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办公室桌上一份晚报标题牢牢吸引了我的目光亦牵住了我的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作者以沉重的笔调叙述了一位六十岁老人的境遇，他叫杨……杨1959年从上海工程学院机电系毕业前夕，与其他三名风华正茂的同学给校方领导提意见，被1960年的一场政治运动打成右派。四名满脑子憧憬的热血青年，没拿到大学毕业证，每人戴了一顶右派帽子流向社会，工作没着落，到处遭排斥，处于悲伤绝望的他们，瞬间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偷渡”台湾，投靠亲戚！就那样天真的出走，很快被抓回来，酿成了一夜间由政治错误上升到刑事叛逃罪的严重后果。他们均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上海押送到宁夏某劳改农场服刑。
一晃，从青年至满鬓如霜的老人，杨六十岁刑满释放走出高墙铁网时，他并没为恢复自由兴奋，却无比惆怅，无比怀念监狱的生活。报道说：“长期的监禁使他习惯了在管制中度日，监狱的一日三餐虽说粗淡却能果腹，岁月无情地带走了他的青春、健康和才智，面对竞争已经很强烈的现代社会，他茫然了，担忧自己下一顿的饭食由谁来管？为了能重返监狱继续衣食无忧的日子，他选择了继续犯罪，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多次盗窃自行车……”
这个人让我惊骇了，我百思不解！“把一辈子交给监狱还盼着回去？怎么会有如此愚昧不幸的人啊！”一整天下来，我都在思考着一个知识分子身临绝境和潦倒的一生，仅仅为了解决一顿饭菜出此下策，此情此景让我的心无法平静。
可巧，我去法院送一封文书时遇见了他，他高高的个子，清瘦沉毅，身上几乎没有肌肉，仿佛只有一张皱皱的皮粘在骨架上。他穿一条深灰色裤子，一件橘红色的高领棉毛衫掖在裤腰里，银色的鬓发，大大眼睛的神情挺安详、挺机灵。我立即询问他的现在，获悉由于那篇报道，方方面面的好心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被一位企业老总请去颐养，今天到法院特地感谢帮助过他的法官，这个结果令我欣慰。
与他攀谈中，我难以掩盖对他关切和理解的情绪。过了一段日子，他便隔三差五的找我，讲了他在监狱几十年来的经历和心态，坦言对于以往的苦难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错过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自己终无一用，他希望我写写他。
我很想写他，他的生活有戏剧般的内容，他的内心呢？我很想获悉他内心的想法。
他再找我时，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绕了半天弯子，终于卑下的请求我拿点钱给他看哮喘病。
像他这样无家可归历经坎坷，毫无社会保障的老人，这点请求算什么！我知道，有几位办过他案子的警官、法官、采访过他的编辑记者、甚至无名群众都在资助他，我岂能袖手旁观？我快乐地满足了他的请求。此后，他又来要钱，以各种理由。最后一次，当我把一张粉红色的百元钞票放在他手上时，他的眼神一跃，一份狡黠和得意泄露无余。顷刻间，一丝疑惑也浮上我的心头，送走他，脑子被一连串的问号填满。
后来，他好久没来，正纳闷儿着，忽然又一篇晚报报道横在我眼前，“杨在利用人们的同情骗取钱财！”我目瞪口呆。
难道他为监狱而生？他的灵魂永远丢在犯罪的深渊里追不回来？我扼腕叹息为他难过。
此事过去几年了，其实他的命运一直以来，都被我牵挂着，他究竟是活着？还是逝去？据他讲：“劳改几十年，父母面都没见着；有哥有弟，已经晚年，无法依傍。当初几位同时入狱的同学，靠着后来发达父母的关系，早已成了富商或名人。他们也曾帮过他，可岂能永久帮他？他坐监狱落了一身病，活得很艰难。”我想，也许正是如此处境才让他一再干出那些龌龊的营生，他是否欲以残破人生了却终身？如果那样，重返监狱，至少有饭吃，有床睡，有病给医，有一帮人“关注”，能苟活。
他让我相信，每一个落魄的人都有值得同情和痛恨之处。而一个人的过错，常常纠结着很多原因，主要是自己难以坚守做好人的原则。
毕竟，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人愿意生活的健康平安高尚，还有一种人，血液里与生就奔腾着一股魔性，如果不能以刚铁般的意志，成为一个驱魔者，他必然会走向堕落。
杨的命运，至今让我联想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