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金与靳以共同担任《收获》主编，还有一个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集合他们二人之力可拥有数量最为庞大的作家群。早年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曾有着一百零八人之多的撰稿人周葱秀、涂明《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第348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水星》、《文季月刊》又团结了一批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同人作家，抗战时期主办的《现代文艺》经常冒着被停刊的危险发表刘白羽、陈荒煤等来自延安的作家的稿子，以及在《烽火小丛书》等丛书的编辑出版中也广泛联合了各界的作家，还得加上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时提携和出版了新文学史中占绝大多数的作家的作品，他们二人通过办刊出书已经滚雪球一般把各种不同信仰、不同追求、不同派别、不同个性与风格的作家最广泛地凝聚在自己的周围。文学期刊作为一种特殊文本，它就有这样的奇异力量，能够冲破观念的歧义、社团的纷争、个性的冲突和创作的杂色，把作家们联合成为真正的统一战线共存于同一个文学星空。
就在创办《收获》之前，在编辑和出版岗位上，巴金与靳以已经链接建立起一个他人无法替代的包容众多合而不同特色的作家网络。巴金与靳以都是身兼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辑，做的都是提携、扶助他人的功德无量的事业，加上他们都有与世无争、谦和善良的品格，容易赢得人心，这就使得他们在建国后较少受到思想壁垒复杂森严分歧纷纭的文学群体中的作家的猜忌与背弃，在建国后较能得到各方一致的好感和拥戴，这些都为他们成功地在新中国继续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创造了先在的有利条件，预先储备了最丰富的作家矿藏。巴金与靳以通过《收获》这一媒介，顺利地把新文学推延到了新中国，把新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自由派作家、无党派作家充分地联合起来，把旧时代与新中国的作家联合起来，把作者、读者统统纳入文学期刊这个公共空间之中，发挥知识分子在新的意识形态规范制约下传播文化发扬人文精神的作用。《收获》在他们二人的经办下，作家阵容十分强大，稿件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刊物办得十分红火。如果不是遭遇政治因素的肆意强暴，相信《收获》在几个时期发展过程中、经过不同时代的累加，它的作家队伍也将远远强大于其他的文学期刊。
《收获》在新中国创刊，赢得全国各地作者们的喜爱，得到他们的呼应，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靳以在他执笔的《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中曾经提到，《收获》在创刊号出版之前，编辑部就已经收到大小不一的六十九件作品，而且作家们还透露了在近年可能完成他们更重要的一批作品，这些佳作自然也有望呈献给《收获》。在第四期的《编后记》中编者毫不掩饰“全国作家的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心爱护”的狂喜之情，如数家珍地细述前三期近二百万字的篇幅中所刊出的作品的体裁和题材，接着编者又突出渲染了自从创刊以来《收获》共收到来稿近六百篇的快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全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对《收获》的支持和信任，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收获·编后记》1958年第一期。。《收获》创刊起始，就十分重视给刊物写稿、寄稿的作者，巴金先生说的“作品是刊物的生命”是编者所信奉的。《收获》的几代主编深谙作者的重要性，并把与作者交心、建立可以相互信赖的友情视为刊物立于不败之地的一项长远的工程来抓，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刊物的继续生存和质量保证。李小林、肖元敏、程永新等第三代主持人也一直强调与作者交朋友，他们以真心换真情，得到众多作家们的信赖。长期以来，编辑部随时掌握作家们的创作情况，保持联络，及时交流看法，使得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持续维系着。许多作者很自觉地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寄给《收获》，这对于刊物的发展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可以说，围绕着《收获》五十多年的行进历程，活跃着一支数量十分可观的作者队伍，他们既仰慕刊物主编的人格魅力，也以向这家历史久远、享誉文坛的刊物投稿、发表作品来检阅自己的创作水准，有的在此初试自己进入文坛的歌喉，有的在此比试面壁多年的精品绝活。
在《收获》历史上，登临这块园地亮相的作者不分地域、年龄、身份、性别，发表的作品影响大小不一，但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政治上涉嫌的作品——“被欺凌与受侮辱者”：从方纪、海默、管桦、康濯、蔡其矫、高缨、谷峪到谌容、张一弓、冯骥才、从维熙、贾平凹等，还有虽然没有在《收获》上刊登《一个与八个》的郭小川，但他的诗作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而被《人民文学》和《收获》退稿。这些作者都曾在《收获》刊发过和政治产生摩擦、被亮红灯的作品，都曾受到直接或间接点名以及读者以政治尺度进行不同程度的批评，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指责、批评、围攻的作者群落。在《收获》的不同时期，都有一部分作者由于发表了不合时宜的作品而遭遇各种方式的攻击，这其中主要的一类就是来自官方、政治权威和某些当政的领导的封杀、追查和质问，这类作品的命运常常只有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松解而有所改变，时光的推移会消除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凸现出他们的作品原本的价值。某个时期的消逝，常常就是这些作品显示出光芒的时刻，作者的作品优劣不辨自明。这类作品的出现往往在《收获》的某个发展阶段刚开始或起步不久，比如一九五八年——《收获》创刊后的第二年，比如一九七九《收获》复刊后的一个时间段里，比如八十与九十年代交替的节骨眼，比如二〇〇〇年《收获》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创刊伊始或新旧交替之际，编者往往有意尝试引进某些新的作者，有意突破原有的格局，有时甘冒险情闯入雷区，刊发某些带有尖锐气质的作品，表现出具有开创性的胆识和勇气；有时则是编者还没有意识到刊发作品的界线，还不太注意编辑安全；有时还是编者有意闯禁区，带有开创性带有探索、试探的性质。这类作者的作品，包含有抵抗禁忌、反击时俗的声音。随着刊物的运转，后来这类作品逐渐少了，或许是求保险起见，也可能是环境的因素、不利于说话，也有可能是编者的回避和趋向于保守慎重。
第二，写作的内容或形式的疑惑——对“另类”写作者的误读：从张洁、张辛欣、张贤亮、何立伟、徐晓鹤到棉棉，还要包括部分作者的实验作品。这类作者及其作品，与第一类有交错的地方，因为这类作者作品不少也都受到政治的打击，单独列出只是它们更多的是因为作品本身爆炸性的内容或形式的奇异而引发了读者的困惑及文坛的争论乃至于批评，这些作品受到读者的质疑和非议，主要是与传统的、固定的审美习惯有所龃龉，有些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意味，所以产生读者的不解。这类作品也可能动摇传统的道德意识，触犯政治的忌讳，所以也导致政治上对它们的围攻和发难。这是一群被受众误读或非议的作者。这类作品往往出现在《收获》已经深入到了某个阶段，蓄势待发，渴望新的突破，拓宽新的范围，展现给读者一片新的视野，以此带动整个刊物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能出现的时间不太固定，属于间发性的、阶段性的，没有常性，所以这类作品在刊物总期数或作品总量中也不算多。目的都是为了新的发展而做出的编辑尝试。这说明《收获》不是千篇一律、铁板一块的编辑套路，而是时而有向新的领地突进的勇气。《收获》是一份较为稳定的大型刊物，但它总是会在某些时期刊登一些新奇或看似另类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命运与许多新鲜事物一样，刚问世时总要遭到社会的质疑、误解，对读者的审美趣味、阅读习惯是一股强有力的刺激。也许正是有这类作者的加入，激活了《收获》的编辑机制，使它不至于老化、落伍，使它求得新的突破，拓展新的空间，开发出新的领地。
第三，写作群落结盟——走积极探索的个性化写作之路：从老舍、茹志鹃到张抗抗、马原、余华、苏童、王安忆、张炜、阎连科等。这是《收获》办刊整个过程中贯穿持久的作家，包括注重内容深化及注重形式探险两类，他们双线交错，并肩行进。这类作者可能在《收获》某个阶段的开头就有，可能中间大量出现，而且还一直伴随刊物不断向前延伸而扩展着，他们的加盟与刊物强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策略、意图相一致。刊物的存在与声誉主要依赖这类作家。他们的创作具有原创性、时代感，具有可读性、丰富性，能够唤起不同的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收获》上的作家大部分都可归入这一类，他们都把内容与形式结合得较好的作品提供给《收获》，另外的其他类型的作者也提供与政治、现实有一定距离的优秀作品，他们是《收获》最广大的队伍，是文学同盟军。《收获》能不能办好，能否保持并体现自己的风格，就看是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拥有和抓住了这类作家。他们是一群思想清新、形式娴熟的作者。这是刊物生存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刊物借助他们推出每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们也通过在《收获》上发表了重要作品而扬名，确立在文坛上的地位。《收获》有时看似保守、静默，甚至有些低调、波澜不惊、单一寡淡，但实际上却做了最行之有效的工作，长期坚持必见实效。在我们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在我们现有的思想条件下，这可能是最为恰当、最受到各方面取向的读者所一致认可的行动。《收获》注重作品的总体质量，在不同时期都刊登了大量受到文坛内外称许的作品，使它无愧于期刊王国的王者风范。
新世纪后，《收获》在继续挽留、捕捉成熟的名家之外，也在不断地扩充着文学新人，陆续添加了不少新面孔。这既显露了文学发展的新格局，也是《收获》这本历史久远的刊物要始终保持勃勃生机的现实需要。要求《收获》面面俱到地网罗各类作家、甚至每一个名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收获》在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在不断发掘和开发新的作者，并且尽可能地把其中的优秀之作奉献出来。
一、政治上涉嫌的作品——“被欺凌与受侮辱者”
《收获》不是畅销期刊，它不以炒作最新热点而吸引读者；它也无意以硬碰政治案情、书写现实敏感话题而满足读者。它更多的时候坚守在一个文人经营的纯粹天地里，构造当下的精神天堂，有点远避时俗流弊的意味。这注定了它不可能引起受众的广泛接纳，它不可能流行成为时尚杂志，它甚至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喜闻乐见。它看似有点远离现实、远离读者，而实际上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它的悲壮感人之处，或许它的编者意识到这是今天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洁身自爱，切实做好编辑岗位上的工作。《收获》不同于皇城根下的《当代》，喜好刊登题材宏大、传布国家意识形态信息的作者的作品；它也不同于面向海洋、占据开放前沿的广州的《花城》，把握时代的初潮，看重那些带有实验、探索气质的作者的作品；它也不同于古都金陵的《钟山》，不时地发号施令，企图一呼百应，重现昔日帝都的辉煌。我们看到《收获》刊登的作者的作品大多比较精致，比较具有文化气息，它把新奇的、世俗的观念融化到对文化的考察上面，而社会热点、政治问题除了一九七九年复刊以后一个阶段有所反映，后来基本上淡化了，还是回归到纯粹的文学边缘上来了。对于作者，《收获》选取刊登的作品也多为具有较高的文本价值，而不是作品的社会影响。比如擅长写社会问题屡屡引起轰动效应的柯云路的作品，一直难以打入《收获》的版面上。直到二〇〇一年《收获》编辑部编辑的长篇小说编外专号，柯云路的作品才第一次上榜。比如谌容的反映文化人命运较强烈的作品刊登在《收获》上，而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则登在《花城》、《当代》上。张炜的《古船》刊登在《当代》，《外省书》发表在《收获》上。还有王安忆、苏童等人似乎也有类似现象。《收获》刊载的作品比较纯正，文化底蕴较足，那些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作品，那些游戏之作，那些幽默、诙谐的作品，基本上都不刊登在《收获》的栏目中。
1. 康濯、方纪、海默、管桦、蔡其矫、高缨、谷峪
《收获》在创刊的第一年取得骄人的成绩，使得编者信心大增。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却连连在政治上被亮了红灯，这其中有发表于前一年的康濯长篇小说《水滴石穿》和发表于一九五八年第三期的谷峪的长篇小说《石爱妮的命运》，还有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海默的短篇小说《盐》（一九五八年第二期）和《打狗》（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方纪的短篇小说《来访者》（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以及蔡其矫的诗歌《丹江口·南津关》（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和高缨的长诗《丁佑君》（一九五八年第四期）。尤其是方纪和高缨的作品着实让编辑部的空气骤然紧张了一阵子，对主编靳以更是平添了巨大的压力。靳以为了不伤害作者，也不影响编辑部的正常工作，他尽可能地把责任让自己扛下来，而且，在接下去的办刊中，靳以还继续发表被批判作者的作品，体现了一位高度负责的文化工作者的品格和胆识。五十余年过去了，让我们试着重读这几篇旧作。
《辛俊地》是一部毁誉参半的中篇小说。作者塑造一个名叫辛俊地的游击队员，写他私自出去打伏击，错杀游击队的线人，被暴怒的游击队长赶回家去。到家后，他参加村公所的工作，时刻不忘自己是从大部队回来的，总想让乡亲们见识一番。他帮助村里组织收割庄稼，坚决反对只顾个人利益的地主，阻击来抢粮食的敌人。在一次日伪合围村庄时，他被捕了。敌人想通过放他回村达到政治宣传目的，他却认为是敌人怕了他。他被释放后还为游击队送信，赶上游击队组织的一次伏击战。一心只想立头功的他，没有服从全局的部署，在队长下命令之前就开枪打死一个敌指挥官，使游击队陷于被动，给集体带来不必要的伤亡。他不以为错，反而认为别人忌妒他。他受不了同志们的批评和集体的约束，又回到村里去。他原本是地主家的长工，与地主的女儿关系暧昧，自从回村后，与地主的女儿又悄悄有往来。最后，他不报告村干部和任何人，独自跟踪来村里向地主要粮食的特务，却没有想到地主从后面向他开枪，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由于小说内容的丰富性、人物的复杂性，产生了肯定与否定都很强烈的截然不同的意见，比较集中在三点：一、关于辛俊地的评价。肯定者认为辛俊地这个人物塑造成功，有血有肉，有个性，性格复杂；否定者则认为这一形象不真实，性格不协调，矛盾百出。二、对待个人英雄主义的态度。肯定者认为作者是在揭发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否定者则以为是带着欣赏同情的态度来表现的。三、对辛俊地与地主女儿的关系的看法。欣赏者认为作者表现二人的关系有助于塑造人物性格，会激起读者对地主更加仇恨的阶级感情；批评者认为写二人的感情丧失了党的正确立场，某些描写投入自然主义泥坑。但在肯定的文章中，也与否定者共同不满意作品把党的形象写得过于模糊有关《辛俊地》的讨论，除了专门标出的文章外，还参阅风人《〈辛俊地〉是一篇好小说》、鸿仁《成就大，缺点小》、孺子牛《是香花，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引自《文艺报》1958年第十四期第38—40页。。这一点似乎是相当时间内新中国小说中长期存在的通病。或许这跟我们以往教条主义束缚、跟概念化、模式化创作方式有关系，党的领导干部等正面人物形象往往和高大完美连成一体，作者很难充分展示这些人物作为人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应该说，对《辛俊地》的批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大多数文章都比较客观，以理服人，但也搀杂个别胡搅蛮缠的求全责备，如指责作者把辛俊地“放在极重要的地位上和不恰当地过高估价了他的作用”马星初《是批判，还是赞扬？》，《文艺报》1958年第十四期第40页。。在我看来，作者只是出于人物塑造的需要来表现他，丝毫看不出过分突出他，只是因为他是主人公，多费点笔墨，这是合理的。还有批评作品中写到辛俊地喊地主“叔”等行为，没有设身处地地看到辛俊地的个性、处境和身份，就推导出辛俊地与地主是一丘之貉北大同学《〈辛俊地〉的问题在哪里？》，《文艺报》1958年第十四期第41页。，这也是不能服人的。有的批评作者把辛俊地与地主女儿的不能结合归之于抗战、革命政权，而不是由于封建势力北大同学讨论发言，同上。，这个说法完全是批评者强加的。我认为这部小说总体上是十分优秀的，对辛俊地的塑造是成功的，作者没有把他当成十足的英雄来加以拔高，也没有强调革命熔炉怎样锻炼他，使他成才，而是遵从人物的发展比较自然地刻画他。对伪军家属张二嫂、地主的已经二十九岁的女儿的心理活动的描绘颇为生动，特别是对地主的勤劳刻苦的农民习性及自私自利的阴暗心理写得相当深刻，简直可以与九十年代出现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这一人物相提并论，可见作者的胆识。小说存在的不足是，个别地方有想当然地简单化处理，如对辛俊地假投降的描写，敌人居然相信并释放了他，此后的影响也不了了之。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叙述也显得有些拖沓、琐碎。
海默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打狗》曾经受到徐景贤的批判。前者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封锁下，陷入少油缺布，特别是食盐匮乏的困境中，司务长老侯头保存好自己的份额，在关键时刻奉献自己的食盐，为革命做贡献的故事。小说与王愿坚写红军长征的《七根火柴》和以咸菜支援游击队的《党费》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写孤身一人的烈属老大娘养了一条颇通人性的金毛狗，成了做伴的好帮手。但是，部队出于战时游击区夜间活动安全的需要，决定要打死所有的狗，包括大娘的亲人般的小狗。小说写出人性的需要和纪律严明的矛盾冲突。作者只是简单地捕捉了战时的一件小事，更像自己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事件的记录，像一幅素描。又也许是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曾经进入作者的视野，或者有一个人对可爱动物的感情打动了作者，因此他信笔记了下来。两篇作品都是生活片段的记录，谈不上有什么宏旨大义，也没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作者或许觉得有点儿意思，就简单地把事件还原出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当成个故事听听而已，听完故事、看完故事也就结束了。编者刊登海默的作品用意也十分单纯，不附带什么目的，更不存在什么编辑意图。然而，就是这样的两篇微型小说，却被徐景贤指责为“在思想上有严重的错误”，歪曲、丑化革命人民和革命部队，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爱’的观点”徐景贤《评海默的两篇小说》，《收获》1960年第二期第87—91页。，真是小题大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方纪的《来访者》在当年几乎是被当成毒草一样加以鞭挞的。作品在《收获》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发表后，很快就引起广泛注意，仅《文艺报》截至一九五八年九月份发稿时就收到了六十九篇读者来稿，据说大部分对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指责作者“丧失立场的错误”记者《读者对〈来访者〉的意见》，《文艺报》1958年第17期第14—15页。。《文艺报》专门对这个小说召开讨论，其中就有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姚文写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来访者》是一篇丑化社会主义社会和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作品。这篇作品有毒。”接着还批评方纪把主人公康敏夫写成“多情的反封建的‘勇士’”，把《来访者》归属于“受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这类作品“给读者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上的重压，用没落的资产阶级那种对人生的虚无绝望的感情来折磨读者，瓦解读者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精神。它从有些个人色彩很重的环节（主要是爱情）下手，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论，用个人主义来篡夺共产主义”姚文元《读〈来访者〉的思想倾向》，《文艺报》1958年第16期第30页。。这篇小说在当年一定给编辑部带来巨大的压力，要不然我们就不会读到《收获》编委之一的罗荪写的批判文章，文章写于《来访者》发表不久的一九五八年六月，也许编辑部很快就意识到《来访者》的“麻烦”，为了争取主动，罗荪代表编辑部写的文章有自我检讨的表态性质，而且，罗荪的文章不是一般的认错，而是做了不可谓不深刻的检讨，认为方纪的小说通篇散发着“腐朽的、霉烂的气息”，是一篇“严重的歪曲了现实，诬蔑了新社会”的作品，“以修正主义的观点来看新社会的面貌，它在读者中间散布的不仅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情调，而且是对新生代的诬蔑。从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完全是对立的”罗荪《〈来访者〉是一篇对新社会的“控诉书”》，《收获》1958年第四期第310—314页。。同期还选登了两篇读者来稿，都对《来访者》提出质问，除了共同谴责作品阴沉、别扭外，有一篇解放军战士写的，批判《来访者》：（一）歪曲现实，丑化了劳动人民；（二）抹杀了党的领导和党对人民的关怀。全篇小说“作者是有意地在‘暴露’我们新社会的‘黑暗’”，“模糊了人们的阶级观点，制造了思想混乱，宣扬了颓废情绪”晏学《谈〈来访者〉》，李毓山、王本宽《〈来访者〉宣扬了什么》，《收获》1958年第四期第315—317页。。
《来访者》到底是篇什么样的小说，会引起这番“众怒”？小说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与一个唱大鼓的女曲艺演员的爱情关系。知识分子原是北京某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服从组织分配到南方参加了两年土改，后又回校当哲学老师的助教，前程似锦。但他偶然看戏，迷上了演戏的女艺人。他从北京跑到天津去找她，得知她有一个当老鸨的养母。他爱上她，要求她跟他走，离开那个家庭。她与他来到北京，两人同居。之后，他坚决反对她唱戏演戏，要她彻底忘记过去，再不要上园子去。两人终因不合，她意识到他自私、狭隘的心理，知道他还是从心底里看不起唱戏的，于是果断地离他而去。她回到天津，重新又登台演出，感到了自己的价值。他跟踪她，劝说她，报复她，都没能使她改变主意，两次自杀未果，成了无业游民，大家把他当成神经不正常看待。小说展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艺人之间的分歧与难以弥合的裂缝，有点类似于曾经挨过批判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只不过萧作是知识分子与农民出身的妇女结了婚，两人由隔阂而重归于好。萧作中的妇女满嘴粗话，素质低下，显出知识人的几分优越感。方纪的作品写的女艺人则是勇敢自立，有主见，到最后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战胜了知识分子康敏夫，使康产生了类似于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中的“我”觉出自己的卑微，而女艺人则像车夫般愈加显出高大的身影来。应该说《来访者》的作者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写康敏夫的，写他肮脏、龌龊、无能、卑微的低劣言行，小说不排除对康的同情，但绝对谈不上如姚文元用高调所指责的美化个人主义。对于康敏夫的典型性或有可议之处，女艺人的养母处境的普遍性也许容易产生歧义，但绝不可由此就推导出方纪是在给新社会抹黑，是歪曲现实，是否定党的领导，更不可简单的就枪毙这篇小说“有毒”。客观地看待《来访者》，小说有不尽完美之处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完全以政治审判的态度来代替审美批评，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分歧，动辄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无限的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作者和编辑部根本无法辩白和叫冤，这种做法不仅过于武断，也难以服人。对《来访者》的批判显然带有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是过去战争心理导入文学批评中留下的印迹。
高缨的长诗《丁佑君》是根据真人写就的一首颂歌。诗作从丁佑君的童年起笔，写她自幼就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虽然出身富裕的盐商家庭，却依恋下人老奶娘，同情被财主赶出作坊的铁匠夫妇，领他们回自己的家，却又遭到父亲的训斥。她进城在教会学校念书，曾对虚伪的神父抱有幻想，后来在学校老师的开导下才认识了宗教的面目。丁佑君讨厌自己家庭的糜烂生活，对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充满了同情和拯救的愿望。后来她积极参加声援工农的革命行动，并且走上了革命的征程，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战场上，她奋不顾身地奔忙于枪林弹雨之间抢救伤员，坚决勇挑重担。诗歌的高潮出现在后半部分，丁佑君向政委请战，坚决要求作为征粮员，到伪乡长、地主、匪徒霸占的乡村去为部队筹备粮草。她发动贫苦大众，搜缴了地主、乡绅的藏粮。伪乡长等勾结起来，发动反革命暴动，他们抓住了丁佑君，对她威胁、利诱，摧残她的肉体，但都不能折损她的革命意志，最后杀害了年仅十九岁的女英雄。全诗成功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心地和意志，她天真单纯的少女之心，她参加革命对父亲般的毛泽东的崇敬之情，她对大地——人民的亲和力，她为劳苦大众勇于献身的钢铁般意志，十分感人地描述了走出富人家庭的少女以一己的鲜血写下的青春。诗歌语言朴实、生动，具有民歌的情调，节奏舒缓有致，轻巧活泼，与一个年轻、轻盈的少女的有力心跳相协调。这首诗以情感的渗透交织在事件的叙述中，在写少女成长的历程中，分别融入她对黄桷树的情感——蕴含对故乡的追念，对奶妈的如梦似醒的眷恋——寄寓着对人民的朴实真情，对璀璨红星的兴奋——象征着对革命生活的追求不已，多种情绪交错互融，使得一首颂歌显得别致、有韵味。但这样的一首好诗却遭到姚文元的口诛笔伐，批判高缨“脱离生活的真实”，“政治思想上对共产主义思想距离之远”，带着“典型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哲学”姚文元《论〈白兰花〉和〈丁佑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比》，《收获》1959年第二期。进行创作，都是扣帽子的论调，实在是冤枉莫名。
蔡其矫的组诗《丹江口·南津关》是勾画地质工作者的多个片段的素描或剪影，刊发于《收获》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上，该年第六期上刊登了读者对组诗中的《川江号子》和《宜昌》的意见，指责它们不符合大跃进的奋进形势。全诗烙上伟大的理想、创造奇迹、移山造海、雄心壮志等时代印记，最后的《南津关》以“我们已把理想变成现实，/现实又趋向更高的理想，/我们已使神话化为生活，/生活将是更动人的神话”收尾，这正是当年浮夸、狂热、昂奋、向上的精神风气，作者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透露出政治暴力对诗情的牵制和压迫。《宜昌》中展示了一幅静中有动的画面：青山绿水，船舶穿行，渔夫、浣女沉浸其间。诗人说这些仿若古画，但篇末却点明由于勘测水流的标志，预示着今人战天斗地的前景，这种精神气概并没有溢出那个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倒是《川江号子》多少突破了概念化的词汇和气息，撑开了时代框架对个性的窒息，充满了悲壮豪情，赋予全诗浓烈的历史厚度，但诗作仍然扣准“劳动者—英雄”的先在意念，既树立了时代的大我，也喷薄出悲凉苍劲的个性，似乎是新时期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先声。可惜，这样的较有厚度的、立体性的诗作成了不合时宜的牺牲品，时代不仅压制了诗人的创造性，也限制了读者对诗情的感悟和启发。正是政治强权一统江山的狂热煽情，导致了原创性的丧失，也压制了诗人个性的充分展露，使得个性化的诗作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被挤出诗的园地，如郭小川富有个性、富有创造性的《一个与八个》就因为在特殊时期宣泄了与时代不合拍的诗情而被退稿。
康濯的长篇小说《水滴石穿》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创刊号上。作者以现实主义胆识揭露了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某些蜕化变质分子的卑劣行径，向党和人民敲响了警种。这篇小说的创作应该是在反右运动之前，作者写得比较放松、大胆。但是，等到作品发表出来时，自由发表言论、自由争鸣的风气却发生了逆转。陆续出现了对该作的不平之声，其中有文章认为“《水滴石穿》的主要缺点，我认为是把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描写成软弱无力，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中了”，文章还批康濯把党的老干部当成反面人物来写是立场有问题，“是把党组织和党的领导歪曲了”范国华《对〈水滴石穿〉的意见》，《文艺月报》1958年第六期第80—82页。。胆怯怕事的康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写了一封自我检讨的信件登载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作者承认“《水滴石穿》是一部在思想倾向上包含着错误的作品。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对党的描写问题”。康濯检讨自己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右倾思想”和“虚无主义情绪”，“把党性原则和生活真实放到次要地位”，犯了“脱离政治和单纯追求艺术的证明”。文章中也透露出自己违心认错的内心想法，《水滴石穿》是部旧稿，虽有不满意之处，但并不觉得有大问题，直到经过了一九五七年“伟大的整风反右派斗争”，自己得到了“深刻教育”，才改变了对这部作品的看法，产生了“不能不决定要对这部作品进行较大的修改”康濯《关于〈水滴石穿〉——作者康濯同志给编辑部的信》，《收获》1958年第四期第318—319页。的想法。看来形势的催逼威压，足以把人扭曲。
2. 谌容、张一弓、冯骥才、从维熙、贾平凹
《收获》在新时期复刊之际，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曾经有过多部作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对它们的作者造成一定的挫伤。
谌容自言“能够走上文学之路，是得助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而她“能够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得助于《收获》编辑部的帮助。”她从发表在《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三期的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开始，连续五六年在《收获》发表了六个中篇小说，这差不多是她那些年的所有文学创作，只有一篇《白雪》刊发于《十月》是例外。《永远是春天》写成于一九七八年，由于当时很少有发表中篇小说的大型刊物，“但更重要的还是‘两个凡是’的观点束缚着一些好心的同志。一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众说纷纭。而这篇小说偏又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难免犯忌；二来当时一些文学作品把老干部描写成同‘四人帮’对着干的英雄，我这个小说里写的老干部却有他的缺点，有些不合潮流；三来当时爱情还是文学的‘禁区’，我小说里却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爱情的故事，而且如有的同志所说，还是写的‘绝望的爱’，似乎也不妥。”这个中篇，由于不合时宜的内容，终于搁置了一年，直到《收获》复刊才得以和读者见面。谌容发表《永远是春天》时，“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业余作者”。《收获》敢于起用新人的作品，并且还是触及禁忌和禁区的作品，足见复刊初期的《收获》编者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而新时期著名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创作则直接受益于李小林的鼓励和帮助。谌容提到，“记得我写《人到中年》的时候，小林同志正在北京。草稿才写了几章，她就拿去看了。说实话，对那种颠颠倒倒、虚虚实实的写法，我是全无把握的，总怕读者不易接受。第二天，小林就跑来找我，连声说：‘读者完全可以接受。’这才坚定了我的信心，在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上作了一些突破” 谌容《编辑和我》，谌容《中年苦短——谌容随笔》第213—214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除了小说形式上较早运用意识流表现手法显得奇异外，这篇小说较早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赞颂，特别是把关爱的目光投向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知识分子，不能不说作者过人的眼力和胆识。作者不仅赞颂他们的奉献，肯定他们的无私精神，而且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心灵的苦闷和生活的艰辛挣扎，点出他们含泪的微笑。作者更富有远见地表达了对去国离乡的流浪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宽容精神，显示了作者的宽广胸襟、开阔视野和大历史心态。这篇作品也连讽带讥地批评了那些伪马列者的嘴脸，他们无视知识人的尊严和存在，肆意奴役他们，而又不尊重他们，暴露了权势者虚伪的真面目。该作品看似单纯，但内涵却较为丰富，具有讽喻作用和强悍的穿透力，至今仍不失为有价值和力量的作品。它的作者的敏锐、大胆、真实，以诗意点染人生的不屈精神都渗入作品中，焕发出“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的恢复和苏醒。这篇作品曾引发了对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的讨论，对知识分子价值、人格的界定和诠释。作者受到了来自保守势力、来自“左”的阵营的围攻夹击，面临重压。《收获》主编巴金以自己的威望、人格魅力，亲自撰文为谌容撑腰，肯定《人到中年》的意义与价值，表达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人文传统的认定。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对“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尖锐批判之作。这是一篇作者自由来稿，是《收获》的编辑慧眼识珠把它发现的。张一弓曾经撰文说：“感激《收获》的编者，他们从‘自流’来稿中捡出了这篇习作，把它交给了读者；感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一个新的时代，它成全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并不轻松的抉择”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我在习作中的思考》，《文学评论》1983年第三期。。是时代造就了张一弓，也不可否认是《收获》富有胆识的编者发现和培育了张一弓。那时张一弓“带着一个一直被捂着盖着的尖锐的题材和一个既是犯人又是英雄的人物，他跻身于大转变时期的文坛，心情多少有一点忐忑不安”。正是编者的发现和肯定、读者的认可和赞赏，才“使他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有勇气继续向前走去”刘思谦《张一弓创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三期。。该作摇撼了人们尚未解脱的“文革”重压和思想禁锢，把反思的视线投向“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国家困难时期，作者塑造了一位“犯人”英雄形象，他甘冒违反国法的罪名，带头抢公粮，终于锒铛入狱。作者把“犯人”当作主人公来刻画，与传统的审美习惯形成有力碰撞，给读者以强烈的阅读刺激。这种违背常规然而又恰恰是具有原创性的创作手法，使得作品到了编辑部就引起争论，有的认为“犯人”怎么可以当正面人物来塑造，并且还加以颂扬，生怕触犯时忌。后来为慎重起见，当期被认为写得最好的该作却不敢放置在习惯的头条位置上，而屈居后面。该作的面世果然引起争论，人物形象的奇特和对建国后历史的反思成了关注的焦点。
冯骥才在《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和第六期上分别发表了《铺花的歧路》和《啊！》两部中篇小说，它们都表现了对“文革”的反思，作品直视乱世时期的人与事，大胆、泼辣地渲染了浩劫时期的事件对人的心灵重创，留下供人反思的话题。《铺花的歧路》，写于一九七八年，最早叫《创伤》，是反映红卫兵的，和当时控诉红卫兵的角度正好相反，作者是用一个红卫兵忏悔的角度，带着同情来写的。小说写出来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引起争论，有人认为小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指责毛泽东，被认为是一部有危险的作品。这篇小说和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同期，如同是两发重磅炮弹。小说出来以后，《收获》杂志社就接到一封匿名信，说作者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视他们的作品为“解冻文学”。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文化大革命”没有否定。他们认为这些小说绝对是反面的东西。冯骥才自称《啊！》比《铺花的歧路》厉害多了，而且更成熟了，但这部作品对当时还受到“三突出”原则的禁锢和“左”的思潮束缚的人们来说，接受起来还显得有些战战兢兢。冯牧都在几个会上讲：《啊！》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后来在当年全国优秀小说获奖的会上，冯牧还讲同样的话。等到真正小说评奖的时候，当时评委会的几个人都希望把这部小说评成一等奖。结果，这部小说被放在二等奖的第三名，把它埋藏在作品里面《冯骥才访谈录：文学、文化和知识分子》，2001年8月17日下午采访。。冯骥才是新时期第一批写伤痕文学的作家，敢于在春寒乍暖的时候刊登冯骥才的作品的《收获》也颇具胆识。
从维熙的“大墙文学”系列作品，较早公布了监狱里政治犯们的生活，透露了狱中人的人性追求，较早引起人们对“文革”历史的重新评价，也曾以题材的尖锐而产生较大的反响。整整二十年后从维熙回忆道：“在二十年前，这期的《收获》刊出了我的结束劳改生涯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时还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尽管今天看起来，它明显地带有五十年代的胎记，但引起的麻烦还记忆犹新。匿名信称它为‘解冻文学’，某省劳改局认定它‘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上书北京时，我的名字被简化为‘从犯’——尽管当时三中全会已然开过，我的囚徒身份早已平反，那黎明前的五更寒天，我是深深感知了的。这是当代年轻人如听隔世童话的往事，我附笔写在这里，权且当作对历史回声的祭悼。”当时，从各种渠道转寄给从维熙的读者信件达近千封，极大程度地温暖了浪子的心灵从维熙《四季收获·春天的话》，《收获》1999年第二期第62页。。
贾平凹的《浮躁》被认为是对时代情绪的一种概括。“浮躁”“概括出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而又充满生气的精神特征：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正在分崩离析的旧价值观念基础上重新建构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李其纲《〈浮躁〉：时代情绪的一种概括》，《文学评论》1988年第二期。作者以波涛汹涌、浮躁喧嚣的商州河来隐喻改革开放初期泥沙俱下、玉石俱焚的情形，较早揭露了某些共产党干部的腐化、相互倾轧的真相，写出戏浪者朝夕难保的动荡人生。贾平凹的描述不可能全面地捕捉住时代的总体特征，但作为一种独特感悟，应该说还是道出现实的一定准确性的。该作被有关领导在万人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当时编辑部还被勒令要做检讨。但编辑部的负责人认为自己没有错，只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交，最终大事化小，不了了之。对《浮躁》的批评，也说明时代毕竟前进了。《收获》编辑部敢于坚持审美原则，敢于抵制行政命令，这是五十、六十年代所不敢想象的。政治评判毕竟再不能代替审美评价，长官意志也不能左右编辑的思想个性了。
二、写作的内容或形式的疑惑——对“另类”写作者的误读
《收获》上刊发的作品不仅有在政治上受到批评的，而且还有部分作品是因为内容及形式的新奇怪异或有别常规的表现方式而遭受到的非议、误解的，这其中也可能牵涉到在政治倾向性问题上受到质疑的。下面选取部分新时期文学中受到误读的作品简析。
张洁的《方舟》写了三个离婚女性的反叛世俗的个性化生活，表达了女性独立生存的艰难。三个女性都有不凡的才华，但遭遇都很坎坷，身受各种创伤，心理有些受扭曲以至于变形，所以她们的言行难免与周围不协调，也难以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但她们并不妥协，而是我行我素，自行其是，因而与环境的冲突更加严重、加剧。作者带着自身的某些真实体验，表现了较早出现的社会变异中的某种人性的扭曲的呻吟与挣扎，反映出社会暗角的某些生活侧面。作品较早传达出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印记，小说中的三个寡妇心里的寂寞、孤独、失望，在当时不完全被理解。虽然有论者肯定她的小说“一方面是对丑恶现象的无情鞭挞和辛辣嘲讽，一方面是对美的事物、美的心灵的真诚讴歌”紫谷《浅谈〈方舟〉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文汇报》1982年4月27日。，“题材新颖、描写细腻、发人深省”，但更多的是对作品的批评，说作者“描绘的是一幅过于阴郁的画面”，“夸大生活的阴暗面”叶萍《方舟在哪里？》，《文汇报》1982年4月27日。，批评作品“亮色不够”、“写了一些个人主义的东西”、“缺乏典型意义”陈丹晨等《对于张洁创作的探讨——座谈会发言摘要》，《文学评论》1982年第五期。。张洁（还包括谌容、张辛欣等）在当时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如巴金所写的，“她们好像在用尽力气要冲出层层的包围圈似的。”巴金一方面希望我们的社会对 “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作家”要懂得爱护，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张洁等女作家，不用害怕挨骂，理解她的作品《方舟》对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的封建性的揭露，回击了某些人对女作家的恶意批评巴金《“人言可畏”》，《随想录》合订本第482—484页，三联书店1987年8月版。。
张辛欣的多部作品都产生很大的争议，如在《收获》上发表的《我在哪里错过了你？》（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在同一地平线上》（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和《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还有发在其他刊物上的《疯狂的君子兰》等，几乎她一发表一部小说，马上出现众说纷纭的意见。张辛欣在作品中表现的也不过是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婚姻、事业与家庭，但她刻画人物的角度和凸现的思想不同于他人。她有一段解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的话，可以用来观照她的大部分作品，她说：“我试图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艺术、思想主题：在现实生活里，我注意到我们这一代人中，信仰和理想在经历一次次冲击后，华丽的藻饰渐渐剥退掉，许多人被琐细、平庸的生活吞没，越来越‘实际’了。这种‘实际感’有其历史的特定原因。然而理想境界的下落，又提出一系列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我在作品中试图追踪一个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极常见的，普普通通的年轻劳动妇女心理变化的轨迹，作一些探索。如果说，我试图从生活的某一个侧面开掘进去，艺术地表现一个年轻人，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对未来、对爱情怀抱着一些十分单纯、美好、善良但又不那么切合实际的幻想和意愿；在经历了十年动乱期间知识青年那种普遍的命运变迁之后，面对着我们这个正在迅速变化的新时代，面对着理想和实际生活更加具体的冲突，茫然，惶惑，在陷入，同时也在挣脱；在重新适应、重新寻找到自己在生活中所应当占据的位置这一过程；如果说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年轻人心理和感情的失落感，那么我的本意却正是为了提醒我的同辈朋友们，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面对前进着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这个重新建树的过程当然是痛苦的，是艰难的，然而，只要在生活着，这个痛苦和艰难的抉择其实总伴随我们。”张辛欣《必要的回答——对王春元同志批评文章的两点答复》，《文艺报》1983年第六期。我理解张辛欣笔下人物的心理轨迹和行动准则。张辛欣捕捉了一部分心堤坍塌和重建的青年的有些变形然而又是在探索、奋进的情感和生活旅程，其中或有偏颇、极端、绝对，但又是触及灵魂深处的“片面的真实”、“孤立的深刻”。这是在十年动乱中受挫、摔倒了的扭曲但又不甘沉沦的青年族群，他们赶上社会发生根本转折的时代，所以行动可能带有一定的补偿性、急迫感的疯狂，但是他们会在新生活中去发现、去调整，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蓝图，没有必要为他们一时的失措表现而凌辱他们的信念和追求，如果从他们过去的足迹追溯而来就会理解他们，而不是简单轻易地随便指责他们。通过他们没有复原、没有痊愈的心灵，通过他们有些病态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反思过去的历史，并且更好的驾驭未来。我不能赞同简单地否定张辛欣的这些作品和她作品中塑造的那些青年男女，如“作品孤立强调个人苦斗决定一切，赤裸裸地宣扬主人公的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和“赞美极端个人主义”、“赞美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朱晶《迷惘的〈穿透性的目光〉》，《光明日报》1982年7月15日。，如“毒害社会健全的机体，污染人们纯洁的心灵”杨旭村《个人奋斗者的悲歌》，《光明日报》1982年7月22日。，如“作者把畸形当作正常、把谬误当作真理、把丑当作美”何孔周《真实·典型·倾向——也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光明日报》1982年8月12日。，如“对资产阶级‘英雄’的赞歌”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士林《失误在哪里——评张辛欣同志一些小说的创作方向》，《文汇报》1983年12月6日。，如“用表现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方式，来描绘社会主义的中国，实在是一种亵渎”、“描绘我们社会的荒诞不经和人的疯狂性和贪婪性”和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作了“玩世不恭的歪曲”洁泯《文艺批评面临的考验》，《光明日报》1983年12月8日。，还有的用“唯我主义”、“非理性主义”、“市侩庸人”、“梦游症患者在向生活、向现实提出挑战”王春元《人性论和创作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二期。这样粗暴武断的语言来评判张辛欣的作品，这些批评还难以做到心平气和地平等讨论，有些先入为主的扣帽子、打棍子之嫌，还带有“文革”的大批判遗风。对待张辛欣的小说也有在表示赞赏和肯定的同时给予提醒和批评的，立论是在善意的理解基础上提出的，如王蒙、李子云等人的看法是比较让人信服的王蒙《漫话几个青年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文艺研究》1983年第三期。李子云《她提出了什么问题——评〈在同一地平线上〉及其他》，《读书》1982年第八期。。张辛欣的小说创作受到某些西方哲学思潮、文化思潮的影响，她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也带有一定的超前性和蛮横，这使得她的作品落地时就遭到强烈的质疑，仿佛是面对天外来客，面对什么怪物似的，既新奇，又抗拒。
张贤亮是以《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掀起文坛的大争鸣的，后者就刊发在《收获》上。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肯定、基本肯定和否定、基本否定均有之。一般而言，女性对它持批评意见的较多较激烈。批评大多集中在作品涉及的性意识、性心理描写以及对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章永璘和黄香久的评价。冰心对作品的性描写表示过不满。韦君宜也专门撰文非议，她认为“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实在太多了些”，“我自己作为一个女读者，就觉得受不了书里那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我想还会有不少女读者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妇女历来有些洁癖，而且一般总是把自己的理想、纯洁、独立人格、事业，视为心上最宝贵的东西。很受不了被人看成单纯只是‘性’的符号，只以性别而存在。那实在是对人的侮辱”韦君宜《一本畅销书引起的思考》，《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女评论家王绯简直是不堪忍受，她指出：“张贤亮更多的是带着男性的生物学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专注于人机体的生物因素、动物本能和生理规律，并把这些汇聚成一个孤立的点放大出来。”关于黄香久，她评述说：“那是带着男性的而且是囿于生物学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所塑造出来的男性心目中的女性，是被作者的性崇拜扭曲的女性。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个为了适应某些男性观淫癖和裸露癖的心理和阅读欲望而塑造的拜物女性。性崇拜的观念乃至使作者背离生物学规律，严重歪曲和丑化了女性的内在本质或女子的‘类天性’”，作者进而论证，“黄香久的一切都为性所主宰，性意识是她的主导的意识，性行为是她的唯一的行动追求，她的每一个形象的闪现，几乎都成为性符号的复写，乃至使人感到黄香久就是赤裸裸的性，性就是赤裸裸的黄香久。只有带着男性的动物式的眼光看取女性的人，才这么无情地亵渎人类的母亲、姐妹、妻子和恋人”王绯《性崇拜：对社会修正和审美改造的偏离》，《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三期。。这些看法有可取之处，但大多是夹杂愤激的直言，有些缺乏理性。我们可以理解论者捍卫女性的尊严的用意，但是丧失理性的道德谴责不能代替审美评判，也无助于理解作品。作品强化了儒家传统观念中被禁忌的敏感的性意识话题，展示了知识分子在特殊境地下身心遭受的重创，特别是性的渴望与压制、性的无能与恢复的过程，以理性和感性、肉体与心灵的既对立又统一，既冲突又和谐的关系演绎了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正如研究者所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写主人公从压抑到失常以至后来恢复正常的性意识发展过程，既不违背科学常识，也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和文学象征作用：‘骟马’或‘半个人’的懦怯与心理、生理机制恢复正常后所激发的社会责任感等精神追求两两对比，构成这一中篇小说的‘主题变奏曲’”，“而以审美和道德的双重标准来衡量，黄香久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一个富有艺术魅力的善良女性。她真正是从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底层’开放出来的一朵气味馥郁的鲜花”陈圣生《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审美道德批评》，《作家与争鸣》1986年第八期。。
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收获》的打头作品是棉棉的小长篇《糖》。这部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具有现代色彩的女孩，她当过酒吧女、当过三陪女，吸过毒，是位年纪不大，但却充满沧桑感的风尘女子，那是有过苦与痛的体验，有过挣扎与悔恨的感受的女子。这类女性虽不是社会的主流，但却不能不成为当代作家关注的对象，毕竟他们（她们）已经成为今天社会中藏在繁华都市的暗夜里角落里的一个族群。作者无意渲染肮脏、罪恶的生活，也不想灌输不正当的生存方式，她只是呈现了一种生活状态，而且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挣脱之前的挣扎，痛悔之中的自责，渗透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但是，由于作品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前后，夹杂了商业性的炒作，成了备受关注的热点，作品中渲染的沉沦生活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其实《收获》在刊登这部作品之前十分慎重，多位编辑部的负责人审视再三，并且把一些认为不妥的、有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已删去了好几万字，而且炒作的也不是他们，但编辑部仍然受到了指责。
三、写作群落结盟——走积极探索的个性化写作之路
一般而言，作者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作品以及刊物发表那些作者的作品是一种相互承认、相互接受的关系，有时可达到十分和谐默契的状态。当然，这是必须针对成熟作者和运作成功的刊物而言的。初涉文坛的作者要得到刊物的认可需要一个长短不一的过程，一旦作者走过了稚嫩期成为了有风格的被文坛认可的作者，那么就可能与刊物构成这样的关系。名家需要名刊扩大自己的影响，名刊乐意刊登名家之作赢得更大的读者群。审视哪些作者在哪些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哪些作品，无疑可以揣摩出刊物与作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刊物、作者二者本身的某些内在信息。新时期以来，许多作者在不同阶段纷纷奉献给《收获》无数的名篇，正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众多知名作者的加盟与赐稿才使得《收获》延续持久的文学期刊王者风范的角色。但是，作者与刊物的关系还可能存在着地域、趣味、个性、风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所以，许多作者的名篇可能在某些刊物登出而失去了与另外一些刊物结缘的机遇，某些刊物也可能没有把握机会或创造机会获得更多的好作品。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考察一个刊物与众多作者的关系应该会是比较客观的。
《收获》历经五十余年，有一批非常稳定的作者队伍，他们伴随着《收获》向前发展。第一、二个《收获》阶段，由于形势的急遽变化，时间短促，许多作者还没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创作风格，没能投递更多的作品，成为《收获》的长久盟友。这两个阶段，巴金出于对《收获》的维护、援助等多方面原因，自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至一九六六年第二期，共刊发了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谈等各类文章达十六篇之多，算得上是前两个《收获》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位。在这两个阶段发表作品的还有巴金、靳以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办刊时就结交的老朋友，如艾芜、郭源新（即郑振铎）、冰心、柯灵等。当然还有各种渠道联系到一起的不同时代的作家。老舍建国后最重要的作品《茶馆》发表在《收获》的创刊号上，这是《收获》上发表的最成功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老舍在新中国积极探索的个性化成果，当然，它也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可以和三十年代的《雷雨》、《日出》等相媲美的屈指可数的优秀剧目中的一个。较有个性的作品还应该提到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一九五九年第六期）、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一九五九年第二期）等。
《收获》的大发展应该说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即第三个《收获》阶段。作为一份纯文学大型刊物，《收获》的小说是容量最大的部分，到九十年代以来每期包含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分量，余下的四分之一为散文、随笔。考察在《收获》上出现的作者及其作品，应该能够较有说服力的把握《收获》的取舍标准、编辑策略及其发展方向。一切还得看刊物包容的器量和作者慷慨的风度。
以下作者是从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收获》上刊发作品的众多作者中选出的，他们是新时期最为活跃的中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许多奖项（主要指小说类，另有部分开辟随笔、散文专栏的作者未在此列入）常常是由他们摘取的，许多选刊、作品集都以收入他们的作品而显示出权威性。《收获》能够大量地拥有这类作家，把他们的大部分具有个性化特色的优秀作品囊括到自己的园地中来，使人们通过阅读《收获》，获取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从中获悉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足迹与信息。《收获》由于拥有这些作家和他们的重要作品而无愧于新文学史上权威文学期刊的称号。这些作家大部分在《收获》上发表了数量较多的作品，有的作家虽然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不是很多，但却是个人也是文学史上经得起考验的心血之作。考察他们的作品在《收获》的发表情况，对于我们认识《收获》会有所帮助。以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数量多寡先后顺序，他们是王安忆、冯骥才、张承志、苏童、王蒙、余华、贾平凹、叶兆言、格非、陈村、张辛欣、谌容、莫言、阎连科、张抗抗、杨争光、李晓、陆星儿、韩东、何立伟、马原、张炜。
从上表可以看出，王安忆、苏童、余华、王蒙、叶兆言、谌容、格非、贾平凹、张抗抗、李晓、阎连科、陈村、杨争光、莫言、张炜和马原等著名作家都至少在《收获》上刊登过一部长篇小说。苏童、余华、格非和张炜都发表了三部长篇。他们的这些作品，都不乏个人的也是我国当代小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张炜的三部小说《九月寓言》、《柏慧》和《外省书》，像格非的《敌人》、《边缘》和《欲望的旗帜》，像余华在九十年代奉献了个人的经典长篇《呼喊与细雨》和《许三观卖血记》，十年后又推出新世纪不可多得的长篇作品《兄弟》（上下部），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苏童前期创作以中短篇为主，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储蓄，新世纪又井喷似的在《收获》上发表了《蛇为什么会飞》和《河岸》两部长篇，可见这位小说好手的持久功力和绵长运势。纵使是多产作家，这么多长篇小说的数量对他们个人创作总量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文字。一个作家能够把这么多长篇小说交给一个刊物，可见彼此交情是十分深长亲密的，相互信赖度是很高的。而且，这些作品不仅仅在个人创作中都是非同寻常的，其中还有获得国内、国际多种大奖的，有个人创作中具有探索意义的，有个人新的转折点中出现的，都是比较厚重的，有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的范本。此外，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节选）、陈村的《鲜花和》和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三部长篇，也都是作家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时迸发出来的硕果。在《收获》杂志上均刊发了五部长篇之多的两位当代顶尖作家王安忆和贾平凹，王安忆的五部长篇小说是《69届初中生》、《纪实和虚构》、《富萍》、《桃之夭夭》和《启蒙时代》，贾平凹的五部长篇分别是《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和《秦腔》，这已经不只是奉献的作品数量多，而且也是分量较重的长篇作品，足见他们对该杂志的重视程度，而《收获》能够与这样的作家和作家群“捆绑”一起，相知相和，互相提升影响，也堪称当代文学佳话。
二十二位作家整体上都在《收获》上发表过数量可观的中篇小说，王安忆、苏童、谌容、阎连科、陆星儿是发表中篇数量最多的前五位，王安忆在中篇小说发表数量上也处于领先位置，已发表了十三部，苏童、谌容、阎连科都发表九部，陆星儿发表了八部。这里简述苏童、谌容、阎连科和陆星儿。除了谌容发过一个较长的散文外，他们四人差不多都只在《收获》上发表小说（而没有其他体裁的作品），阎连科直到二〇〇三年才在《收获》上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受活》，此前他的长篇小说由于各种原因都与《收获》无缘，陆星儿干脆都只发了中篇小说。四人的中篇不乏佳作，甚至是新时期文学中已经成为经典的中篇，如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几乎成为八十年代后期先锋作品的重要代表作，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是新时期文学中当之无愧的典范作品之一，阎连科的重要中篇差不多都发表在《收获》上了，他的《和平寓言》（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年月日》（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和《耙耧天歌》（一九九九年第六期）等都达到很高的成就，都是他个人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篇目，也是新时期文学中可供玩赏的作品。其他作家的中篇小说，重要的还有：冯骥才的《啊！》（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三寸金莲》（一九八六年第三期）、《俗世奇人》（二〇〇〇年第三期），余华的《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第六期）、《世事如烟》（一九八八年第五期）、《活着》（一九九二年第六期），杨争光的《赌徒》（一九九一年第一期）、《老旦是一棵树》（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王蒙的《杂色》（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格非的《迷舟》（一九八七年第六期），张承志的《黄泥小屋》（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张抗抗的《北极光》（一九八一年第三期）、《集体记忆》（二〇〇〇年第一期），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一九八八年第一期），莫言的《红蝗》（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一九九八年第六期）、《师傅越来越幽默》（一九九九年第二期），马原的《西海的无帆船》（一九八五年第五期）、《虚构》（一九八六年第五期）。苏童是在《收获》上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达到十二篇。王安忆和苏童最初都是以短篇小说的发表开始在《收获》上露面的，那是王安忆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第四期的《广阔天地的一角》和苏童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五期的《清石与河流》，当年的年轻编辑程永新就是因为苏童的这篇投石问路的小作品而感觉这位作家是位有潜力的作家，后来他们成为好朋友。在《收获》上发表短篇小说还应该重点介绍韩东，他共刊发了五个短篇，分别是《同窗共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反标》（一九九二年第一期）、《母狗》（一九九二年第六期）、《请李元画像》（一九九四年第五期）、《前湖饭局》（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马原的短篇小说《错误》是他个人很重要的作品，值得咀嚼。
第一、二个《收获》由于办刊时间有限，所以作家和作品的统计，相对显而易见。第三个《收获》已经长达三十余年，有的作家虽然看似散落了一些作品在《收获》上，但经年累月，积少成多，也已经在《收获》上呈现了数量也较可观的作品。这里面有成熟的作家，如迟子建、周梅森等。也有九十年代至今陆续涌现出来、在《收获》上也受到厚待的较为年轻的作家，如红柯、荆歌、盛可以、戴来、艾伟、朱文颖、李修文、张悦然、张惠雯、须一瓜等，这些作家和作品也不时浮现出来。甚至写《暗算》的麦家，也曾在《收获》上出现数次。而余秋雨和《收获》的关系不同寻常，他开设多个专栏，累积作品刊发数量名列前茅。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收获》也不断在调整、变化。但《收获》的权威地位，使得我们有时会强加给她不应有的苛求，比如《收获》地位再高，她也不可能把国内所有的小说高手都笼络到自己的园地中来。比如成长中及成熟期过后的方方很长时间都没有在《收获》上出现过，直到二〇〇一年第五期，她才首发一个中篇小说《奔跑的红光》，果然不同凡响。二〇〇八年第六期又发表了方方一个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此时的方方早已不是曾经的喷发飞扬，而文坛也已经今非昔比，该作和许多作品那样难以受到较多关注。如莫言、阎连科等名家都没能更早地在《收获》上发表他们厚重的长篇巨作。当代另外一位小说名家刘震云，是一位注重朋友关系、注重作者和编者彼此间趣味相投的作家，也许缺乏机缘，《收获》至今没有他的作品刊登，但作者声称他也没在《当代》等大刊上发表作品，他的作品较多的是给《花城》、《钟山》、《大家》、《青年文学》和《北京文学》等，他的作品数量虽也不算少，但目前还只是给予关系比较密切的编辑朋友。韩少功、残雪、池莉等没有把个人的主要作品给《收获》，铁凝、张洁等没有较多地提供有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家也是新时期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作家，《收获》与他们的机缘还有待于未来的相互营造。
王安忆
王安忆是为《收获》提供作品最多的当代著名作家之一，她自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在《收获》发表了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起，三十年的结缘已奉献了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小说十三部、短篇小说八篇、散文随笔五篇，达三十一篇（部）。她的这些作品门类较全，比较均匀地分散在近三十年中，体现了一位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多面手作者持久的文学喷薄力和对《收获》的不渝情怀。
王安忆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她的长、中、短篇小说都获得过全国性的大奖，从《收获》上所刊登的作品看，基本上体现了她创作的主要阶段并展示了她各个阶段中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早期的“雯雯（南南）系列”作品，有反思类作品，有挖掘她在徐州文工团生活的作品，有追寻父亲、母亲家族史的作品，有玩味上海市民生活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执著于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对自我心灵、对周围事物及时世沧桑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在形式上也力求不断变化和创新。一般而言，《收获》刊登的大多是王安忆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如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如九十年代以后她最满意的成熟作品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还有她自认为至今个人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富萍》等。遗憾的是，王安忆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品《小鲍庄》、涉性意识作品《岗上的世纪》、《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及著名长篇小说《长恨歌》，都没有在《收获》上发表。王安忆自我做了说明：《小鲍庄》发在刚刚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上面，那是因为主编冯牧点名要王安忆给他一篇稿子。《长恨歌》给《钟山》发表，是因为《长恨歌》之前，刚刚给过《收获》一部长篇《纪实与虚构》，作者不好意思总是拿那么长篇幅的作品去占有《收获》的版面，而且当时《收获》编辑部的意思也是最好给个中篇，于是紧接着《纪实与虚构》之后，又给《收获》中篇《我爱比尔》。至于“三恋”，那是为了“还债”，许多刊物都已经在作者那里“挂了号”，《荒山之恋》给《十月》，《小城之恋》给《上海文学》，《锦绣谷之恋》又给《钟山》。此外，《岗上的世纪》也是发在《钟山》上。令人疑惑的是，上文所列与《收获》无缘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探索意味较浓、引发较大争论的作品，这是偶然巧合，还是《收获》追求沉稳务实的编辑风格，所以王安忆有意把这些作品交给其他刊物。
冯骥才
冯骥才在《收获》上杂七杂八的共发表了三十篇作品，总量上接近王安忆，前期以发表小说为主体，占中、短篇全部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外加散文随笔、纪实文学五篇。冯骥才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向来兴味颇浓。新世纪以来，他更加倾心于开掘和修护传统文化遗产，对文物的流失或毁坏充满忧心和焦灼，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文化艺术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冯骥才的前期作品有写法、内容上的较大不同。他不是一个安于写作现状、一条路走到黑的作者，活赛似要综合他笔下的天津卫各色艺人的长处于一身那样，愣是把手头的活计耍得让人叫好，然后就改换其他绝活纷纷亮相，又舞得天昏地暗，神神叨叨，这才真正叫绝。这就是冯骥才的过人之处：有着多副笔墨、多种套路，有点邪乎。早在一九七九年，冯骥才就接连在第二期、第六期的《收获》上发表了《铺花的歧路》和《啊！》两部中篇，它们是较早、较有分量的思考“文革”的现实主义力作，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和社会情怀，不仅仅否定“文革”，否定“极左”的恶行，而且表示了当年无知者事后的惊愕和真诚忏悔。八十年代中、后期，冯骥才改换了笔法，以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试图诠释作者“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二期。，这样的作品就是《收获》上刊登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和没在《收获》刊登的《神鞭》。然而，冯骥才并不停止新的探索和追求。九十年代以来，他刊登了两组类似人物速写的小说《市井人物》（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和《俗世奇人》（二〇〇〇年第三期），意在描出他眼中的一个个独特人物，“各自成篇，互不相关；读起来又正好是天津本土的‘集体性格’ ”冯骥才《俗世奇人·题外话》，《收获》2000年第三期。，这类作品实际上在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收获》上他的《散文三篇》中就写过一篇《快手刘》，那时这样的世俗情趣、艺术家的写意画还没能充分流露呢。还要看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发表《三寸金莲》等作品时，他还在用另外一副笔墨写着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表达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历史感。新世纪以来，冯骥才对文化的书斋思考与田野调查相得益彰，相继开辟了《田野档案》和《田野手记》两个栏目各六篇文章，描绘了年画、古村落、剪纸、彩塑、湖南瑶族盘王图和苏稠等的文化意韵。
我觉得，冯骥才的创作不断变化中就包含着不变的，那就是他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始终笼罩在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有时独立，有时融合，奇怪的是融合的作品不仅在小说中，也包括在怀念性的、论述性的散文随笔和专栏之中。一九九九年第三期《收获》上的《致大海——为冰心送行而作》和二〇〇〇年第二期《收获》上的《鲁迅的功与“过”》也是值得回味的代表作品，都包含着艺术家的感悟和敏锐，都包含着社会良知和批判功能，而且，冯骥才写人、凸出人物性情的艺术笔法，不仅穿越他的小说创作，也刻写在他的散文篇章里，既洒脱，有即兴的成分，也有持久的生命力的灌注。冯骥才把主要的创作份额给了《收获》，把他的艺术精魂挥洒在《收获》的天地中，读者可以从中描绘出冯骥才的成长道路和行进轨迹，对于《收获》，对于冯骥才，这就足矣。
苏童
苏童是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数量名列前茅的作家。它们共二十四篇（部），而且全都是小说：长篇三部、中篇九部、短篇十二篇。苏童最初是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的，最初在《收获》上发表了个人早期的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该作虽然说不上十分优秀，但以诗人身份而尝试小说创作就有这样的不凡水准，那是一九八六年。苏童进步很快，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他连续三年呈现给《收获》三部很有分量的中篇小说，它们是《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和《妻妾成群》。这三个中篇奠定了苏童在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地位。它们穿越历史，叙事新异，视角独特，人物离奇，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在吸纳外国文学多年之后走向巅峰阶段的代表作中的一部分。自一九九一年以后，苏童每年在《收获》上至少发表一篇小说，长、中、短不一，其中的短篇《红桃Q》、长篇《菩萨蛮》、中篇《群众来信》、《桂花连锁集团》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坛创作者普遍低迷、文学日渐边缘化的新世纪，苏童还先后呈现了两部长篇小说，分别是《蛇为什么会飞》（二〇〇二年第二期）和《河岸》（二〇〇九年第二期），体现出一个专业化作家深厚的功底和沉稳匀实的创作实力。苏童是从《收获》走向全国的，这里是他的摇篮和永久的家园，他的引人关注的名篇差不多都是在《收获》刊登的。苏童的艺术感觉十分细腻、丰富，他的作品内容跨越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至创作作品的当下现实，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较大，在形式上则不断求新。再次让人遗憾的是，苏童的部分引起争论的作品如《红粉》、《妇女生活》，还有长篇小说《米》等，也没有在《收获》上发表。如同王安忆没有把争议较大的作品刊发在《收获》上，这样的情形又出现在苏童身上，这其中仅仅是巧合或偶然吗？
余华
余华从《北京文学》起步，但他是在《收获》上完成了对自我的塑造的。他是八十年代中期几乎和苏童那样迅速叫人眼热的知名作家，而且，他们都在八十年代中期呈现给《收获》当时最具原创性、最具探索性的作品的一大部分。《收获》在当年集中地推出一批实验色彩很浓的作品，而余华好像是《收获》执意要叫人记住的一位作者。他最早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是在一九八七年，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作品连续登载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六期和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六期上，余华四部重要的中篇小说，就像一束要引起大的震荡的榴弹炮。相信这些作品至今使得人们记住当年中国文坛的先锋作品的某些璀璨片段和华彩乐章。此后，余华还是把主要的作品献给了提携他的《收获》杂志，计有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一九九一年六期）、中篇小说《活着》（一九九二年六期）、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一九九五年六期），这些作品被看作余华的更为成熟的力作，而且也被推选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成果。之后，余华沉寂经年，没在《收获》露面，其实他也暌别了众多期刊，仿佛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对有作为的作家而言，这往往是他们蓄意为之、酝酿又一次爆发的暗示。果不其然，新世纪的余华这回呈现给《收获》杂志的重要力作是被称为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兄弟》，先是刊发在二〇〇五年增刊秋冬卷上，不久又在二〇〇六年第二、三期上登载了下部的大部分。《收获》何其荣幸，刊发一个重要作者的这么多创作爆发期的作品；余华何其荣幸，在最具权威的中国文学期刊上展览了自己最佳时刻的才华和智慧。还值得一提的是，《收获》在一九九九年第一至第六期上开辟了余华谈音乐的专栏《边走边看》，不妨可以看作作家在创作上受到其他艺术滋润的见证，阅读《收获》，的确让人认识这位作家的成长和精神构成的主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