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到一个故事:美国某医科大学一个班里,正在进行学科测验。试卷的最后一道题目是:每天负责清洁这个课室的工人,叫什么名字?参考者哗然,说这题目跟所考的科目驴唇不对马嘴嘛!有人向监考的教授问:“这题目的分数算不算进总成绩?”教授肯定地回答:“算。”这下子,可考倒莘莘学子了。是啊,要么拿扫把,要么拿抹布的工人,我们不是天天见到吗?这位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大叔,名字谁打听过?功课够忙了,没这闲心。何况,知道他的名字和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什么两样?他的名字和成绩单、操行分数沾边吗?
不幸的是,清洁工的大名破天荒地上了考卷。教授严肃地说:“当然会!这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你们以后工作的岁月里,还会遇到更多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每一位都应受到你的关心、爱护和尊重,你们不应该忽略简单的微笑和问好。”
教授的出发点,从低层次来说,是给这些未来的医生和护士作启示:医学的对象是人,从事这一行的,首先要学会一视同仁,要关心貌似和教科书、临床实习等等“不相干”的人。从高层次来说,是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人类的大爱。不过,教授的具体要求不高,只要学生向“不相干”的人作“简单的微笑和问好”。当然,与此关联的,是知道那人的名字。深通世故的教授明白,在一个贫富贵贱仍旧相当分明的社会,要学生一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普爱众生,见到卑微的清洁工,有如见到校长一般毕恭毕敬;对待清洁工,有如对待教授一样谦和热诚,那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
以上故事,是一位后来当了护士的学生说的,他对这道考题和教授的话,久久铭记在心,并了解到那位清洁工的名字叫彼得。
二
且将你自己设想为彼得。如果这家学校设在旧金山,“彼得”该是中国人,50出头。10多年前,来自中国大陆。他是唐人街“楼宇联谊会”的会员,这联谊会,其实就是华人清洁工组成的团体,冠上这样高深莫测的名字,而不像“华人医师联合会”、“华裔工程师俱乐部”、“华人印刷业公会”一般,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家行业、职业,里头有多少凄楚在,大家心照不宣。彼得在老家时,是县城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移民后干过唐人街杂货店的码货工、鱼店的售货员、餐馆的收盘碗工。好在他趁年轻,刚来那几年无论多忙多累,都在下班后进夜校磨英语,从字母啃起,终于达到日常口语够对付的程度,然后找到这份工作。他自嘲说,今天虽然不拿柳叶刀,改为拿“大笔”,好歹和医科沾点边儿了—这不是医护学校吗?给医学书籍、人体挂图、标本抹灰尘,是他如今的职责所在呢!
彼得每天早晨在走廊上打扫,给地板上蜡,学生上学来了,一群群在他旁边经过。有的女学生甚有礼貌,见到他,甜蜜蜜地嫣然一笑,说声“早上好”。开头他受宠若惊,以为人家喜欢上他,送秋波来了。后来才晓得这是洋社会的社交规矩。可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不知道彼得的名字,谁向他打招呼,都是一声“嗨”(HI)。有时候,课室的硬木地板,让水弄湿了,老师怕人滑倒(在美国,这样的事故,要是导致人体受伤的话,学校要赔偿),就客客气气地吩咐彼得拿拖把去清理。那阵子,彼得被称为“先生”。彼得兢兢业业地,沉默地干着本行。他在学校,跟人说话很少,他的英语对付不了,人家忙着上课,下课后忙着去干兼职赚学费,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在彼得工间休息时,端一杯咖啡和他聊,像“楼宇联谊会”麻将台前的同胞一样?他和学校里头的人打交道,算多点儿的,是清洁工的领班,刚来时这黑人不放心,检查他的活计勤一点,以后完全放心,不再管他,彼得一个人包一层教学楼,自成一统。
彼得自己老以为,在学生和老师眼里,他是“不相干”的人,谁也不在乎这位矮小的中国人,是姓赵还是姓李,名字是洋化的“彼得”还是中国式的“得胜”。其实,热情率直的美国人,歧视少数族裔的为数甚少,并没有看不起清洁工彼得,可是敏感的彼得认定低人一等。彼得倒安于“不相干”的地位,安于作局外人。他在这块土地上住了十多年,还是没住出归属感来,一如“大笔”拿了十年,还是没培养出职业自豪感来。他说,学校和我“相干的”,就是每两星期发放一次的工资支票,还有每年发一次的假期薪水。
三
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中,尽多“彼得”型的人物。其中两类“彼得”,最富于身世之感:一是年轻时当过下乡知青的,如今年龄40多到50多,中年渡海,开始此生的第二轮拼搏,是谓“洋插队”。先前拿语录本出发的“土插”,光挨苦熬穷;今天凭绿卡和留学签证所作的“洋插”呢,未必少了苦头,却肯定加上语言的障碍,写意不到哪里去。从前在乡下,还能盼个病退,招工,回到城市去;如今“海外知青联谊会”的衮衮诸公能盼什么?过了河的卒子,能打回老家去吗?二是国内的“精英”阶层,原来当教授、教师、医生、工程师、研究人员,当什么“长”的,现在呢,要么求职无门,要么在旧金山的安老自助处谋得个薪资低微的清洁工、护理工。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被他们剥个不休,不是“赢得斯文扫地名”,就是“赢得茶楼清客名”。
这些人物,名讳也许响亮过,如今却没有谁在乎。何况他们自己为了称谓上的方便,多半在父母起的名字外,另取洋名字,一如彼得。即便是洋名字,也没有多少人在乎。他们在餐厅工作,客人需要点菜,清理桌子时,打个响指,叫一声“侍应生”、“练习生”,他们就忙着走去,哈腰接受使唤,为了多赚小费,他们一直作着扑克牌的微笑;他们在别的服务行业,如超级市场、杂货店、洗衣店、高尔夫球俱乐部,被礼貌的洋客人称为“先生”、“女士”。一些受教育少些的黑人,南美洲人,干脆一律称他们为“人”(MAN)。要是说称呼,仅是社交方面的小问题,那么,心理上的隔离,即“不相干”,却是移民的最大困扰。
“洋插队”也好,“斯文扫地”也好,这两个群体都置身异乡的困境,除却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和若干因嫉妒而幸灾乐祸的,谁不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呢?即便是抵达成功彼岸的人物,一般也有过充满辛酸的奋斗史,过来人并不忍心嘲弄还在挣扎中的同胞。
不过,我以为,这种因职业上、环境上的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失衡,如其掩饰,如其顾影自怜,不如自力更生,从根本上取得突破—来一次观念上的更新。寻根究底,“职业分贵贱”,是病源所在。回头看,“插队”所以不堪回首,是因为由高贵的“城里人”变为下贱的“乡下人”。琳琅满目的“知青文学”主题之一,就是“插队”的苦。然则不必“插”而命定地当着“地球修理工”的农民,将何以自处?同理,万千从来不曾“吃自在饭”的唐人街“楼宇联谊会”会员,即非生来“斯文”而毕生扫地的人,他们的“失落”又落实到哪里去?千年的母国文化,从“官自读书高”的旧庭训到“吃力不赚钱,赚钱不吃力”的新世风,都在制造行业上、职位上的等级差异。我们常见洋人大言不惭地自我介绍为“旅馆行李员”,却难得见到衣锦还乡的同胞,在乡亲面前坦率承认自家是唐人街餐馆的“侍应生”,即“侍仔”。算得凤毛麟角的,是畅销书《三十六计》的作者,已故美国著名华文作家马森亮先生,他的名片上印着:“美国三藩市退职扫地工人,中文报纸专栏爬格子动物”。从往自家脸上贴金到直面严酷的现实,再到玩己不恭的自嘲,已经是一个不可小觑的精神提升,对照之下,我辈在职业上起劲地自卑自欺自怨自怜,尤其显得小家子气。如果说马作家的名片还欠缺一点的话,那是平常心—太把“斯文扫地”当回事,失诸粘着,不够圆通自在。
是的,我们所需要的,无非是一种坦然开阔的心胸,它建立在“职业平等”的观念上,不管是跑堂、跑腿、剪线头、“数大饼”、“拿大笔”、洗厕所、开垃圾车、拾破烂、埋死人,所有的职业,在人格的意义上,在社会分工的意义上,都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谁,都不因为干上某一行就高尚起来,或者卑下起来。人有贵贱之分,那只体现在人格上,情操上,良知上,品质上。犯罪的,拍卖灵魂的,为了个人的安逸、一己一家的利益,明知龌龊无比,无耻之尤,还是一头栽进去,投靠某种恶势力、某个利益集团的,那才叫贱。汗流浃背的“厨房牛”,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如果他做到俯仰不愧,如果他面对邪恶,敢于揎臂而起;如果他不逃避责任,以低微的收入,供养父母,把儿女培养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说,从教授到扫地工,是你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命运之抉择,那么,且以和命中注定的资深“扫地”工人同样的心态对待这一个新职业。不错,它不高贵,一如常常遭受传媒和国会修理的总统,并不高贵到哪里去;一如你的顶头上司,尽管对你作威作福,但他之上仍旧有上司,上司之上有上司,有董事长,有股东,有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横行无阻,一味高贵;它也毫不下贱,一如世世代代和土坷垃打交道农民不下贱,土插队的城市青年不下贱,每星期一次到你的家门前收集垃圾的黑白工人不下贱。只要你把职业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你才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有了平常心,你就不至于在乡亲父老动问“现在干哪行”时脸红心跳,不是支支吾吾,就是“扯大炮”。你就有了足够的自信,无论回老家祭祖还是在唐人街同乡会参加春宴,在人群中,胸膛都挺得起来,对每一种探询的目光,眼神不必闪缩。有了自信,人才免于猥琐,也免于虚矫的高傲。
回到开头的故事去,洋教授借考题让学生都认识清洁工彼得,诚然是好事;我们不能否认,美国的主流社会,类似这位教授一样,从尊重人入手,着力营造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好人,所在多有。退一步说,即使洋教授不这样做,学生仍旧不知道“彼得”的大名,“彼得”们也不必自惭形秽,美国人的人权,都是通过抗争,一步步取得的。安分守己的中国人,其中的“斯文扫地”者,还爱用“看在钱份上”作为最得心应手的自我安慰,这不失为一种解脱,但远远不够,还是以进一步洋化为好:看在人格份上,看在自我尊严份上。我并非“全盘西化”论的信徒,也没那个能耐,但既然我国在传统上、风俗上,都缺乏职业上的平等观念,只好实行一次“拿来主义”,好在我们住在西方,近水楼台,得之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