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大年初二，在旧金山。从唐人街开出的巴士，乘客中尽多喜气洋洋的同胞，他们刚刚结束和亲友在茶楼聚会，买了菜，回家去。巴士里，一位年轻的中国妈妈，带着不满三岁的女孩，坐在长椅上。妈妈忙于用手机拜年，没工夫照管，任女孩独自坐着。她的黑眼珠骨溜溜地转。她坐巴士的机会不多，里面的风景真新鲜，这么多人！黑头发的，金头发的，红头发的；穿皮鞋的，穿靴子的，穿球鞋的；穿花衣服的，穿皮衣的，穿牛仔裤的。还有，那么多的包包，袋袋。
其实，更吸引人的是小女孩自己。她穿着大红棉袄，红裤子，红布鞋，红扑扑的脸，仿佛一团火焰。女孩的脚悬在椅子边缘，高兴起来，晃得更快。过道的另一边，坐着一位白种老太太。她被小女孩的憨态迷住，微笑着，向女孩招招手，作了一个说“哈罗”的口型。小女孩并不害羞，笑着扬起小手。老太太兴许孤单惯了，巴不得有个伴，便向小女孩说话，可惜隔得远，车里人声嘈杂，小女孩听不到。老太太忽然想起，现在是中国人的新年，她也要施行东方的古礼，便把手袋打开，拿出一张五元钞票，向小女孩扬了扬，提高嗓门说：“红包，给你的。”她知道，这红包缺个外表—红色的迷尔信封。利是封，今天在唐人街摆街会上，满眼都是，可惜她没买一些，因为亲友中，没有够资格领红包的人，不是没有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发红包的规矩，她是晓得的：只给没成家的。此刻，小女孩太可爱了，叫她临时产生讨好她、祝福她的冲动。
在过道上站着的乘客，挪了挪位置，把小女孩的视线遮住。老太太换个角度，看到小女孩的笑脸，看到她在招手。老太太颤巍巍的手，费劲地伸过过道，要小女孩把红包接下。小女孩的右手动了一下。老太太的碧蓝眼瞳闪着欣喜的光。小女孩把手伸进口袋。几位好事的乘客，再也按捺不住，用英语或者中国话催促：“快接，说谢谢。”小女孩仍旧笑着，但没接。终于，女孩从裤袋掏出一个红包，高高举起，向老太太说：“谢谢你，我有，看。”
“接下嘛，人家给你，嫌多呀？”后边一位婶婶点点小女孩的头，恨铁不成钢地说。小女孩说：“我不能要，妈妈说的。”旁边的中国人都知道，妈妈教她的是，陌生人给东西，千万不能要。女孩子乖巧，不直说，免得伤老太太的心。最后，小女孩站起来，向老太太恭恭敬敬地鞠一躬。这一事件，小女孩的妈妈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