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动地遗忘
人的一生中要忘掉很多事，除去老年痴呆那种不得已的情况以外，即便是记性再好的人也不可能记住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从生理上，人的思维模式是有内在的优先性的，就像数据库会把最有用最常有的信息预先储存到内存之中一样，储存在人脑的神经细胞中的记忆也不是随机地被思维调动出来的，而是有特点的选择的。重要的东西会马上出现，不重要的东西要经过思考、冥想甚至努力回忆才会出现，而有些东西则无论怎么想，也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的东西并没有丢掉，只不过深藏在大脑的某一处，被思维遗忘了。
遗忘的东西往往是思维中无足轻重的，经过了那么多事，还有更多的事要去经历，思维不得不经常把记忆整理打包，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记忆。
但是，还有一种遗忘是主动性的遗忘，是我们努力地让思维把它们遗忘掉，因为我们不能面对。
无论是哪一种，随着时间的流失，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因为我们不拥有时间，因此也只能渐渐地把过去遗忘。
时光如流水，往往在不经意中，故旧飘零，青丝变成白发，但在有些特定的时候，人会觉得时间太多，多得到了难以忍耐的程度。对这一点，有机会蹲监狱的人会有深刻的体会，没有蹲监狱机会的人也能够体会到，比如等待，尤其是在旅途之中。
人在旅途，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待，最难打发的就是时间。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机场，曾经有一次漫长的等待。取道香港去马尼拉，不知道是WHO有了节省开支的计划，还是订机票的人不会算数，天没亮就从北京起飞，到达马尼拉已经快半夜了，那一天主要是在香港机场里度过的。
在踩遍了机场里每一块方砖之后，我决定，不管商店里的售货员翻多大的白眼，都站在书架前不走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书架上看过和没看过的古龙的武侠小说统统看了一遍。
某年某月某日，在美国华盛顿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有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书架前，打算消磨那天剩下的时间。
此人名叫阿尔费里德·克瑞斯比，是一位历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教授，出差到此，事情办完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教授不愿意在酒吧浪费时间，便来到州立大学的图书馆，打算随便找些有意思的书来打发时间。
没有固定目标，克瑞斯比便在图书馆里信步闲逛，等他停了下来，面对着的是一排世界历史编年书。
克瑞斯比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真是职业病，到了哪里，都会停在历史书前面。尽管这种科普读物对大教授来说太小儿科了，可是他还是决定止步于此。
面对一排编年书，克瑞斯比犹犹豫豫地不知道选哪本。最后不知为什么，他选中了标着1917的那本。
他拿过书，无目的地翻阅着，最终停留在美国的内容上。书上有一条记载：
1917年美国人均寿命五十一岁。克瑞斯比若有所思，看来那时候的生活已经算不错了。他放回这本书，从书架上隔着一本，拿起标着1919的那本，在同样的地方找到一条记载：1919年美国人均寿命同样是五十一岁。
克瑞斯比再放回这本书，顿了一下，拿起刚才隔过的、标着1918的那本，轻轻地翻到相同的地方，深呼了一口气，定睛一看：1918年美国人均寿命是三十九岁。
那天剩下的时间，克瑞斯比一动不动地坐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里，脑子里只有四个数字：1918。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直到最后才拿起1918年那一本，因为对他来说，这一年好象没有存在过，他父亲从未谈过那一年，经历过那一年的人也同样避口不谈，1918年似乎根本不曾存在过。
然而，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总有一股了解这一年的冲动，这就是为什么他先拿起1917年那本的原因，作为历史学家，他有责任让人们找回这一年。
从这一天起，克瑞斯比开始收集这一年的资料，他发现这一年是多数历史学家闭口不谈或者轻描淡写的一年，好像大家集体性地想把它主动地遗忘掉。为什么相去不远的历史这么容易被遗忘？为什么这么让人有意识地视而不见？
1989年，克瑞斯比更正出版了《被美国遗忘的灾难》，成为畅销书，让1918年重现。
几年前，我去县图书馆取预订的这本书。图书馆的老妇人取出书来，在封面上轻轻地抚摸着，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那一年，我失去了三位亲人。”
2.历史的峰回路转
无论是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是做微生物研究生的时候，教课书上也好，教授的讲义也罢，都没有提到1918年的那场灾难。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的医学院的教材也几乎不提1918年的大流感，即便是提到了，也通常是轻描淡写。
一段本来应该在历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过去，竟然让人类集体性地遗忘了，直到克瑞斯比走出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
人类这一次群体性的遗忘是因为这场灾难太惨痛了，惨痛到人类不敢正视，甚至不敢回忆的地步。
1918年是许许多多经历过的人毕生不愿意提起的一年，是许许多多幸存下来的人希望从记忆中抹去的一年，因此也成为许许多多后来者脑海中一片空白的一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年被人类丢掉了。
所有身临其境的人们都希望那一年根本不曾存在过。
网上曾经有个贴子，谈论最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不过如果要问我，最不希望生活在哪一年，答案是无须考虑的：1918年！那一年对地球人来说是鬼域，因为没有其他一年，包括黑死病最猖獗的1348年，有那么多的人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对今人来说并不遥远，似乎就是昨天。十九世纪是科学飞速发展的世纪，以牛痘疫苗的问世做为开始，微生物学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烈性传染病的病源被发现，特别是灭菌消毒手段的确立和免疫理论的诞生，让人们对二十世纪有着美丽的憧憬，人们盼望着无疾时代的来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值传染病传播的高潮，尤其是鼠疫，从1860年开始，世界进入了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一次又一次的鼠疫流行，并在1911年达到顶峰，并在中国东北大爆发，环球震撼，黑死病卷土重来的说法让人不寒而栗。
万幸的事，最合适的人选出现在最恰当的地方。伍连德临危受命，于百日之内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将鼠疫彻底地在东北消灭，在全世界燃起了一场对科学的崇拜。
人们从对黑死病的恐惧中挣脱出来，重新激情洋溢起来。
中国，清王朝被推翻了，进入了所谓的民国。皇帝没有了，可是国家并不是人民的，而是军阀的、政客的，以及各种势力代理人的，苦难深重之外，鼠疫、霍乱还在不停地流行。而在世界范围，人类活动的频率快速增加，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大。处于人类文明前沿的欧洲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东北大鼠疫之后的第三年，1914年爆发了全面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打了四年。
1918年是战火纷飞的一年。牵引着人类文明车头的欧洲硝烟弥漫，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也是变数横生的一个年头。
美国在第一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一直置身事外，努力保持形式上的中立。1917年1月17日，英国情报机构截获了德国外交部长亚齐默曼传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贝伦朵尔夫、并嘱其转交给墨西哥总统加汉扎的密电，内容是德国将在2月1日重新开始无限制海战，用潜艇攻击各国商船。为了阻止美国因此而参战，德国建议墨西哥入侵美国，并承诺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中夺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三州。德国还要墨西哥说服日本共同进攻美国，德国将对此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
得知电文内容后，4月6日美国正式参战，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战争状态。虽然美军只有不到二十万部队，但美国有庞大的资源，加上藏兵于民的政策，很快便拉起一支大军。在英法的帮助下，美军统帅潘兴拼命地训练部队。各种装备和供应也源源不断地运到欧洲，其中仅简易厕所一项，除了给在法国的美军如数配备之外，多余的为法军全军配备之后，还有剩余的在法国港口堆积如山，而此时，五角大楼还在拼命地装船运输这宗“重要”的军事物资，以致潘兴将军十万火急给五角大楼发报：“不要再运马桶了，否则就只能运到前线当掩体了。”
德国最担心的就是美国参战，德国人知道，一旦美国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完全运转起来，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在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德国必须找到出路。
天无绝人之路，德国的釜底抽薪之计终于成功了。十月革命胜利，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接受了德国的条件，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东线的战事宣告结束，德军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西线。
德军的真正统帅鲁登道夫决心让1918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德军在西线集中了能动员的所有部队。1918年3月21日米夏埃尔行动开始，3月27日，德军距巴黎仅三十二英里。第一次攻势取得效果之后，鲁登道夫决定继续进攻，准备趁美军进入状态以前击败英法，结束战争。
从春到夏，德军攻势如潮。鲁登道夫完美的计划将德国推到赢得战争的顶点，可是他没有看见历史的峰回路转。
在满天弥漫的销烟中，一个神秘的女郎在悄悄地微笑。
3.赖利军营上空的浓烟
1918年3月9日，美国，堪萨斯州，赖利军营，大风。
爱德华·施里纳上校叼着烟斗，在风中漫步，表情看上去有几分焦虑。
堪萨斯的春天多风，连日的大风吹得施里纳心神不宁，作为赖利军营的医院主管，施里纳觉得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
以赖利军营的营房的坚固程度，除非有龙卷风刮来，否则营房不会出现问题，施里纳担心的是传染病。
正当鲁登道夫紧锣密鼓，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时，美国也在抓紧时间征兵训练。
经过短期的训练后，成千上万的美军源源不断地来到欧洲战场。尽管没有实战经验，可是能够为英法两国提供急需的人手，替换下那些守护不重要的地点的军队，以便使英军和法军能够集中力量应付德军的进攻也是好的。
全美处于紧急动员状态，到处都在征兵。各个军营里拥挤不堪，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在这里集中受训然后运往欧洲战场，赖利军营也一样，不仅进驻了两万六千多名士兵，还有大量的马匹和骡子。
赖利军营的周围是牧场，有数不清的牲畜。本地的农民焚烧牲畜粪便产生的浓烟源源不断地漂到营地上空，害得营地里士兵们不停地咳嗽，一个劲地埋怨政府，连几个放牛的都不敢得罪。
营地里除了暖气不足、热水缺乏和卫生间不够用之外，最让施里纳担心的是呼吸道疾病。军营的医院里已经经常出现肺炎、麻疹和流感等病号，一旦出现容易传染的病源，就有可能在军营里引起大流行。
施里纳在带着浓烟的风中待了许久，下定决心，马上写信给国防部。
回到办公室，施里纳提笔写信，向国防部反映他的忧虑，必须尽快改变赖利军营的卫生条件，否则很可能出现严重的疾病流行。
两天后，还在睡梦中的施里纳被敲门声吵醒，敲门的是医院的护士长伊丽莎白·哈定。伊丽莎白告诉施里纳，医院里来了好几名流感病人。施里纳匆匆洗漱一下，三步并做两步到了医院，远远就听到阵阵咳嗽声。
3月11日凌晨，炊事兵盖提彻因为发烧、头疼、咽喉疼、肌肉酸痛来到医院，伊丽莎白检查之后，马上对他进行隔离。不到一个小时，又有几名相同症状的病人陆续来到医院，被留院观察。施里纳赶到后，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尽快处理病人，到午饭时，医院一共住进了107名流感病人，到了周末，病人人数达到522人，施里纳知道事情被自己不幸言中了。
赖利营地开始流感流行，五周之内，一共有1127名士兵患流感，其中46人死于因流感引发的肺炎。与此同时，美军其他营地也出现流感流行的情况，海军的军舰上则是病号满甲板。
4月，这批新兵训练完毕，离开各个营地，上船前往欧洲。运送美军第15骑兵师的军舰上首先爆发流感。在赖利营地受训的92师于5月初到达法国后，流感便开始在法国流行，并迅速传到欧洲各处。5月中旬，海外的美军医院住满流感病人，绰号是三日烧，因为得病后会发三天高烧。
可是在美国，流感几乎不见了。因为这一波流感只在军营中流行，并没有波及到平民之中。这批士兵出发去了欧洲，也把流感带走了。法国首当其冲，但由于已经到了大战最后的关头，正在准备反攻，上上下下对突然出现的三日烧并不重视，疫情被很好地掩盖下来，只有法军司令部担心会因此造成部队减员，要求各部队用电报上报所有的流感病例。
各交战国家为了不让对手探听虚实，对新闻报道进行严格的控制，外界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人患上了流感，但是交战双方的军队很快就因流感造成的大量减员而丧失了进攻能力。美军的不少军舰只能停泊在基地，因为一多半水手躺倒了。英国皇军海军在5月份整整三周不能出海，因为超过一万名水兵患着流感。到了6月份，英国陆军患病人数超过三万人，是一个月前的六倍。预定于6月30日发动的对德军的一次进攻不得不取消。英王乔治五世也成为病人之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德军原定7月发动的对协约国左翼的进攻也因为流感而取消，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如果这场进攻成功的话，德国很可能会赢得战争。鲁登道夫的计划功败垂成，在写给也正在患流感的德皇威廉的报告中，他把德国失去赢得战争的最后机会归咎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流感，由于患流感的士兵多得数不胜数，德军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交战双方军队流感满营，连站岗的人都快找不到了。
可是在中立的西班牙，因为没有军事管制和新闻控制，流感几乎在一瞬间流行到全国各个角落，包括国王在内，全西班牙共有八百万人患流感，也就是每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患了流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的流感流行疫情再也掩盖不住了。
而三日烧也因此有了正式的名字：西班牙流感。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则更为浪漫：西班牙女郎。
4.一曲霓裳今又闻
对于西班牙流感和西班牙女郎的名称，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喊冤，这是一场冤假错案，因为流感是从外国传进来的，和西班牙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名字已经和流感一样长上了翅膀。此时，西班牙流感如旋风一样飞翔。
六月来到亚洲，在中国和日本流行，当时在上海的一位外国医生形容流感如同雷达电波一样在人群中扩散。与此同时，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印度、菲律宾等等，都被西班牙流感关照。
就在全球开始陷入恐慌的时刻，在1918年夏天的某一天，在夺去了上万人生命之后，西班牙流感突然消失了。
很多人感到如释重负，看来这不过是每年春天例行的流感流行，随着天热就自然消失了。虽然医院里仍然挤满了虚弱的病人，各地的医生们也发现这次流感在流行中已经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死者出现肺部症状，过去几个月的流行已经比过去几次流感大流行更为严重，死亡率也更高。可是人们一边庆幸西班牙女郎无影无踪，一边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
这一波流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还在进行着。
战争已经到了即将胜利的时刻，后方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18年夏天的波士顿沉浸在爱国的热浪中，海员、士兵和平民，加上被喧闹刺激的耗子，这个城市在高亢地等待着什么？
8月29日，海军医生布莱恩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报告，他担心波士顿海军基地里军民混杂，卫生条件恶劣，不能防止流感的流行。因为只在军营中流行，第一波流感流行对美国民众没有什么影响，民众更没有防护意识，布莱恩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担忧的一件事。
报告刚刚寄出去，布莱恩便有些后悔了，因为他不得不写另外一份报告，就在这一天，在他管辖区内，一共出现了58名流感病人。
由于战争年代的新闻管制，布莱恩并不知道，一个星期前在美军登陆欧洲的主要港口，法国的布伦斯特，西班牙流感重新出现。8月28日，流感被海员带到波士顿，当天有八个人生病，第二天58人生病，到第四天病人达到81人，一个星期后病例为119人。
就在这一天，四千人包括一千名水兵参加了波士顿“为自由赢得战争”的游行，当晚一位平民因为流感入院。
两天后，数千人参加了哈佛大学海军广播学校开幕式，舞会一直持续到半夜。
9月8日，波士顿有三名病人死于流感，包括一位海军士兵、一位海军机械师和一位平民。
9月11日《波士顿环球报》有一篇讣告，纪念一位叫凯瑟琳·考拉汉的志愿者，她因为照顾士兵过度劳累而去世，讣告还提到凯瑟琳的母亲和妹妹也因为肺炎而住院。
此时，波士顿卫生当局还在尽可能地避免引起市民心理恐慌，市卫生局长伍德沃德签署了一个温和的公告，告诉市民一但感冒便卧床休息，服用非处方药。然而到了9月18日，伍德沃德估计全城起码有三千名流感病例，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共有四十人死于流感，伍德沃德不得不宣布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城市的街道一下子像死一样沉寂，所有的游行和聚会都被无限期延期，临时的医院里挤满了咳嗽不止的病人。
波士顿的医生们注意到此时的流感和春天时的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大约有20%的流感病人症状很轻，很快痊愈，其余的病人都会出现下面三种情况，一种是发病很温和，病人以为很快就会痊愈，但是一两天后体温突然升高，病人死于肺炎。第二种病发很严重，接下来是肺病症状，然后痊愈。最后一种情况病起十分严重，呼吸困难，肺部积液，病人因为缺氧而面部青紫，在三十六到四十八小时内死亡。
9月8日，流感抵达离波士顿三十英里的德文军营，一夜之间，这里成为地狱。
1979年12月号《不列颠医学杂志》发表了格拉斯哥大学的N.R.格里斯特送交的一封信，这封在标着1918年9月29日的信署名为瑞，是德文军营的一名医生，除了他叫瑞之外，我们已经无法确定他究竟是谁。这封在底特律沉睡了六十一年的信描述了之前四个星期德文军营流感流行的情况。
流感到来之时，营地里有五万人，由于流感传播速度太为迅速，军营所有的日常工作不得不停止，所有感染的士兵都被隔离了。士兵们刚刚得病时看起来和普通流感没什么区别，但士兵到军营医院就诊时，疾病便发展为一种很严重的肺炎。两个小时后，颧骨上出现色斑，再过几个小时，皮肤发绀，并从耳朵开始逐渐蔓延到脸上，到最后覆盖全身，看不出是黑人还是白人，这种境况只会持续几个小时，病人无助地努力喘息，最后窒息而亡。太可怕了。平均每天死亡超过一百人，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
棺材根本不够，尸体堆积成山，太平间的场景比法国的血腥战场还要恐怖。尸体多到不得不额外征用一个营房做太平间的地步，人们让死去的士兵身穿戎装，分两排躺在里面。人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凌晨五点半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半，睡觉，然后再起床。
德文军营的严重情况已经震动了华盛顿，受医学总监威廉·高格斯派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威廉·亨利·韦尔奇于9月23日抵达德文军营。
六十八岁的韦尔奇是当世医学泰斗，在一战中他不顾年事已高，于1917年和霍普金斯大学其他医生一起远赴欧洲，加入美军医疗队，最近刚刚完成对美国南部美军各营地卫生情况的调查。
韦尔奇正在认真地考虑退休的问题，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对国家的服务和奉献，没有想到国家对他最后的呼唤居然沉重得叫人无法承受。
5.如火如荼
韦尔奇和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维克多·沃恩、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鲁佛斯·科尔、哈佛医学院的西蒙·瓦尔巴在南方各军营转了一圈，军营的卫生情况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出现疾病，韦尔奇认为美军营地的卫生条件非常好，美军的健康丝毫没有值得担忧的地方。
几个人完成巡视任务后，回到华盛顿向高格斯汇报。来到高格斯的办公室，高格斯把他们的报告随手往桌上一扔：“你们马上去德文军营，西班牙流感正在那里流行。”
高格斯说得这么严重，几位名医二话不说，马上赶赴华盛顿火车站，搭上下一趟北上的列车，于次日凌晨的雨中走进德文军营。他们发现，本来只能容纳三万五千人的营地住了四万五千人，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死了66人，到达的当天，又死了63人，有两千张病床的医院收容了八千名病人。
停尸房的景象更让几个人终生难忘，他们都是刚刚从欧洲战场上归来的，那里的惨相跟这里相形见绌，沃恩是位参加过美加战争的老兵，也被震惊到颤抖的程度。韦尔奇打开一位死者的胸腔，不相信这会是流感造成的，他甚至以为是鼠疫。
就在韦尔奇等人来到德文军营、为这里的惨状所震惊三天之后，电报如雪片一样飞往威尔森总统的办公桌，率先告警的马塞诸塞代理州长、后来出任总统的柯立文，要求政府派遣医生和护士前往马塞诸塞州，因为全州得流感的人已经超过五万，就在这一天，仅波士顿就死了123人。
随即佛蒙特、罗德岛、缅因等州的州长也十万火急地要求医护人员的增援，因为本州的医生和护士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医护人员可以抽调，流感已经如同星火燎原，有的城市有超过一半的人患病。美国东部已经找不到没事干的医生了，各地的医生都让一群一群的流感病人搞得焦头烂额。
欧洲前线急需兵源，但五角大楼居然宣布取消了原定的征兵十四万的计划，因为别无选择，9月份共有一万两千人死于流感，所有的美军基地病兵满营，再征兵只会增加更多的流感病人，让军队的医院更加无法应付。
进入10月，流感在波士顿进入高峰，到16日，已经有三千七百多人死于流感。
城里医护人员奇缺，有关人员大声呼吁，要求健康的人们挺身而出，志愿护理病人，开救护车，清洁，以及承担无数没有人干的公共事物。因为很多老师生病，学校不得不关闭，城里的火车根本无法正点运行，由于八百多接线员生病，市政府要求市民少打电话，以便有能力接收急救电话。
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市中心的剧场关闭了，商店和理发馆关闭了，旅馆和酒吧虽然依旧开放，可是不容许跳舞。而有一些行业忙得不可开交，棺材不够用，没有足够的挖墓的，城里送葬的队伍川流不息。
后方骤然成了前线，真正的前线依旧战火纷飞，美军和德军正在圣米耶尔和阿尔贡森林激战，双方在某些关键地点反复争夺，到了肉搏的程度。德军一退再退，西班牙流感也就由美军传给了德军。本来在人力上就处于弱势的德国在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次流行中再也无法补充前线的消耗了，而他的对手们也在愤怒地指责德国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士兵吐血窒息。
美军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国内的报纸连证人都找到了，证明是德国军舰趁着夜色溜进波士顿港口，然后偷偷把病菌释放出来的。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得到官方证实，德国间谍混进波士顿，在剧场里面打开了细菌管。更触目惊心的说法是德国药厂把病菌放在阿斯匹林里面。
各地的报纸上全是这类东西，不断有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出面证实着，对德国人的恐惧和愤怒越来越厉害，导致一些无辜的德国移民被人杀死，还有一些德国移民经受不住压力而自杀。
这些消息误导着民众和官员们，让人们忽视了流感的严重性，尽管新英格兰地区已经被流感横扫，但费城有关部门并没有提高警惕，9月20日的大游行照常举行。
于是，费城成了这次大流感美国受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6.末日来临
早在9月11日，费城就出现了第一例流感病例，是被通过海军官兵带来的。对此，费城卫生当局采取的办法是掩盖，要求报纸尽可能不用西班牙流感这个词汇，一来避免引起恐慌，二来他们相信西班牙流感已经消失了。
流感病例越来越多，9月18日，费城卫生部门开始号召民众不要在公共场所打喷嚏。二十万人参加了9月20日的大游行，第二天西班牙流感马上在全城各处出现。就在这一天，报纸上刊登了最新的科研成果：流感是由细菌引起的，因此科学家能够将之消灭。
到了10月1日，公开报道的流感病例就有635例，实际病例比这多多了，很多病例并没有按规定上报。10月3日，学校、教堂和剧院被关闭，10月5日，一周之内费城死者两千六百人，下一周是四千五百人，病人以十万计。
死者的尸体无法处理，只好放在教堂的停尸房。由于尸体太多，只能把四具摞起来，如果要尽快下葬的话，家属得给墓地工作人员五十美元。从9月28日到11月2日，费城共有12162人死于流感，最高峰的10月10日，一共有759人死亡。由于到处是流感，人们纷纷离开出现过流感的房子，去寻找避难所，这导致没有发生流感的房子的价格升高六倍。
同样的事情在别的城市一模一样地出现，10月12日，威尔森总统亲自主导纽约的大游行，没过两周，纽约全城流感。
很多城市因为流感而像死城一样，街上只有送葬的车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昨天还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夜之间就死于流感了。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四个女子在一起打桥牌，第二天其中三个死于流感。美军的军营成为流感的集中地，例如谢尔曼营地的一万三千名军人有40%患流感，从9月底到10月初死了上千人。
对于流感的成因，专家们开始有了其他的解释，芝加哥的一位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流感爆发是因为欧洲的战争使用和污染了大量的气体。在南非，白人指责是黑人造成的流感流行，或者是风传播的。
科学家开始大显身手，疫苗很快被研究出来并进行注射，然而，这些疫苗对西班牙流感根本没有一点作用。在不知道是什么导致流感的年代，这些疫苗里面是什么？只不过是将流感病人的血液和粘膜混在一起，然后过滤掉大一点的细胞而已。
各种秘方也出现了，从酒精、氯仿到烟熏，这里让病人晒太阳、吸新鲜空气，那边让病人好好休息多吃东西。预防治疗流感的办法还包括穿新鲜睡衣、吃冰激凌、不吃糖、光喝水、吃辣椒、吃洋葱……尽管已经发现口罩是无效的，旧金山市还是对不戴口罩者罚款一百美元。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到处都是流感，南非的开普敦，由于死人太多，棺材短缺，只好将死者用毛毯裹着，挖个大坑一道掩埋。
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6月、7月间抵达中国，上海患流感者很多，街上均是戴白口罩的人，医院也塞满患者。自广州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流感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当时中国报界称此疫为“骨痛病”、“五日瘟”、“时疫”。煤都抚顺因为患者太多，产煤仅及平时四分之一。齐齐哈尔及长春每日死亡者数百，棺材商非常忙，常有造不敷卖的感觉。
据一位网友提供的材料，他奶奶的家庭在福建，算是条件非常优越的，兄弟辈都是中国早期的留洋海归。当时奴仆里死了四分之一，兄弟都遭到感染，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而挺下来了，他奶奶的姐姐那时大约五岁左右，得了流感后送到日本才医好的，但是耳朵从此聋了，结果在日本居住了十年才回来。福建当时逃难的人很多，不少田地都荒废了，他奶奶的奶妈家里死了十八口人，当地认为是瘟疫，连下葬的人都没有，只能晾在乱葬岗上。
世界各地的人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不能逃避。这一波的流感似乎专门对健康的青壮年下手，常常是早上生龙活虎地出门，晚上便死于流感。还有的人刚刚问完路，说声谢谢，便倒地而死。末日景象笼罩着全球，人们只有靠烈酒来麻痹自己。
人们在不停地祈祷，可是号称是万能的上帝，此时无声无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庙里的鼓声日夜不停，企图唤醒昏睡的病人，不要被魔鬼带走。
人们在麻木中迎接着末日的到来。
7.往事如风
往往在最绝望的时候会出现奇迹，正当人们丧失了与瘟疫抗争的勇气的时候，德国因为流感大流行而彻底丧失了战争能力，不得不宣布投降。1918年11月11日，以外交大臣为首的德国代表团走上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乘坐的火车，签订了十分苛刻的停战条约，这场历时四年夺去一千五百万人生命的世界大战在人类最灰暗的日子结束了。
人们一下子从西班牙女郎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战争结束了，一切都会光明起来。尽管在欧洲，第二波流感刚刚开始，可是在美国，流感的自然传播已经进入了末期，患病的人越来越少，城镇的生活恢复正常，剧院、发廊、学校、图书馆重新开放，对美国人来说，胜利来得正是时候。
汽笛长鸣，旗帜飞扬，欢声笑语一下子充满了美国所有的角落，庆祝活动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兴奋异常的美国人以为战争和流感都过去了。然而结束的仅仅是战争，第三波流感于年底开始，已经下降的流感病例重新上升，仅仅纽约市1918年12月到1919年1月就有三千人死于流感。
在被战争折磨得麻木的欧洲，尽管巴黎在12月和1月之间也有三千人死于流感，但巴黎和会的新闻彻底掩盖了流感的存在。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经过六个月的争吵，最后制定了凡尔赛条约，一方面对德国大肆勒索，一方面没有彻底防止德国重新武装，此外在各战胜国中制造了新的矛盾，正如福煦所预料的：“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祸根正是巴黎和会埋下的。
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这次和会的倡导者，他带去的“十四点计划”强调重建国际秩序和制约，但是除了没有多大用处的国际联盟外，其主要内容都被改得面目全非。战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在巴黎和会中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而且威尔逊这位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在和会期间屡次举止怪异。
原来在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突然病倒，咳嗽高烧呼吸困难，他的私人医生首先想到的是中毒。发病最初的十二小时之内，总统生命垂危。威尔逊躲过西班牙女郎的致命诱惑，可是他的身体和精神再没有恢复过来，于1919年秋天因流感后遗症诱发中风，很快地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恰巧病倒在关键时刻，让本来应该消除隐患的会议成为战争的引子。
最后的艳舞之后，西班牙女郎终于消失了，人们也终于能够清点一下这一场浩劫了。
在短短的十个月里，西班牙流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凶狠的瘟疫，从来没有一种疾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这么多的人。据估计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感染，最初估计共有两千万到四千万人死亡，目前的估计是五千万到一亿人。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只有南大西洋上的小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是唯一没有得到西班牙女郎的光顾的有人居住的地方。而历时四年的一战的死亡人数仅为一千五百万。
在美国，28%的人感染流感，部队的感染率更高，海军为40%，陆军为36%，可以说是西班牙流感使交战双方不得不停战。西班牙流感感染者中2.5%死亡，比正常流感的死亡率高二十五倍。美国的死亡人数为六十多万，超过一战死亡人数十倍，也超过美国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有些地区更为严重，以阿拉斯加为例，很多爱斯基摩村落死亡率达到90%，几乎遭受灭种之灾。
1919年春天，西班牙流感彻底地在地球上消失了。也很快被人们遗忘了，包括当时参加防疫的专家们，他们很少提起，因为惨状让他们不敢回忆，希望永远地把这一切忘掉。甚至在专业教课书内，对这一场大流感最多就是三言两语。
这场为期一年的流感所杀死的人，要比黑死病在二百年中杀死的人多，要比艾滋病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杀死的人多，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任何一场灾难或者瘟疫，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死这么多的人，而且让这个星球的每一个有人存在的角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们衷心地希望西班牙流感彻底消失，让1918年的一切都被风吹得一干二净。
西班牙女郎真的永远消失了吗？
那曾经如魔如幻的身影沉没美军的病理样本库里，消失于挪威外岛的十字架下，隐藏在阿拉斯加的永久冻土中，在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北极风中的飘逸柔丝。
等待着华府郊外的稚气未脱的脸庞。
等待着万古冰原上的萧萧白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