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而父亲转眼到了耄耋之年，一位嗓音如钟，行走如风的男人，忽然变成软弱的老人，我依然无法把这两者画等号，希望父亲养一养会回到从前的强壮。
2004年9月，七十五岁的父亲在附属医院支付了十多万元做心脏支架后，出院每天大把吃药，身体不但恢复不到从前，还一路走下坡，病的折磨使他晚年勉强支撑着自己，小心翼翼的度日。
这次他患的是胃病，喝水吃饭胃都疼，为此，几乎换遍市区所有医院治疗，均无效，胃还是疼。横不能绝食吧？顽强的父亲拼命与病魔抗争着。看着他痛苦万分的样子，我们再次把他送进最好的附属医院著名专家那里，希望治好他。
转眼五天过去，五千元医药费已经打进去，父亲非但不见好转，相反越来越重，整个人衰弱不堪，几乎不能走路，也不能进食，从早晨八点开始输液直到下午，一瓶液体滴完又是一瓶。仅一瓶二百五十克人血白蛋白液体近四百元，还有脂酸乳等营养液全部很贵，加上胃镜、肠镜、CT那种现代医疗机器轮番检查，把父亲折腾的死去活来。其实，这种检查每住一个医院都成为例行查病手段，而每照一次机器的费用都在千元以上。我们请求医生借鉴另一个医院的检查结果为病人诊病，减免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可医院不同意，说医院的检查结果不能通用，为病人负责还得相信自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咬紧牙关听从吩咐，谁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医生手上？
后得知，医院每一个科室都实行承包制，除去定量交给院方利润外，科里医生的奖金是按照收治病人的收入大小提成的。难怪了，市场经济之下，医生又不是闲云野鹤，谁还放弃金钱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病人设身处地着想？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抱怨着，看病贵还被形容成新三座大山被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以前，对这些事没有感觉，轮到我们生病住进医院，总算深有体会了。
尽管如此，父亲在病痛中强烈的求生精神，耐心等待的心态，以及他对生命的渴望，都鼓励着我们不放弃！让我们儿女投入最大的努力去帮他治病。是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多么心气十足有作为的人，他对社会和家庭都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七十岁的时候，还能骑自行车从老城到新城，还能吃一盘手抓肉，四十个煮饺子。转瞬间，他的生命衰老了，全身脏器都向衰亡发展，多可悲！虽然他也明白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躲不掉的！可是，在痛苦面前，挺过这一关有多难？这辈的知识分子经过旧社会忍饥挨饿、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整治，“文革”时担惊受怕，孩子多收入少，日子过得艰难。吃过的苦在身体里埋下疾患，老年时病找来了，五脏的病一个挨一个报急，只好一次次的住医院打针吃药。
这天，阳光明媚，我捧着一大束鲜花走进病房，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父亲看见我，蜡黄的脸上也闪现出笑容。我将窗户打开，蓝天如洗，离窗不远的大树，绿叶沙沙响，我将肉汤煮的绿豆、黑木耳、香菇、白米混合的稀饭盛了一小碗递给父亲，立即，病室弥漫着饭香味儿，父亲吃得很专心很过瘾。他说：“今天身体舒服了”。然后，我和建华妹妹帮他洗了个热水脸，再帮他按摩头部、后背、腿部、脚部。借着他精神好，把他架上轮椅，推出病房，围着医院慢慢转圈儿。他说：“停下吧，我要看看汽车。”我说：“汽车没什么好看的。”他说：“多精神的汽车啊，神气的跑来跑去，动力足，才会这么跑不知道累。”我知道他在联想自己，想说自己是部报废的车，病着的时候，人总容易悲观。我转个方向把他推到一片安静的绿荫处，鸟儿欢快的鸣唱此起彼伏，父亲闭着双眼懒懒地躺在那里，神情松弛舒服。
中午，他提出放弃午睡到外面晒太阳，他抱着一个毯子在我的陪伴下，来到病室的楼下，在一方花池的水泥台面上铺上他的毯子，挽起裤管将两条细弱的腿晒在正午的阳光里，他说可以补钙，增加自己腿部力量，他就那么坚持着晒了两个小时，脸上的虚汗滴落在衣襟上，我坐在阴凉的地方看着他，被他的顽强感动着。
一个月后，父亲出院，结账一万余元，没查出不治之症，胃控制住不疼了，人很衰弱。有经验的朋友告诉他，胃病三分治七分养，父亲深信不疑，回家后，在母亲的精心调养下，父亲终于能吃饭，养了一段日子，病去如抽丝，能在户外坚持走一千步，亦能一天吃四顿饭，餐餐有滋味。
这样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约三个多月，父亲再次入院，循环往复，平均三至四个月住医院吊液，手部的血管没有恢复原状，还肿胀红紫着，新一轮的输液又开始了。他老人家在病的折磨下挣扎着，没有更多的愿望，甚至对同病室的病友吃掉一碗米饭羡慕不已，盼望自己能恢复到能吃饭的状态，他盼望着，等待着。
晚年的父亲，没有盼到身体复原，于2008年9月13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