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一样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中医历史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学上的史诗。而在人类历史,则将人类对自然医药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1518年1593年。李时珍家世代从医,祖父是乡村赤脚医生。他的父亲李闻,则是当地名医。由于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所以经常受到官绅的欺侮。所以,他的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参加科举考试,希望将来一举成名,衣锦还乡。李时珍幼年时期体弱多病,但性格刚直,对八股文难以接受。从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进仕的打算,专攻医术。李月池默许了李时珍的转变,并开始精心培养他。
仅仅几年,李时珍就成就一番名望。大约在他三十八岁那年,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被推荐进入京城任太医院判。但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翻阅了许多前人编写的医书,经过临床实践后发现古代记载草药的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一些毒性药品,竟被写成可以“久服延年”,所以隐患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写一部本草医书。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尽可能使书能够囊括所有草药,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之便,向本地的豪门大户借阅。到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他博览的范围更广了。他曾自言“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
李时珍不但读了上万卷医书,而且涉猎到历史、地理以及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等。他在阅读古代伟大诗人的时候,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他学到了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很多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错误。比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对于这两样东西的区别,历代药物学家的解释五花八门,争吵不止。李时珍根据屈原《离骚》中“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的诗句,指出屈原把“凫”与“鹜”放在一起举例,就证明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他又根据屈原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凫”是野生鸭子,“鹜”是家养鸭子,药性不同。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时候,最复杂的事情是药名混乱,在书中往往很难弄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具体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反复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只是在纸上猜度,导致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百出。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认为它是一种小草,像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的马志则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这些难题该如何去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虽然很重要,但是“行万里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李时珍与徒弟庞宪、儿子建元一起,穿上草鞋,背起药筐,深入荒野丛林,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湖北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苏、江西、安徽很多地方。李时珍每去一个地方,就虚心求教当地人士,他们中有药师,农夫,渔夫,樵夫,猎人。
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也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蛇制成的药有医治惊搐、风痹、癣癞等功用。
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非常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到蕲蛇的捕捉与制作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对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区别也非常清楚:“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
李时珍早就开始研究蕲蛇,但最初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有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正的蕲蛇。为了弄清楚真正蕲蛇的样子,他请教了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如果被咬伤,要马上进行截肢,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加之治疗有特效作用,所以非常贵重。当地官员为了向皇帝进贡,就经常威逼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而在蕲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为了亲眼观察蕲蛇,于是他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这个山洞的周围怪石狰狞,灌木丛生。石南藤缠满了灌木丛。而蕲蛇的一个食物的主要来源就是石南藤的花叶,所以这一带可以找到它。李时珍将危险置之度外,四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仔细观察了捕蛇、制蛇的整个过程。
当然因为有这样细致的实地调查,才能对各种药物要最真实的描述。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
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澄清了许多药物学上的疑难问题,于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全书大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记载的药物有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记载药物处方一万多个,并附有图书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特别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了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