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累死了，魏延冤死了。回过头来看看，累死诸葛亮的北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诸葛亮的北伐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失败为什么又要三番五次地北伐？千古奇文《隆中对》是怎样的一个战略规划？
⒈说长道短论北伐
年轻时，反反复复读《三国演义》，零零星星读《三国志》，孤立地考察诸葛亮及其北伐，看起来，那不是一般的而是相当的伟大、光荣、正确。现在想起来，年轻时自己头脑里的那些“诸葛形象”和“北伐观”，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
很多中国人跟我年轻时一样，把感觉当文化，把印象当真理。有了文化和真理，便理直气壮起来，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感觉、印象这种东西，属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这种东西，是浅层次的认识，是没有经过理性思辨的玩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年时，耐性比较好了，闲暇时间也比较多了，便把《三国志》《后汉书》《三国演义》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书慢慢地读，细细地读，几本书串联起来读，各书前后连起来读，各章节穿插着读。读书之后，跳出蜀国看蜀国，远离诸葛亮看诸葛亮，撇开北伐看北伐，就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味道了，还真有所“新”得。
要成为名垂千古的“思想家”，其实不难。把书读全，读精，读透。然后，把古人、今人，老师、学生，朋友、敌人，一句话，把所有别人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像和泥巴一样倒腾，闹腾出一个大一点、深一点、让人更难理解一点、让人更看不懂一点，同时表达得严谨一点，不那么乱七八糟的说法，就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说不定，活着的时候，弄个什么“古”贝尔文学奖；书籍出版后五十年内，自己和子孙还能吃版面费。就拿诸葛亮的北伐来说，经过我的读书、思考，参照古人、今人的心得，终于弄出一些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新发现。
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说法，再抛出我的“正确”观点。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北伐，有“六出祁山”之说（可能罗贯中说的祁山，是指秦岭山脉，而不是指祁山山岭），很多人便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有六次之多。其实，诸葛亮的北伐，只有五次，真正的“出祁山”只有两次（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
而我又认为，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有六次。但我说的“六次”，不是《三国演义》说的“六出祁山”或由此而来的六次北伐。
此话怎讲？
我将诸葛亮的北伐，分为三类：实质上的北伐、形式上的北伐、形而上的北伐。
“实质上”、“形式上”两个词，大家是很熟悉的。很多人不知“形而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形而上”是哲学上的一个名词。所谓“形而上”，意思是纯形式，为形式而形式，比形式主义还形式主义。
我的看法是，史书称之为“北伐”的北伐，或历史学者认定的“北伐”，都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在蜀汉帝国的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北伐，或者说实质上的北伐，只有一次——关羽的襄樊之战。
如果把襄樊之战也算作北伐的话，准确地说，这是刘备和关羽的北伐，而不是诸葛亮的北伐。鉴于北伐之战是为了实现《隆中对》的规划，《隆中对》是诸葛亮帮刘备定的，故，形式上，也出于遵循习惯，我们也可以把襄樊之战划入诸葛亮的北伐范畴。
如此，关于诸葛亮的北伐，分门别类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实质上的北伐：公元219年的襄樊之战。
形式上的北伐：史书所载的第一次（公元228年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简称第一、第五次北伐。
形而上的北伐：史书所载的第二次（公元228年冬）、第三次（公元229年）、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简称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北伐。
这是古氏北伐观。依此观点，诸葛亮的北伐有六次，历史学者和一般世人忽略了最重要的、实质上的一次北伐——关羽的襄樊之战。要了解襄樊之战，则要先了解荆州的地缘政治。
⒉荆州的地缘政治学
这里所说的“襄樊”并不是指今天的湖北省襄樊市，而是指东汉后期的襄阳、樊城两城。当时的襄阳在汉水之南，即今天的襄樊市（设区市）；樊城在汉水之北，即今天的襄阳市（县级市）。襄、樊两城扼守汉水中游，把住武当山和桐柏山之间缺口的南北交通。
说到襄阳、樊城，先要说荆州。认识荆州的重要，又先要弄清楚三国的地缘关系。
国家的核心含义包含以下几个层次：政权、领土、人口。古往今来大说特说的所谓三国，没有民族的意义，其统治者和民众主体都是汉族，他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打斗，不是民族之间亡国灭种的战争。
这三个国家，实质上是三个利益集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各自的存在形式——三个政权而已。只有三国归晋后的晋帝国，像西汉、东汉帝国一样，才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要注意的是，曹魏这个政权，与蜀汉、东吴不一样，它的政权在形式上是东汉禅让而来，理论上、法理上，曹魏帝国具备国家的一切要素。蜀汉帝国和东吴帝国，仅是两个利益集团，连政治集团都算不上。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政治理想，刘备复兴汉室的口号，只是骗人的鬼话；孙权的立国，连骗人的鬼话都没有。
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利益一致——争夺东汉的政治遗产，即统治的正统地位。这三个集团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深仇大恨，并不像血亲复仇那样残酷，正如三个亲兄弟打架，推来搡去，只不过争夺老爹遗留下来的房产。
既然这三个帝国没有民族的区别，鲜有政治的色彩，那么，他们玩命争夺的，就在，也仅仅在，地盘。任何利益的最终来源，都是土地。谁把天下的地盘都争过来，谁就是老大，谁就是正统。
争地盘，首先得有一个立脚点，然后考虑往哪里争，与谁争，怎么争，这就是政治地缘学、战争地缘学的通俗表述。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可以看出，从地缘的角度，当时的三国，就像一个品字，排在中国本土。不过，这个品字很是畸形，上部的“口”（魏国）特大，右下角的“口”（东吴）次之，左下角的“口”（蜀汉）特小。如此，上部“口”的绝大部分重量，落在左下角的“口”上。所以，最先压碎的，是左下角的“口”。左下角的“口”一碎，右下角的“口”就承受了上部这个大“口”的全部压力，当然逃不出被压碎的命运。
蜀、吴帝国的相继灭亡，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和强大，其事态，其走向，是不是与上面的比喻形似，且神似？
如果把三国地缘上的分布看作品字，那么，荆州，就是这个品字三个“口”之间的缝隙。
有时候，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空间，重要不重要，是相对的。所谓相对的，就是相互联系地看，而不是孤立地看。对于三国的生存来说，它们各自的本土，是最重要的；对于三国的发展来说，荆州，是它们共同最重要的。
在大混战中，不发展就是坐等灭亡。所谓发展，就是老爹活命与儿子活命之间、今天生存与明天生存之间的联动。无论对于生存还是发展，荆州，对三国共同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从地缘的视角，一部三国史，就是一部荆州史。至少可以说，在三国的斗争史上，荆州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了解、理解三国历史，必须抓住荆州这一纽带和结扣。
荆州为什么如此重要？
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中国地图像一只雄鸡，如果把这只鸡高昂的头（东三省、内蒙东部）、厚厚的背脊（内蒙中、西部）、臃肿的肚皮（福建、两广、云贵）和过于肥大的屁股（新疆、西藏、青海、甘肃西北部）切掉，剩下鸡的骨架（肌肉是依附在骨架上的），东汉后期已开发国土或有效国土，大约是这副“鸡架”。
这副“鸡架”，依山川形势，地图上可以分为三排。上排：甘肃东南部、陕西、山西、河北、辽宁西南部；中排：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山东；下排：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这样人为地一排布，荆州的重要性就跃然纸上。首先，荆州处于当时已开发国土的地理中心。其次，任何一方要吃掉另一方，必须绕过，但又绕不过荆州。
这三个“口”，是互动的，暂时平衡的，任何一方要吃掉另一方，第三方都不可能坐视不管。
南北之间的争荆州，无非是争襄、樊；东西之间的争荆州，无非是争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扼守入蜀之水路）。
三国时期，荆州发生过三次大的战役：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本集要说的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221—222）。这三次战役（不是战争），对那段历史的走向，对三国的兴衰成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三国粗具雏形。襄樊之战是三国形成过程中的一次剧烈震荡，使三国短暂地定格。夷陵之战是三国鼎立最终确立的标志，又是三国此消彼长的开端。
这三次战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每一次战役都有三方参与（参与不等于参战），都是两方对付另外一方；而且，每次战役都以战役发动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就说明，任何一方要改变荆州的军事均势，另外两方都不会答应。
赤壁之战，大家都很熟悉。对于襄樊之战，多数人知道的可能是关羽的“水淹七军”和“败走麦城”。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于禁的被淹，多数人还以为是关羽放的水。至于夷陵之战，似乎是“火烧连营”一个故事那么简单。
其实，在三国的著名战役中，最让历史学者费解的，就是襄樊之战。多少年来，历史学者为一些皮皮毛毛的问题争论不休。诸如，刘备是否授权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关羽为什么发动襄樊之战；刘备和诸葛亮在此战失败中负有什么责任；关羽死于谁的手里，死在哪里；等等。
这些争论，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让人津津乐道，对襄樊之战本身来说，这些问题都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襄樊之战的战略意义——不仅对刘备的意义，还有对曹操和孙权的意义。理解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
撇开水平高低不谈，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本书比其他有关三国史的书籍，最重要的进步，在于厘清了两组概念：战争、战役、战斗，战略、战术。
本集的主题，是说襄樊之战是真正的北伐。那得先说清楚，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为什么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
⒊真北伐的反面教材
这个问题，本书前面一集的内容已有详细的论述。究其实，北伐之战，是刘备集团在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以及蜀汉帝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需要，同时也是刘禅、诸葛亮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
也就是说，北伐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或者把目的隐藏于手段之下。因而说，诸葛亮的北伐是形式上的或形而上的。
现在我们来简要复习一下上一集的内容，看看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是怎么玩的。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带了五万人马，布疑军于褒斜谷北出口箕谷（地在今陕西省太白县），自己亲统大军出祁山，拟占领关中。魏延的前锋部队已抵达安定（今甘肃省镇原县）。只是马谡纸上谈兵，刚愎自用，街亭（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战，大败而回。
第五次北伐，经过近三年的准备，诸葛亮动员十万之众（29年后蜀国投降时，全国的兵员是十二万，可见此次北伐是倾巢出动），出褒斜谷，与魏军对峙于渭水南岸，达半年之久。可惜司马懿不赏脸，不配合，诸葛亮马革裹尸而还。
这两次北伐，从动员的人数、军事行动的规模来看，是像模像样的两次战役。实际上，第一次，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即马谡的街亭之战。第五次，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曹魏的国境边上，被司马懿挡在五丈原，司马懿拒绝决战，北伐大军只得在渭水边上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种麦子，大规模的战斗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从诸葛亮主观上看，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是两次战役。从军事行动本身看，都没有体现并达到战役的意图和结果。所以是形式上的北伐。
第二次，出散关，围陈仓（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几万人打千余人守卫的一个关隘，长达二十余天，攻而不克，粮尽而退。撤军途中，斩杀前来追击的王双。
第三次，打下武都（今甘肃省成县）、阴平（今甘肃省文县）两个小县，撤军回国。很多历史学者对诸葛亮取胜而班师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看一件事，其意自明。此役之后，诸葛亮恢复了被免去的丞相职务。
第四次，再出祁山，司马懿率军堵截，坚守不战。张郃进攻王平的南营，打了一仗，粮尽而退。退军途中，射杀张郃。
这三次军事行动，既没有具体的战斗目标，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行动措施，更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充其量，就是三次真刀真枪的军事演习。除诸葛亮以外，谁也搞不懂，这个仗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这样打，为什么打出这样的结果来。所以，只能把它们看做形而上的北伐。
好了，现在隆重推出真正的、实质上的北伐——襄樊之战。
⒋前奏
说襄樊之战，必须交代清楚襄樊之战的前奏——汉中争夺战。
汉中郡（今陕西省南部汉中地区，秦岭山脉以南），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上属于益州（今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陕西省南部），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诸葛亮的《隆中对》中的两阶段、三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阶段，就是“跨有荆、益”。只有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包括汉中在内的益州，才能实施第二阶段的任务——兵分两路，北伐中原。
刘焉统治益州时，张鲁的母亲懂巫术，又很有几分姿色，常出入刘焉家中（巫师加情妇？）。刘焉爱母及子，便封张鲁为督义司马，并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去夺取汉中（此时汉中还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张鲁和张修到了汉中，打败朝廷任命的汉中太守苏固，张鲁随即袭杀张修吞并其兵马，在汉中传播一种叫五斗米道的宗教，又断绝通往关中的栈道，越来越不买主子的账，大有阴谋自立之势。
刘璋接掌益州后，杀张鲁母亲及弟弟。张鲁干脆在汉中称王，自号“师君”，建立一个政、军、教合一的政权，带有点原始社会主义的色彩，汉中民众倒也过了几年安生的日子。马超、韩遂被曹操逐回凉州，在凉州折腾的时候（211—215），不少凉州的士人和民众逃往汉中避难。
公元208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大败于孙刘联军。荆州之败，使曹操在荆州打入楔子，孤立各路军阀，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破灭。
公元211年，赤壁之战失败后的曹操为了夺取西北大后方，借口西征张鲁，逼反屯军关中的西凉军阀马超、韩遂，并把这两个军阀逐回凉州（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曹操的声东击西，遂了刘备的夙愿。因为曹操扬言并吞汉中，慌了神的刘璋在法正、张松等人的唆使下，请此时在荆州的刘备组织一支志愿军，入益州帮忙防范张鲁。刘璋请刘备入川，是引狼入室的光辉典范，此是后话。
刘备不仅不去进攻张鲁，还在刘璋的地盘上吃吃喝喝，笼络人心，达三年之久。公元214年，刘备在新近归附的马超的帮助下，反客为主，取得益州。
曹操意识到，刘备进一步的目标肯定是汉中，遂于公元215年，趁刘备没来得及动手，亲征汉中，一战而降张鲁，命夏侯渊留守。
此时，刘备正率领五万人，远赴荆州的公安，与孙权争荆州的江南四郡（今湖南省），准备与孙权一较高低。听说曹操征服汉中，唯恐益州有失，立即与孙权和平解决，平分“荆州”了事，像拉稀上厕所似的，急急赶回成都。
对刘备来说，汉中是益州生命的咽喉，是将来西路北伐的门户，是生死存亡之地，拼了老命，也不能把这块土地让曹操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