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自称凄苦，却孤独地追逐着从日升到月落，冷视着寂寞，漫步于理想的伊甸园和现实的炼狱之中，渴望爱情，却不敢有个家，不愿意离婚，又不得不屈从于妻子在地球另一侧的强烈要求。
我曾在各类文体中告诉别人幸福是什么，自己则默默地享受痛苦，把苍茫当成是人生的必然，把困惑当成生活的符号，把煎熬当成是身心的锤炼，把理解当成是别人的怜悯，吹奏着那支单调的国产重音口琴，用心理历程填写着明日的期盼。
我永远不懂得什么叫自我，我似乎只是在为别人而活，这不是利他主义精神的阐释，而是一种灵魂折磨而导致的结果，于是，从现实的炼狱中发现了乐趣，感受到了悲壮在男人胸怀中的崇高地位，一切就都淡然了，包括死亡。
我记录着自己的昨天，因为我无法面对面地用语言告诉那个爱着我的女孩，我是一个多么肤浅、多么无知、多么脆弱、多么不值得她用一生去爱的男人。
当然，也许一切都恰恰相反。
在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一点也不奇怪，而一男一女若不是夫妻同眠一榻则会引起议论甚至要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尽管中国是一个绝对排斥同性恋的国度。
1988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和中学时代的好友常空军就睡在一张床上，谈着中年男人们惯于谈论的话题—女人和事业。
空军兄也许并不算文坛中人，他会写诗，但没发表过，《广州文艺》曾刊过他一篇小说，也没有任何人注意，倒是他翻译过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天使的愤怒》，很多人看过，说起来常会投给他一丝羡慕和敬佩，人们若知道他翻译此剧没有外文剧本，而完全是听原本录像带记录下来再进行翻译的话，恐怕就更会赞叹不已了，何况他并没有上过大学，未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可谓自学成才吧。
空军兄一直在某国家进出口公司任职，后来单练一个公司担任总经理，还是挂在这个国家公司下面，他对我在海南最初几年的生活不时产生影响，与我不少文友也成为至交，给过他们不少帮助，在此文中不可不提。
其实，很多年来我们都曾互相影响过，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处于和妻子两地分居的状态，我们两个人便同居一处，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老婆不在身边的时候》，1992年，又以此为题目，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产生了一点小小不言的影响。
在龙年、也是我本命年四月的这个春夜，我们两人居住的是我在北京的一间陋室，这间陋室位于北京西二环路内侧，有城墙时，则正在墙根下，所以称为北顺城街，我搬来住时，城墙早已扒掉，铺成了二环路，路面下是地下铁道。
不管多少人称赞二环路和地下铁道是北京城建设的一种辉煌，也不管这地铁有我父亲的一份心血，我还是坚定地认为扒掉有800年以上历史、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是对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的一种犯罪。若现在城墙还在，北京在对外开放方面的感召力只会更强。
北京城早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之说，解释起来无非是东城住的有钱人多，商贾聚集；西城住的贵族多，附马府、王府之类聚集；北城住的贫民多，工匠之类聚集；南城住的贱民多，耍把式的、妓女之类聚集。近几十年当然有所改变，但基本格局尚在，东西城胡同里的两进、三进的大宅子里依然住的是达官贵人。
我一介平民，住在北城没有什么奇怪，一个所谓四合院，院内拥挤不堪，后山墙裂开大缝，地铁列车经过，房子乱颤，如同发生三级地震，全院只有一个自来水笼头和一间时时会堵塞的厕所，院内最老的居民从日本统治中国时便住在这里了，几十年来盼着住房条件能有所改善，可终是梦想。
邻居们知道我是个作家，期望我能以文字呼唤一下，良心和责任感使我写了篇《北顺城街20号》的纪实散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结果是我这篇文章得了奖，发给一台20寸彩电，而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还得无限期地住下去，直到21世纪初的某一天，我已经在海南岛上生活了十几年后，为了配合北京金融街的建设，北顺城街终于被拆除了，改为一片街头公园，我那间陋室的原址上配了一条长椅，时而有情侣坐在上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抚摸接吻。
没法子，住房的贫富不均是中国多少年来的国情，一方面有人住着几十间、上百间房子，一方面有人四世堂地挤在两间小屋中。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我在我这间没有顶棚，窗户上没有玻璃，冬冷夏热的狭小空间内生活了几个年头了，忍受着超过80分贝以上的汽车噪音，认认真真地爬着格子，也孤孤单单地过着日子。
老婆严亭亭很少住在这里，这是两地分居的现实，她也不太忍受得了这种恶劣环境，对此，我一直内疚，作为她的丈夫，一个还有点汉子气的男人居然不能给老婆争得一个稍微像人住的地方，我当然在她面前难以挺起腰来说话。
倒是空军兄常与我共居此地，甚至我们同住的日子超过我与严亭亭同住的日子，不知这是一种嘲讽还是一种悲剧，抑或是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和自解寂寞的良方，当然，男人之间的友谊有时也和异性之间的爱情一样难以一言概括。
空军属于有本阶级，本乃驾驶执照。他是北京最早骑上摩托车的一族，自轻骑到雅玛哈到玲木，而后改开汽车，从天津大发到老丰田到奥迪到新款丰田。他来我这里也是开车而至，邻居们以为他是作家的车夫，随着车款的变幻而标明作家地位的提高，其实从稿费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来说，50年代不如40年代，60年代不如50年代，70年代不如60年代，80年代也未见好转。我在90年代初出了一部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秘闻录》，长达22万字，发行过万，全部收入在当时的海南岛只能买一平方米商品房，真让人哭笑不得。没有钱，在当代中国恐怕很难再谈什么作家的地位了。
1988年北京的春夜肯定是乍暖还寒，为了抗御从窗户纸的破洞中透进的冷风，我和空军依然盖着被子。说来不少人大概会不相信，在80年代末期的大都市北京的中心地带，还有糊窗户纸的房子给人居住，也许在美国这种房子会成为被保护起来的文物古迹。当然，在21世纪的海南岛上，相当多的农民工住在没窗户没门四面透风的烂尾楼里的现实，使我这糊着窗户纸的房子又成为一种奢侈了。
一瓶长城干白葡萄酒和一包煮花生米使我们二人久久难以成眠。突然，空军抬身坐起，大吼一声：“北京真他妈无聊，明天去海南！”
到海南去看一看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广东作家郭小东已经来信邀请我，并慷慨陈词说服我跨过琼州海峡共同干一番男人的事业，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元帅之死》和《贺龙军长》的编剧贺兴桐更是在海南扬起大旗，以中国民族文化城的招牌广纳文化名人，我若投奔，自不会遭拒。此时，小平同志关于再造几个香港的讲话已经尽人皆知，海南建省筹备组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的呼唤所产生的感召力使海安码头和海口机场如春潮涌动，南中国海在沸腾，本世纪内共和国最震撼人心的一次人口大迁移徒正在开始。
我有闯海南的念头，但其时决心未下，先去看看当然是好事。
严格地说，1987年从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回到北京后，我的处境并不佳。在最后一个学年，我的一部发在《春风》双月刊上的中篇小说《一颗灵魂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先是在大学生中间产生了小小的轰动和影响，但马上又变成误会和麻烦，一些给学生们大讲文学规律和创作原则的教授们把自己和书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一个自己就在搞文学创作的女人似乎忘记了小说是什么，首先发难，结果珞珈山下，东湖边上沸沸扬扬，满园议论，有消息传出要开除我。
我是自己花钱来上学的，因为单位拒绝我深造而不给报销学费，4000元钱等于当时我4年的总收入，当然不敢付之东流，于是只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做一深刻检讨了事，好在我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学习写检讨书了。当然我承认，在写检讨书方面，我是远远比不上我的很多前辈的，他们在反右、凡右倾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进行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其深刻性、严肃性令我望尘莫及。
此事发生后，情绪一直低落，然而好事成双，坏事也不单行。我当时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单位领导居然在我还有3个月就毕业时勒令我回单位上班，否则将除名处理，这真是雪上加霜。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不想多做描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董浩、韩乔生、孟广嘉等人都是在此单位甚不得意，才转而调走的，由此可见此单位对人才不重视之一斑。
幸而我一好友、原自学杂志社社长陈精卫伸出仗义之手，只用一天时间就将我一切手续办妥，调入自学杂志社当编辑，并允许我踏踏实实上学。
此人在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共办《丑小鸭》杂志时，曾扶持大批文学新秀，以《你别无选择》而轰动文坛的刘索拉的处女作就发表于此刊物，当时我还为此文写了评点，不过后来刘索拉只愿意把《你别无选择》当成处女作，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
至于我在《丑小鸭》上则发过多篇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上到第一百层》引起了激烈争论，有消息说因有精神污染的嫌疑，要对其进行革命大批判，结果是胡石英力挽狂澜，中止了这种极左行为，但还是避免不了《作品与争鸣》转载和刊登了批判文章。不过，当我出版小说集《男人生活录》时，请作家白桦写序，他先是犹豫，但看完《上到第一百层》后，立刻激情大发，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为我写出了极具煽动性和诗意的序言，此书第一版就印刷5万册，而后又加印3万。
时至1993年，在《丑小鸭》早已被勒令停刊，自学杂志也奄奄一息的时候，精卫兄收拾行装，南下数千里，同我一样来到海南岛上开始新的人生，不过他以官员的身份任职于省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厅。
大学是勉强读完了，在一种尴尬状态中领取了本科文凭和学士证书，但妻子严亭亭似乎已移情他人，从偶然看到的她的日记中得知对那人之爱已刻骨铭心，正所谓后院起火，婚姻处于破裂前夕。于是，各自打点自己的行李，她南下昆明，我北上京城，结束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最长的一段相聚时光，又一次开始了漫长的分居生活。
回到北京后，我几乎没有去自学杂志社上班，因为我受不了坐班的痛苦，便自作主张地借调至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艺术室当上了电影剧本编辑。当时我在电影学院编剧班的同学柳城正担任艺术副厂长，他手下缺少得力干将，准备在一有编制时就把我正式调入，并许下艺术室主任的位子。
他是我的班长兼兄长，给过我不少帮助，我当然很愿意为他两肋插刀，尽兄弟之谊，也想在电影编剧上有所作为，可后来他调任电影局当艺术处长，主管剧本审查，管不了青年厂的事，我正式调入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不过，在青年厂当编辑时，我也曾做过一件自认为得意的事。受厂里及导演詹相持之约，我创作了电影剧本《锦鲤鱼贩毒案》，此剧以当时发生在上海的锦鲤鱼贩毒案为题材，开机仪式安排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并将飞赴旧金山拍摄外景。
然而，题材与北影撞车，官司打到电影局，被判于北影拍摄，青年厂剧组已成立，只好再上一个别的剧本。主创人员一商量，还写贩毒，地点挪至云南，因我对云南熟悉，依然由我编剧。我立马动笔，从早晨8点开始写下第一个字，到晚上10点完稿，14个小时内创作出一部电影剧本，第二天剧组就拿着这个一气呵成的本子挥师云南，这便是著名导演郑洞天执导的《秘闯金三角》，上映后票房也还算尽人意，时至今日，中央电视台6频道还时不时拿出来播放一下。
当然，后来成为了教授的郑导宣布：“拍了秘闯金三角后，我不得不说，不是谁都会拍商业片的。”
在此之前，经院派电影届人士几乎一致对商业片嗤之以鼻，并认定那是没文化的港台编剧导演们的小儿科，电影学院的骄傲张艺谋第一次独立执导的电影《代号美洲豹》就是商业片，被老师们嘲笑不已，不过，当《英雄》、《十面埋伏》出笼时，年过半百的老谋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届主流话语的代表了。
一个人在工作不顺心，家庭又面临解体的情况下，肯定愿意走动一下，散散心，何况海南岛那块热烈而神秘的土地本来就吸引人呢。
在我那张硬板床上，我当即同意和空军一同飞往海南。
从此，我就成为了那以流放文化著称的海南岛的岛民。
当然，海南岛不是共和国国土的句号，自然也不会是人生的句号，天涯海角更不是大自然的终结，自然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继续走下去，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走下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