高窟的慨叹，对阳关古墙的寻访，对柳宗元被贬之后营造自我的天地的叙写，还是对折射出传统文化的牌坊、庙宇、傩戏、西湖、墓志铭等的踏访和联想，都一一呈现出一种寥落、孤孓的悲苦，其中的情感有时是杂乱的、无序的，理不清的，但正是这些混浊交错的情绪却唤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余秋雨散文的文字存在的外在形态，比如他们所显示出的文化色彩，粗犷蛮荒的伟力，而忽视了他的文字存在的内在根底，那就是他的散文透视出文化人、学者在社会变动前夜的微妙波动的信息。具体而言，他的“文化苦旅”专栏，我以为传达出八十年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巅峰阶段陷入虚空式微时文人的错乱心态、左奔右突的无助、浮躁的情绪。到了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四年发表“山居笔记”专栏时，余秋雨仍然沿着《文化苦旅》的思路继续行进，只不过那已是经济转型阶段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的迷惘、困惑的进一步展示，作者企图更加广泛深入地探求文化现象，他在历朝历代中捕捉一些片段、焦点进行解剖、分析，仍然映射出文化学者无处容身的孤独身影。但这时更突出地流露出作者意兴阑珊的无奈感。余秋雨从《文化苦旅》下笔，一路写过来，开始还寄寓了较多的个人感受，情感混杂、模糊，甚至有一种混沌的气质融入其中，因而文章写得较为真实，有力度。到《山居笔记》时，文章的底蕴却有所稀释，先前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苦思冥索淡薄了，个人深沉的文化投影疏离了，而夹杂了较多的空洞无物的抒情。到一九九八年发表“霜天话语”专栏时，已有为登高楼强说愁的味道了。作者甚至把“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当成课题研究来写作，文章过分条理化，充满了耳熟能详的例子、生硬的语汇、缺乏新意的见解，而《文化苦旅》中独特的体验和令人惊奇的视角偏离以至于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牵强附会的拼凑和矫情的大白话的倾泻。但不可否认，余秋雨毕竟已经在近十年的散文随笔写作中走向高度的成熟，他的写作脚步随着他游历世界历史文化古城及全球之旅的不断开阔，他所构建的文化艺术空间也在不断推远，他的艺术空间始终是开敞的，文字是灵动的，具有一定的语言魔力。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他与香港凤凰电视台先后合作的“千禧之旅”和欧洲之行，再次使他成为引人瞩目的公众明星，他的这些行动怎样评价，可能莫衷一是，但是，他奉献给《收获》的新作《旧城迷藏》却不能不叫我们刮目相看。这是突破了旧作局限而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的余秋雨。文章气势恢弘，富有历史感，呈现出洞彻后的澄明和深刻。余秋雨挣脱了前几年囿于有限框架写作的缺陷，跳出自我设定的圈套，到更大的时空中、异域的物境中求取新质，突增通脱、自然喷洒的气魄，体现出一位有着较高艺术鉴赏力和长时间积累的文化学者的精神优势。文中也有疑问，有困惑，但不囿于单一个体和狭隘的民族情感，而现出开阔的人类情怀和未来意识。二〇〇九年第一期上，余秋雨在“河汉遥寄”上发表的《门孔》一文，追忆大师谢晋及其亲情，读后仍让人怦然心动，不仅潸然泪下，久久难以自抑。
《收获》二十余年来给予余秋雨充分展示文化人自我心态的园地，恰恰透过余秋雨的作品流露出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体验和精神脉络，从中不难体味到知识者的彷徨、困惑、迷失、错乱、探询、求索、挣扎、抗争以及不乏出于生存考虑的妥协、无由摆脱现实捆缚的萎靡和机巧。从最新的《旧城迷藏》中，我们似乎也可感受到文化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文化探索的新迹象，由当初与传媒的羞羞答答的接触到公开合谋共生的姿态，也许预示了新世纪文化人对新闻、影视的介入将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超乎寻常的密切。当然，《收获》以“文化苦旅”等专栏，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行进中的精神探索轨迹，多少开启了后来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和推崇，加入当代文化求索的行列，显出文化渗透的努力。
二、李辉个人专栏
李辉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及《收获》杂志都有着特殊意义的独特贡献。他是和余秋雨同样在《收获》上开辟多个个人专栏的作者。时至新世纪，李辉还以报人的敏感体悟和文化人的沉思意会，不断在《收获》上耕耘不辍。他好像是一位深入宝库的造访者，归来之后，向我们呈现他的感悟和收获。他以特殊的笔墨新绘了人们早已熟悉但又未必尽知其详的一座座伟大的山峰，把扑朔迷离的山径都一一标明了他探询过的方位、高度和去向，他是引导我们到达或者接近这些奇异高峰的向导。单一地面对他所指引的每一座山峰，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新鲜、惊异的狂喜，而如果把这些山峰置于一个巨大的沙盘面前，我们更要为它们叹为观止了。正是这一座座连绵不绝、重峦叠嶂的峰群，不就是构成了我们雄伟的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化史的壮观一幕吗？李辉曾经以研究巴金而进入二十世纪文学史，后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使得他改用一种雅俗共赏、富有情趣的笔墨来亲近他早年就比较熟悉的二十世纪文学大师们。他携带着文人气质、学者谨严，附着于他后来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厚的历史感之中，多种综合因素使得他在表述文学史、文化史的一个个已经被耙耧过的问题时，既言之凿凿，往往切入了问题的实质，而且丰厚的历史感使得一个个问题得以有层次、有深度的铺开，还融合着冷静的理性以及丰沛的情感因素，这些滋养润泽使他对文化史、文学史的叙述没有学院式的艰深，但有学者的深沉；没有通俗读物的浅薄轻巧，但有迷人的阅读趣味和诱人的思想魅力。他为《收获》杂志开辟的“沧桑看云”专栏就是具备以上因素的一组十分特殊的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一个文化坐标，横线为一个个大师的名字，纵线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几乎都是奇峰峭拔、相互辉映。这些是探讨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化史所无法回避或绕过去的人物和话题，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作者着重探讨的就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存在的个性的坚守或者丧失，怎样坚守和如何丧失。从个案的推理、揣测从而得出对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认识，得出人生的答案、文学的答案、文化史的答案。
李辉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在《收获》上开辟“沧桑看云”专栏，此后历时三年，共奉献了十八篇文化随笔。这不是一般性的随笔。如果说陈思和是从理论上、学术上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思考，从理性上诠释规范，那么李辉则是更多地从感性上把握梳理描述了这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大师们的进退起伏，他的文章也是一部二十世纪文学史，不过作者的切入点是知识分子的人格，可以说，李辉描述的是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在风云际会中个性的保持和丧失，坚守则人生绚烂、魅力无限，断送或丧失则生命黯然抑郁纠结，但又令人在惋惜之余产生思索。这两个早期合作者、同班同学虽后来术业有异，但殊途同归，相互映照，共同对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化史进行各具特色的研究，获得了很大成就。从李辉的十八篇文章的标题看，就牵涉到郭沫若、聂绀弩、瞿秋白、姚文元、田汉、冯雪峰、夏衍、梁思成、吴晗、邓拓、赵树理、老舍、胡风等文化名人和“京派文人”沙龙、左翼文化运动的宗派之争、红卫兵运动、现代文人与基督教关系、“五七干校”等文化现象，如果从文章内容看，那么所涉及的文化名人及文化现象更要庞杂得多，几乎包含了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大师及重量级文化名人，真是群星璀璨、缤纷多姿。作者在文章中不仅谈到个性、人格，不仅剖析了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还进行了对比、类比，相互观照，而且还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等多角度多层面描述了一个个特殊生命的行程轨迹。他坚持并肯定鲁迅的精神传统，坚持并肯定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个性独立，对“左倾”思潮、对“文革”浩劫进行彻底否定，对于 “文革”悲剧被人们淡忘，对于大师们不被世人所理解不禁忧虑和发出慨叹，系列文章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和反思、反省，从多个侧面回答了如何确立今天乃至下一个世纪知识人的角色等问题。
李辉惯于描绘历史老人、文化名人，他认为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实，而解剖老人正是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从一个个经历坎坷、饱经沧桑的文化名人身上可以以过去为镜鉴，可以吸取历史教训，可以清晰地明了今后的进程。李辉不惜以颇有几分冷峻的文笔勾画出一颗颗流血的心、一个个颤栗的灵魂，然而，正是这样的笔墨仿佛才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个传主的命运，对历史、对文学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这些篇章中，不断出现了“悲哀（凉）”、“沉郁”、“痛苦”、“绝望”、“无奈”、“凄切”、“压抑”、“苦难”、“困惑”等字眼，可以看出其中凝聚了李辉自己融入传主身心的深刻体验，因而，文章在挥洒自如的表象下，正衬托出作者的苦心经营，使我们对二十世纪文学史有了更理智、更清醒的认识，使我们明确理解保持个性、坚守自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意义。一个民族的精英能够被后人深入理解，那么就可以希望文化薪火的延续和代代相传。李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站在世纪的制高点上回望往昔，而且对诸多细节进行精心的考证辨析，有许多意外的创获。《收获》以大量的篇幅包容了这些文章，展示了这一个个独特生命的奇异世界，为坚持知识分子人文传统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是很有远见卓识的编辑行为。
李辉在“沧桑看云”专栏中融入了许多访谈和自己的感悟以及研究心得，而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在《收获》上开辟的专栏“陈迹残影”再次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个栏目中的文章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和富有见识的过人眼光，他选取了文人私密性的家书、笔记、日记、题跋、辩白书，试图从个人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解说宏大历史叙事中可能遗漏掉的某些更为深刻感人的真实细节，这些传主都是经历奇特的人物，他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不仅生活道路已经证实了他们的不平凡的一面，而且在特殊年代、特殊时刻还留下了重要的个人史料，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李辉参与整理、打印出来的，凝聚了李辉个人的心血，为理解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沧桑看云”虽也是着重于解剖单一的个体，但作者更多的是要达到对整个文学史、对整个文学写作群体的总的认识，而“陈迹残影”则专一于触摸每个个人的片段、零碎章节，角度显然有所不同，但都对二十世纪文学史、文化史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持久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作用。前者宏观，后者微观；前者议论多，后者写实多。前者实中有虚，后者基本写实。前者是先导和发布，或者是承继和补充。二者共同完成李辉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的描绘和理解的深度。
李辉在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的“封面中国”栏目中，另辟蹊径，从已有史料，从外国人描述中国的视角，结合个人对历史及文化的揣摩、感悟，深入中国近现代历史，他较为开阔和力图更客观地品评中国革命历史中曾经的热点风云人物，让历史舞台重新推入世人的视野之中。
三、“人生采访”专栏
如果说个人专栏是编者与作者协商的结果，有更多的作者自身设计的能动性，存在着写作中的灵感激发等诸多变数，那么像“人生采访”、“河汉遥寄”、“走近鲁迅”、“一个人的电影”等集体专栏则完全是编者的主动介入，是更多发挥编者编辑创造性的成果。“人生采访”是《收获》编者设计的一个栏目，始于一九八九年，不定期延续至二〇〇二年，已经办了四十余期。在该栏目中，每书写一个人时往往有两篇文章（后来也有个别的三篇文章）：一是著名教授、学者、作家、专家写的自传类的随笔，几百字到数千字不等，可以叙述个人的一生，可以选取生命中的重要阶段侧重渲染；一是传主的晚辈、后学或友人，包括学生、子女、秘书、学者、作家对前者进行精简的介绍，写出个人的印象、心目中的形象。第一期的文章是钱谷融的《且说说我自己》和钱的学生李劼的《我眼里的钱先生》，以后基本上都延续类似的格式、套路。《且说说我自己》成了后面多篇文章的标题，据说这个题目是钱先生起的。在邀请作者写专栏文章时，《收获》的编者一般不会有什么限制和设定，没有给予过多的干预。在“人生采访”栏目中就是完全放手让传主自己去写。这些出没于二十世纪乃至于穿越到二十一世纪的文化老人写得自由随意，本真天然，洒脱放松，呈现出来的文章特点、个性千姿百态，别具一格。这样一期期办下去，点连成线，线串成面，每个点还涉及其他人物，又形成新的点、线、面，不断扩散、辐射开去，终将形成一个文化老人的浩淼星空。《收获》把一个个独特人物的独特经历以长卷巨幅的方式连串下来，就可以构成一幅人文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人物的升沉起落，都活灵活现地在《收获》中展览。《收获》通过对一个个老人的“采访”，留下了老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感悟，也是一份特殊的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积蓄。人都有一死，但精神代代相传，文化代代延续，这是知识分子思考的结晶，是文化人薪尽火传、继绝存亡的永恒事业。栏目中多数晚辈面对的是自己的前辈师长，容易被传主气度威慑，无法跳出其“气团”的覆盖，笔墨挥洒较为僵硬，不能平等客观地注视，总带着仰视的角度进行观照。有的文章写得分量不足，往往写成印象记，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度的理解和认识，不能较出色地把握传主的个性特征，因而没有全部达到编者预先设定的理想效果。当然也有写得声情并茂、深入浅出的好文章，如李辉写巴金、姜德明写夏衍等就是可读性强且值得回味的学术随笔。
四、“河汉遥寄”专栏
该栏目自一九九一年第一期开办至二〇〇九年底（这一栏目在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向前延伸），已经跨越十一个年头，总共已有近七十期。这是生者为死者写的纪念文字，为了祭奠，为了追忆。死者有作家、理论家、学者、革命家、新闻工作者、国民党起义将军的亲属、编辑家、报人、家庭妇女、诗人、剧作家、艺术家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们有名家名人，也有凡人寻常百姓，但作家居多。这些人大多数是与二十世纪的动荡或新中国成立后的坎坷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见证人。编者创办的这个专栏，似乎既是有着仙术道法的高人的“封神榜”，又是一代经史所不传的普通人物的《录鬼簿》。执笔写作的也是各种各样的人，有死者的亲属，包括儿女子孙夫妻还有情人，有同辈友人、同事，有下属，有晚辈，许多是作家、评论家、学者、学生，等等。文章包含的感情复杂多样，不仅仅是怀念死者，追忆生平，还有倾诉友情，描摹死者命运多舛或者百感交集的人生。死者大多数还是关涉二十世纪文化史、文学史的社会闻人、文化名流和知名作家。大凡是为贤者撰写类似于墓志铭之类的文字，常常会落入歌功颂德的窠臼，或遵循古训为贤者讳。但在“河汉遥寄”专栏里的文字却写得意外的平实，把名人还原为极普通寻常的人物或一般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小事上的情趣，在特殊境遇中的自守。在平凡的场合中倒是显示了他们人性的光彩，不一定悲壮，但自有几分真情。写名人写得高大完美往往较为容易，而写出他们的平常倒是更见难度。死者长已息，生者独戚戚。写死者又容易写得沉闷、阴郁，但专栏里的文章也避开了这类惯性弊病。一方面写出生者对死者怀有的特殊感情，另一方面达到对他们人生的灿烂的辉煌补叙。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生者只有踏上前人的足迹继续前行，别无选择。因为叙述的先人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贡献，那么这就是他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通过对死者的回忆，留给人们一笔无限的财富。《收获》编辑部通过这组文字，连同前文提及的专栏对健在的文化老人的采访的篇章，共同构筑了一道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生命长堤，这是民族魂的凝聚方式之一。《收获》做了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以文字记叙的方式留下老人们弥足珍贵的人生史料，为我们民族保存了生生不息的精神资源。
这组文字写得比“人生采访”较为自然、动情，也显得比较开阔、放松，许多看似平常的文字中蕴含着特殊的深情，值得回味。这其中个别人物代表性还不够，或者说略显平淡，如果能够选择更有分量、更有个性的人物，也许其中的人生况味或哲学深度会更有保存价值，因为这毕竟是“封神榜”，道行越深，自然就更具震撼力。专栏中写得较好的文章往往是那些与死者保持一定距离，但又与死者有着特殊关系的名家，他们能够与死者在一个同样的高度上形成主客体的相互对话、相互拥抱，产生震撼的力量，而那些子女辈或孙子辈的文章，则过于粘滞在对死者的相思之中，虽不乏深情，但是难免有絮叨、芜杂之嫌。但不管怎样，这些文字都构成了死亡文化的一部分，把《收获》的文化色彩点染得更加丰厚沉实。
五、“走近鲁迅”专栏
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收获》是一份继承和发扬新文学精神传统的文学期刊，不仅在编辑的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与“五四”新文学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自从一九五七年创刊起，《收获》就注意在多方面与新文学保持着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经过几代主持人的交接，已经贯穿到整个创办历程中，自然也就延续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鲁迅自从它的《呐喊》、《彷徨》等小说在文坛上获得巨大成功后就一直成为新文学永恒探讨的话题。不仅鲁迅的创作，而且鲁迅的精神世界，鲁迅的思想历程，鲁迅与中外文学的关系，等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营垒的人评说不已的话题。
到二十世纪末，《收获》推出“走近鲁迅”专栏，我以为是这个刊物文化意识的自我认同感的再次追认与强调而已。《收获》以它的威望，它的历史，它在文学界与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使得它的这个专栏不仅能够把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作家收拢到自己的栏目中来，而且能够在其中开放、开阔地表达比较有思想深度与尖锐性的文章。在表现当今学者、作家的思考的同时，在栏目中也依然体现出它对新文学的沟通、连接和融会的意向，这就使得这个栏目摆脱了陈旧的思想模式和惯有的思路，能够在一个比较敞开的框架中连串起新文学近百年的思想阻隔，终于在二十世纪行将终结时去做关于鲁迅这样的思想命题的栏目。这不仅对于认识鲁迅在近百年的地位，而且把一个有着关乎终极意义的思想关怀命题进行重新解读。专栏的推出，是过去对鲁迅评说的一个延续而已，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末了，人们看到这个专栏难免会觉得编者是不是想要总结一番关于鲁迅的话题。但是，从编者所发的稿子看，又似乎不完全是为了总结，而更多的是想把创刊时对鲁迅这位新文学大师的怀念与崇敬情结继续保存下去，并延伸至下一个世纪，这是因为《收获》向来有着对文化传统承传并发扬光大的使命感，这在前文的论述中业已涉及。
熟悉《收获》的读者知道，早在一九五七年，《收获》就在创刊号上第一次刊登了鲁迅的一个从未发表过的讲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后，《收获》对这位新文学大师的关注就没有停止过，并且把继承鲁迅精神化在编辑的具体办刊之中。到了二十世纪末再来讨论鲁迅，应该是对刚创刊时介绍鲁迅的编辑精神的延伸，也是新文学传统在这个刊物上的自然衔接。随后，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二〇〇一年第三期的时候《收获》又发表了有关鲁迅的文章，这就是由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的《关于父亲的死》，也正是这份继承和发扬光大新文学传统的刊物对鲁迅话题的持续关注的昭示，是《收获》负载的文化使命驱使它必然要做的事情。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收获》二〇〇〇年第二期刊发的三篇文章竟如同引爆了一束炸弹那样，一时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我们暂且不谈是哪三篇文章，先来看看“走近鲁迅”栏目的编辑体例，它每期由三篇文章组成，两篇当代人写的，一篇则是鲁迅同时代人的旧文。从《收获》二〇〇〇年六期中发表有关鲁迅的文章的作者看，当代的有批评家、作家、学者、研究者，鲁迅的同时代人，则不仅有鲁迅的中国朋友，而且还有他的日本友人，中国方面的除了有视鲁迅为师友的许寿裳，有他的知交旧友郁达夫，有他的学生辈女作家萧红，有鲁迅的晚辈历史学家范文澜，还有由“相得”而“疏离”的论敌林语堂，显见编者不仅想呈现今人对鲁迅的理解，也重现了历史上对鲁迅的认识，而且尽可能是不同身份、不同营垒、不同辈分等多层面的众人，通过这多角度的观察描绘，形成对照互补，相映成趣，勾勒出一个不同时空的立体的鲁迅，这些意图，只要读者细细品味总共六期的文章应该不难领会的。我们还可以看出编者的意图并不全是为了给鲁迅话题作总结，而只是提供一个思想平台供不同时代的人来评说鲁迅先生，尽量能够从各自的思想来源、各自的知识背景得出不同的见解，这样多期办下去，就能达到“更全面地了解鲁迅”记者《走近鲁迅用心良苦——〈收获〉杂志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绍兴晚报》2000年6月7日。、更加个性化地塑造鲁迅先生形象的意图。编者自然不希望都是人云亦云的看法，不希望还停留在过去已经认识到的高度和深度，而希望能有所突破，甚至是比较尖锐的见解，这样就不至于使这一栏目失去充分言说的价值。应该说六期下来的文章都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基本上达到预定目的。
但是围绕着第三期冯骥才、王朔和林语堂的文章，却发生了料想不到的麻烦。鲁迅故乡浙江绍兴最先做出反映，该市作协主席朱振国于五月二十五日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在《绍兴日报》上发表《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文中称第二期的三篇文章是贬鲁的“集束炸弹”。六月一日，由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家协会牵头，邀集市社科联、绍兴文理学院等单位举行声讨会。朱振国借助新闻媒体发表了致中国作协的信件，引发了《中国青年报》、《浙江日报》等报刊的介入，六月三日新华社晚报也以《〈收获〉刊文贬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为题，向全国晚报类媒体播发了通稿。中国作协没有按照朱振国希望的那样公开表态，只在六月十日出版的机关报——《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开辟了专栏，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的消息，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此外，《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〇年第七期专门发表了多篇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有关鲁迅的问题。讨论虽然已告一段落，但是，其中出现的问题还有进一步琢磨的必要。我以为此次讨论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借助媒体炒作，制造声势，颇有哗众取宠、无理取闹的意味，而且存有借助捍卫鲁迅的名义来为自己扬名的用心。而向中国作协写信，请求以组织的名义进行干预，这种行为大有当年的故技重演的卑劣，即如梁实秋“想借当权者之刀来镇压对手的嫌疑”。抓住第二期的三篇文章大加挞伐，进一步蛊惑人心，谴责《收获》的用心，有违编者的初衷，也使对鲁迅的探讨和认识做贡献的人蒙上不白之冤。单单抓住第二期的三篇文章，而不全面看待六期共十八篇文章，首先就不是客观地、公正地、公平地对待《收获》编者，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弊病。
其次，即使是第二期的三篇文章，也不必如临大敌，视为洪水猛兽，因为鲁迅不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他的思想地位和深远影响不是几个人、几篇文章就能摇撼的。单就写作的三个人和他们的话语也值得我们推敲。冯骥才在肯定鲁迅先生独特的文化视角——国民性批判“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义”的前提下，认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即所谓的“东方主义”。冯骥才的看法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王朔以他向来痞子习气的“顽主”身份大放厥词，他逐一地“驳倒”鲁迅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定论”，这与他谁都不买账的痞子气是一致的。冯、王毕竟是作家，他们写的是随感，不可能也没必要像学者的专业论文那样言之凿凿，无一字无来处，他们的文章不是学理上的分析，而是生为作家的一点感悟、看法，自然不可能那么严密、规范、完整，作家以出格以与众不同为乐事为本性，撒撒野也是可能的，如果与他们较真倒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冯骥才和王朔也不是恶意毁谤鲁迅的人，以他们的才华和智慧不会不知道鲁迅的价值和分量，从他们的文章也可见是在尊重鲁迅的前提下发点怪论，如此而已。林语堂是个幽默大师，其笔法有时不免与王朔的正话反说类似，故意来点噱头也是文章做法的形式需要。林语堂在文中也自言对鲁迅“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这不能完全归之于只是骗取读者同情的一种姿态。由此推想，包括一九九八年南京的“断裂风波”，曾经谩骂鲁迅是一块“老石头”，我以为也是与作家的偏颇、激愤有关，不妨看作是一帮年轻作家出于宣泄成名的欲望干出来的事情，应该没有恶意，是较真不得的。称鲁迅为“老石头”并不是始于今日，谩骂鲁迅也不是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或者二〇〇〇年才有的，但与这里讨论的冯骥才、王朔乃至南京的年轻作家应是性质不同的。
由对鲁迅讨论的分歧，也可见学术界存在不正常的风气，或者这里触及的是中国人脆弱的神经，即不能对有定论的伟人说三道四，很难客观地看待对伟人的认识，缺乏心平气和的平等的讨论氛围。一部分人还是习惯于把鲁迅供在神龛上让人膜拜，无法还原鲁迅作为人的形象去讨论他的个性、他的思想。
实际上，如果对《收获》的编辑精神有所理解，如果了解《收获》的办刊历程，如果理解《收获》与新文学传统有着密切关联，那么就不会得出《收获》是在贬鲁反鲁。熟知巴金、靳以、李小林的编辑个性，熟知巴金、靳以是在新文学影响下走上文坛，是在阅读鲁迅作品而走上了编辑道路，熟知这份以延续新文学精神传统为几十年的办刊宗旨之一的刊物，那么只会得出《收获》及其编者是怀着对鲁迅的深厚感情才会组织并发表有关鲁迅的讨论文章。《收获》二〇〇〇年发表的这组文章完全不同于它六十年代曾经刊登过的姚文元肆意歪曲诬蔑和攻击鲁迅精神的文章，那是“左倾”思潮侵蚀文坛时的扭曲和变形，相对而言，作为已经有着一定自主权的《收获》编者只会维护鲁迅形象，只会继续坚持和发扬新文学精神传统而不可能玷污或者攻击新文学传统，这是《收获》一贯的风格所注定的。
六、“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表面上看，《收获》杂志社开设“一个人的电影”栏目好像跟文学本身的关系并非十分密切。试想，以一份向来推崇纯文学的典雅、庄重的权威期刊，向来以承载数十年文学正宗为使命的杂志，突然开了夹杂非文学倾向的先例，这应做何解释呢？
参照专栏，其开篇是作家格非的《乡村电影》，是对童年电影情结记忆的真实记录，是回忆“乡村电影”夹杂复杂情感的片段残章。作品中除了个人情绪之外，还与民族文化记忆相联系。接下去刊发的，大多是记者或作家对导演的专访，个别的是一些与电影相关的人的电影忆旧或怀想，谈论的大多是由电影引申开来的话题。涉及的人员主要有：贾樟柯、田壮壮（由另一电影导演彭小莲采访）、霍建起、王朔、徐静蕾、焦雄屏、王小帅、张艺谋、马俪文、娄烨、李陀、毛尖、崔永元、许鞍华、陈可辛、顾长卫、杨争光、尔冬升、侯咏、徐克、黄建新、王家卫、赖声川和刘镇伟等。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以及颇受大陆观众和青年影迷喜爱的香港导演，有的是难以归类的导演，少数是编剧、作家或学者、高级影迷，其中还有集影评、影展和发行人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教母级人物焦雄屏，有收藏电影记忆、借助个人影响力和身份角色对电影有特殊贡献的崔永元。可以看出，这里涉及的人物较为混杂，好像没有太明确的编辑取向。但应该说，专栏里还是汇集了中国两岸三地的电影精英人士。
这些被采访的或者探讨电影记忆、电影文化的人，多数属导演，是导演中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导演（张艺谋、贾樟柯），是比较坚持自我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导演（如被认为不求闻达、坚持高贵的田壮壮，坚持唯美的霍建起，坚持拍艺术电影、不迎合的王小帅，崇尚纪实、对世俗人生表示理解和尊重的贾樟柯。霍、贾、王都在坚守个人化的东西，都在坚守艺术，都在对抗某种物质至上的商业性。贾、王都借助影像的方式，注意收藏和保存时代的信息），他们又都是个性化风格较鲜明的导演。他们对文学还是较有好感或受益于文学较多的（霍建起的作品多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张艺谋意识到自己电影的问题都是剧本的问题）。而采取的方式，大多是漫谈式的、随想式的、杂感式的、怀旧式的，或对话，或自我抒发。
概而言之，这个被称为是《收获》十年来“最经典的专栏”，体现出如下特征：首先是这个栏目连续刊发了四年，有时一期刊发不只一篇，共发文二十七篇，除了常规栏目外，这样大规模长时间连续做的栏目，在《收获》是不常见的。我们几乎也看不到一本纯文学刊物会这样连续四年不断地关注电影文化，谈论电影。也许《收获》不是非电影刊物中第一家关注电影的，但是像《收获》这样持续、深入、驳杂地探讨电影的刊物是他刊莫及的。
其次，更主要的是栏目聚集了中国大陆和港台两岸三地数十位顶尖高手，包含与电影相关的不同重量级人物。虽不能说把当代中国一线大导演尽入彀中，但其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大多是一些为电影生、有电影梦的人。我们从中还是能感受到该栏目编者试图从导演，从电影研究者，从专业人士到职业影迷等多种不同角度探讨电影的魔力，电影与个人、时代、社会、民众的情怀，那是记忆沧桑、剖析心迹的另一种文化书写形式。
第三，《收获》对电影的关注，又不仅限于电影，而是指向较大范围的电影文化，可以说这是它一贯对文化眷顾的延伸和发挥。这既反映了《收获》的敏感性，对新事物、新领域的关注和拓展，也反映了《收获》在新时期的新追求，对民众感兴趣、对当今人们生活受其影响甚大的影像文化的关切。在这个讲究视听震撼，讲究视觉冲击力的时代，这既是它求新发展变化，又是一脉相承孜孜不倦的探寻表露。探讨的是影事，更是世事，是文化，是历史，是人间沧桑体味，从中或可“窥见一个时代隐约的背影”。栏目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电影这一“高度仪式化的集体娱乐形式”，试图复活尘封的时代以及整个中国的“民族文化记忆”，其深意应该为更多人所认识。
第四，我以为栏目文章中出现的许多话语，有的略加改动，用来评价《收获》这本杂志也非常贴切。如说霍建起 “身上带着很久以前的痕迹”，“没有被名气和成功摧残”，“基本上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情和本色”，不为世俗和商业意识所左右，是位“不轻易改变姿态”的实力型导演。如提到张艺谋是位“有着恭敬心的人”，“除非不做，做就要竭尽全力做好”。评说贾樟柯是“新时期某种电影文化的一个缩影”、“平静从容的叙事”，“作为电影大家的行云流水的从容和鞭辟入里的深刻”，说他“谦和淡定”，儒雅而坚决，“对世态人情平静而高超的体察，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匠心”，体现出“既不媚俗又不媚雅的大家风范”。他也是对生活有敬畏，在电影圈里能真正坚持到底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自言“不应该会迎合什么，也很难迎合，就是干自己的”。和贾樟柯很相近，同样是为人真实、不张扬、很低调的王小帅，其实霍建起、贾樟柯和王小帅都在守着个人化的东西，都在坚守艺术，王小帅也自称“尽量不去迎合”商业片一统江山的现实，他不会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去追求那个更大的众。这在当今物质至上的时代，人人追求电影票房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他们都在对抗物质至上，都在对抗消解自我的艺术感觉的世俗行为，坚持拍艺术电影，这些似乎与《收获》的处境和态势以及编辑思想、办刊理念有着内在的相通相连，有点惺惺相惜的意味。还有像“发自内心对电影有一种很真实的反应”，对电影本身充满热爱，不在乎多拍一部或少拍一部电影的田壮壮。他被焦雄屏认为是两岸三地少有的“真正的高贵”。他“不求名利、不求发达，真正要拍自己的东西”，特别是拍《德拉姆》时六下云南，“把电影当做一辈子要做的事情”。评说马俪文和她的电影说过“沉静清新、含蓄从容”，“干净、朴素和真挚”，“节制和简约”，“叙述的从容不迫，那么干净、沉稳、不动声色”。马俪文对“沉静中的张力”、“无声和含蓄的力量”、“看似平常的表象里让人心灵震撼”本小节引文均参阅格非、贾樟柯等著《一个人的电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向往，都有着与《收获》如此相似的气质。其实何止是霍建起导演的很多方面和《收获》杂志很像，他坚持，怀旧，内向，不表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拍自己喜欢的片子，而且他的创作唯美、坚持从文学改编，和文学密切相关。以上提到的多名电影导演都或多或少与《收获》有着某些内在的趋同性。
《收获》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是当代文学的缩影。它注重纯粹性、艺术性，写文化，感历史，注重个性化，尊重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在坚持纯美的基础上试图反映多元的、驳杂的、缤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境况。它静水深流，大音希声，和上面提及的受访导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艺术电影不受拥戴，个人化的“作者导演”地位垂危的电影境况下，《收获》杂志同样面临着文学贬值、纯文学地位低下的现实。他们似乎是志趣相投者，是困境中的“同路人”。电影和文学一样都不再有神圣感，电影人和文学工作者都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坚持自我、走艺术电影之路和纯文学之路的两方面人马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许还不只是文学与电影的相通，今日许多艺术领域都发生了类似的普遍状况，这应该是个时代的共同问题。《收获》的这些访谈、这些探讨就更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了。王小帅的坚持拍艺术电影但也提到会不得已而发生一些变化。贾樟柯会坚持自我，但也会做些不关乎整体大局主体的平衡或妥协，但根本的是不会变的。这些都让我想起《收获》也在做些变通，但它不变的是不会被商业化，不会为提升发行量而去做广告或走艳俗之路，不会降低标准登载那些不够分量与质量的作品，不会扭曲自我而丧失个性化品格，不会背弃巴金、靳以创刊以来就坚持不懈的对文学负责、为读者着想的大爱操守。尽管我们可能会认为入选被访的人很杂乱，很难归类，或者说很难看出编辑的明确趋向或趣味所在，但单是把这些内在相似的人聚集到一起已经值得欢欣和自豪了。《收获》要表达的东西已经有所体现，它的追求和趣味也从中凸显出来了，是不是把所有顶级导演都收入囊中，已经毫不重要。
电影是以文学为基础或者说是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崭新艺术。电影结合科技和艺术的发展成果，以他的视听动感赢得数以千万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在强调视听动感的当下，在图像影响力超越文字的诱惑力的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对电影说“不”。在电影商业利益极大影响下的国际市场上，电影号召力更是其他艺术门类难以匹敌的。二〇〇九年底、二〇一〇年初，中国政府发出变中国电影大国为电影强国的声音，将激起更多电影人的热情，同时也将在国人的心目中掀起更大的波澜。我们不禁对电影的未来充满期待，我们是否也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现状及发展做点什么。《收获》杂志社，一个标榜从不做广告，从不以其他方式吸引观众和读者的纯文学刊物突然对电影发生兴趣，专门开辟这一栏目，连续刊发了二十七篇有关电影的访谈文章。这其中蕴涵的深意颇具特殊意义。
“一个人的电影”专栏似乎也透露出《收获》有所变化的信息。对通俗性、娱乐性、时尚性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体现出对综合性（电影本身特性之一）及新奇性的吸取。当然，这种吸取是有选择的。比如它重点选择较受年轻观众所喜爱的香港电影及大陆第五、第六代导演，选择他们中那些风格较奇异者，较有个性追求的导演、编剧、电影人来进行对话和交流，或许未完全设想好，但有一种暗示或隐喻，像是表明《收获》终于走下神坛，接近人间烟火，体现出更多的平民意识和大众情怀。我们还会联想到二〇〇一年开始的长篇小说增刊号的出版，其中刊登的作品总体上艺术质量当然还是不错的，是经过精心编排和筛选的，但风格样式显得更加多样，更贴近世俗人生，更符合普通人（而不只是文化人）的凡俗口味。这或许不只是文化传播的编辑策略所致，是否也出于经济自救与自立、自给自足、自我救助。其实新世纪以来，《收获》还尝试开辟一些如同“好说歹说”的对话体栏目，淡化一板一眼、过于严肃的风格。我们不会从《收获》每期正式出版的刊物上看到刊物本身大的变更。它还是那样大雅若兰，如李子云评价宗璞的“兰气息，玉精神”转引自《收获》2009年第五期王蒙《子云走了》一文。，还是生生不息地向前推延，但在微澜不惊的波涛席卷中似乎隐约可听到其发出的丝丝缕缕有所变更和发展的声响。
或许我们应该把《收获》做电影栏目放在这样的地位来看待：理解电影，理解影像，也是理解一个民族、理解一个民族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与民族记忆密切相关。谈电影，绝不只是关乎电影的事情。它更可以联系到许多民族记忆以及灵魂深处的事情。当然，它又是与时尚、新潮，与青年、与老少都联系在一起的事情。电影属于综合艺术，它以文学为基础，发挥艺术和技术兼容的特长和优越性，在电视传播、网络游戏盛行的今天，仍然有半壁江山的威力。新世纪影像视觉艺术更加强有力地冲击和吸引着人们，电影的剧情和超前技术不仅拥有较高文化涵养的年长观众，而且对推崇时尚新奇文化受电脑网络影响的年轻一代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我们是否应该联系到《收获》是一本反复强调为读者办的杂志、为青年办的杂志？
结语历史/未来机遇/挑战
结语
历史未来机遇挑战
考察了由巴金、靳以创办的《收获》的发展历程，深感要办好一个刊物殊非易事。文学期刊要生存，离不开外部良好安宁的社会环境，需要必备的经济后援，资金无忧。更需要办刊人多方面的资质、学养、胆识的储备、生成和铸造。在市场经济横扫全社会的今天，还必须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的兼容并包、坚韧不拔和处世不惊的品德和意志，有在市场中变通应对的能力，有驾驭市场与参与竞争、学会在新体制中的运作经营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这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威慑力与冲击力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刊物的发展需要编者、作者、读者的多方协作，哪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譬如作者，就有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喷发期和守成期，积蓄期和倾销期。遭逢作者创作黄金季节，有丰盛、成熟的作品，那么刊物就有备无患，游刃有余，否则，在创作歉收的时候，编者就难免捉襟见肘，纵有浑身解数也施展不出来。靳以主持《收获》时期，正是新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爆发时期，长篇佳作联袂登台，而能够容纳长篇作品的刊物独此一家，刊物就易办得有声有色，当然不排除编者的个人魅力引来众多来稿。在以群、魏金枝操办《收获》时期，长篇小说恰逢青黄不接时节，编者纵为巧妇也难免有无米之炊而慨叹，当然也与文学在“文革”前几年已经严重受挫，生产断档，作品难以为继相关连。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又迎来长篇小说的高产时期，《收获》的优秀长篇络绎不绝地刊发出来，这又与文学创作进入多元时代，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娱乐化倾向日渐渗透，影像艺术，包括动漫、游戏等深入青年族群心中，文学的地位有所下降，优秀的文学作品匮乏，也较难刺激人们的神经，引发较大的波澜。总之，刊物的健康生长，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具备，需要刊物内外的众多因素的和谐呼应，既有客观条件的要求，也有主观因素的作用。
《收获》已经坚稳地矗立文坛五十余年，保持着当今文学期刊的权威地位，优质的作品高居文学排行榜的尖顶，长久保持读者信赖和市场销售的双丰收，在纯文学的领地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精神资源，这些都是可喜可贺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理由骄傲。我们今天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在几十年前，我们的前辈编辑家已经做到了，而且丝毫不比今天逊色。他们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带着信仰的不计报酬的高风亮节倒是远远高于我们今人的境界。想当年巴金老人担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四年，什么活都干，“写稿、组稿、看稿、编稿、校对，甚至补书，还是不要报酬白尽业务”纪申《巴金——读者、作家、译者的真诚朋友》，李存光编选《世纪良知——巴金》第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们还有什么考虑私利的资格？想想靳以一个人兼任两个刊物（《文学季刊》和《水星》）的实际工作，自身还不断有作品问世，我们岂敢再夸口自己的成绩？巴金带着《文丛》的纸型四处躲避敌机的轰炸，坚持印出刊物，送到读者手上。靳以在战乱逃亡关头，还坚持主办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报刊《文群》，而且亲手经办了五百多期。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今天有哪些编辑能够相提并论的？巴金主编《文学丛刊》荟萃了左翼作家、自由派作家、无党派作家，集结文学大师和青年学子，各方英才济济一堂，既出版名家的大作，也大力提携新秀的处女作，既出版应运而生的中国作品，还组织雄厚的力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门类错杂斑驳，思想包罗万象，那种开敞豁达的视野，海纳百川的襟怀，当今的编辑家、出版家恐怕是绝无仅有吧？想想鲁迅当年编书 “对书籍的装帧设计，版面的排列，纸张的选用，插图的安排等，都有精深的研究和严格的要求”，“对用纸、制版、印刷、装订等等没有一个细节的出版过程他是不内行，不认真从事的”赵家璧《鲁迅先生的编辑工作》，《新闻与出版》1956年10月30日。。鲁迅先生常常亲自“修改、抄写、编整，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周作人《鲁迅的编辑工作》，《羊城晚报》1957年10月20日。，他花很多时间在编书稿上，自己设计版面，甚至自己拟写广告稿，时时处处为读者着想、负责，因此经他设计、劳作而出版的书有着“新颖的装帧，舒朗的行列，洁白的纸张，决非坊间同类的书所可比拟的”李小峰《鲁迅先生与出版工作》，《新闻与出版》1956年10月15日。。不知今天有几个编辑能有鲁迅先生这样在行和负责的？
比起当年巴金、靳以提携、扶助大批的文学新人，比起靳以专门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腾出版面提供给《诗垦地》的青年学生发表作品，对诗人们的成长给予了至关重要的鼓舞，比起巴金对还是青年学生的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的赞赏、推荐和出版，决定了这位天才剧作家的轰然出世，我想这些例子都足以令后来者汗颜。以最高的文学期刊的标准来衡量《收获》杂志，《收获》的编者从前辈们的作为中是否可以得到某些启示？
《收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似乎一直是侧重于刊登名家名作的，这种行为到“文革”结束后似乎愈加突出。或许是它的权威地位，使得它的稿源十分丰沛，自由来稿和名家赐稿，已经足以使有限的编辑人员应接不暇，忙得不亦乐乎。又或许长期在发稿上十分顺利，使得编辑部由无力于关注、挖掘年轻的新秀到无意于观察和发现那些刚刚出土的新芽。《收获》刊发了许多优秀作品，已经使它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收获》把很多作家的重要作品刊登出来，奠定了作家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是，《收获》要占据二十一世纪文学期刊的前沿高地，是否还要在继承新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扬海派文学的海纳百川、吐故纳新的精神，开拓新的空间，腾出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去挖掘、发现和培植在未来的岁月中有潜力的、可堪造就的文学新人？在众多期刊争先变革的过程中，《收获》是否也要适时地观察文学期刊的发展现实，注意寻求文学期刊的新的生长点？总之，《收获》一度对新人新作的不够敏感让人隐约感觉到这其中潜藏着值得注意的不利因素。新人的出现往往是文学新的生长点，往往带有一定的原创性和突破意义，如果《收获》无意于去观察发现并加以培养，那么这些作家作品就自然而然流落到其他刊物上，如《钟山》、《花城》、《大家》、《当代》等刊物，给《收获》带来一定的损失，这是肯定的。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不少好稿子在《收获》的眼皮底下流失到以上的刊物。特别还要提出的是，有一批著名作家的有争议的稿子大多一概地发表在其他刊物上，这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累积成一个足以困扰人的焦点。这其中是否也有值得《收获》思考的问题？“安全生存”固然是刊物能够办下去的基本条件，但是过分抑制自我，排除那些探险性的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突破意义的作品，使这类作品不能在这份权威刊物上得以发表，不仅是读者的损失，更是《收获》的损失。《收获》失去它们，使《收获》的丰富性可能受损，文学的权威性也会打折扣。《收获》一直坚持默默发展纯文学，这是可佩的。但是，如果无视文学新思潮的涌动，无力于发现新的文学生长点，无意于发表能够带来一定冲击力的作品，那么，久而久之，恐怕会形成一种编辑惰性，这对于《收获》的持续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市场运作已经渗入文学界的今天，将可能导致一种根本性的观念落伍。
我们说《收获》没有稿源危机，但是《收获》也并不是不存在需要好稿子的危机，并不是不存在需要富有个性、充满锋芒、具有争议性的，也是作家在个人所有创作中带有突破性甚至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作品的危机。在今天文学期刊发展的外力干扰频繁出现、变数颇多的语境下，《收获》是否意识到文学期刊的发展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提出更多、更大的挑战？迎接挑战还是回避挑战，可能强大地影响到期刊未来的兴衰命运。今日文学期刊界，既有危机，同时也潜藏着发展的新机遇。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收获》等文学期刊向海外发展的门户开启，未来的空间将不可限量。
未来的《收获》，要更充分地发挥编辑的主动性。我们常说没有《小说月报》、《现代》、《语丝》、《创造》等刊物，就难以想象新文学的实绩的取得。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没有好出版家，没有好编辑家，也就难以经营、出版、发行那么多的好刊、好报和好书籍。如果没有赵家璧，良友图书公司很难在新文学中做出巨大贡献；没有巴金，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很难组织到那么多数量与质量都如此可观的作品，难以把那么多著名作家，包括鲁迅、茅盾等大师的稿子出版成书。尤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编辑家、出版家的人格魅力往往成为抵挡、抗击金钱、物质利益诱惑和侵蚀的最有力的无形力量。出版家、编辑家的文化修养、艺术品味、思想操守、开阔胸襟和卓越胆识既是他们判断、提取重要作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他们能够把真正为了发展文学、弘扬文化精神的著名作家吸引到自己的刊物、出版社来的关键因素。正因为这样，才会由于有了茅盾、郑振铎、叶圣陶才救活了、办好了《小说月报》，有了赵家璧才使得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诸多新文学史上的皇皇巨著，有了巴金、靳以才使得《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在新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有了巴金、靳以才挖掘了那么多的好作家及其好作品，有了一大批坚守在文学刊物及出版社周围的、以传播、继承新文学文化使命来发挥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才最终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立体的新文学史。
比起只办了两年共出版八期的《文学季刊》，比起只办了八个月出版了九期的《水星》，比起只办了半年仅出版七期的《文季月刊》，比起只办了一年零十个月共出版了十一期的《文丛》，那么已经经办了五十余年的《收获》，应该算是高寿高产了。我们希望《收获》在后巴金时代继续处于文学期刊的领先地位，秉承巴金、靳以等前辈开创的编辑方略，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及未来有新的拓展和美妙的前程。
巴金走了，留下一个世纪老人长长的身影。《收获》这本“老”刊物将在没有巴金的庇护下独立生长。它能继续沿着巴金、靳以所开创的道路健康地走下去吗？它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容纳新的因素有所壮大不断向前吗？它能抗击新的阻力和各种障碍立身于文坛之中、立足于众多期刊并保持王者风范吗？
我们相信，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不再过于焦灼的今日，在李小林等新一代编辑人已经成熟的今天，在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编辑成果的今天，《收获》一定能够于当代文学期刊中继续领先。在这个喧闹、急进而激荡的年代，到处在挖掘商机、引爆亮点，自我炒作和吸引眼球时有发生，而《收获》即使是在五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也不事张扬、不铺张浪费，不搞大型庆贺祝寿活动，依然故我，波澜不惊，不能不让人感受到一种隐约长存的深沉力量，心怀敬重和欣羡。《收获》如同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处变不惊，洞若观火，在喧嚣嘈杂的变动时代里，仍然保持着一种淡泊、自在的状态。这或许正是巴金的后来人，《收获》的新一代编者从前人那里承传下来的笃定心态，或许他们以为按巴金的为人处世，按照巴金生前的风格不走样的走下去正是对巴金精神的最好延续和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