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金山一个表彰黑人女性的集会上，一位获奖的律师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了一句话：“你要搀起跌倒的孩子，就得弯下腰；你要扶起陷在泥泞里的老人，就不能不弄脏自己的手。”语虽朴素，意义却相当深长。
在改造社会，帮助弱者方面发挥实际影响的，主要地，是“弄脏了手”的实践家。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的理论家，有旗帜鲜明的主义，有气魄宏大的长程纲领，但往往缺乏可行的实际操作。他们为此找到绝佳的借口：“我忙于拯救全人类，哪有零敲碎打的闲功夫？”空谈家不犯具体的错误，洁白的操守记录使他们具备抨击行动家的资本。你反驳说，《庄子》里“涸辙之鲋”，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引西江之水的工程，他们说你害了短视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社会是一个大酱缸，改造的前提，是接触它。这么一来，自己也被沾污，失去下海前的清白在所难免。这就是实践家的软肋。现实层面可资操作的因素，在道德上不可能都像小葱拌豆腐那般明晰，诸般关系粘连，罪恶与善行纠缠，私利与公心牵扯，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是难以通行的。你非要“白”吗？聪明人有的是“白手套”，有的是漂白的本领，或者“过盗泉，改其名而饮之”的权术。
所以，我怀疑中国历史上纯洁无瑕的清流，究竟能为老百姓谋取过多少利益？同时想及，千载青史对清流的歌颂，未必不是过犹不及的洁癖。现实政治离不开妥协，政见的实施以在现实条件下为人民争得最大福祉为原则。一方面是百姓的燃眉之急，一方面是自己的名节，行事极端的清流为了身后清誉，却恨不得马上躺进带到丹墀外的棺材。
手脏是必然的，一似改造社会不能不折中，妥协，问题在于，清醒的实践家不会一味任手脏下去，他要找出免于手脏的路径，治本之法自然是填平使人跌跤的泥泞，铺上水泥或者柏油。
向往痛快淋漓的激进人物，以李逵式的板斧，在人海中齐刷刷地削过去，手没有污秽的泥泞，却尽多鲜红的人血——可惜绝不可能是为伤者包扎时沾上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