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很不吉利的1976年
1988年的春天，我很偶然地走进医院的妇产科病房，里面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每一张病床上都躺着两位待产的孕妇。床容不下两个人平躺，于是两个人只好背靠背地捧着大大的肚子侧卧。
朋友解释说，实在没有办法，几乎所有有计划生育指标的夫妻都想让孩子在龙年出生，因为龙年吉利。
吉利？我的脑子里马上出现了四个数字：1976。上一个龙年，吉利吗？
1976年初，我只是个孩子，1976年底，我可以被称为少年了，经过了那么多的事，天真便是过分的奢求了。
1976年经历了太多的事，让我的记忆没有太多的空间去容纳发生在那一年的其他事件，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外边的世界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事件。直到很多年后，定居在大洋彼岸的我才知道这一年美国也有事，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年也和吉利毫不相干。
1975年至1976年，美国东部的春天很是寒冷，雪很多很大，公路和停车场上经常堆满了雪，人们大多数时间待在室里，到处都能听到咳嗽和擤鼻涕的声音。
位于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军营是美军的新兵训练营，元旦之后，几千名新兵陆续来到这里，回家度完圣诞假期的教官们也就位了，寒冷的冬天正是训练新兵蛋子最好的时候。
2月4日晚，十八岁的戴维·路易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到浴室洗了一把脸，穿好军装，有些摇晃地走出宿舍。
这天早上醒来后，路易斯感到发烧和浑身疼痛，头痛欲裂，鼻涕流个不停。
他告了病假，军营的医生让他卧床休息。一整天，路易斯烧得浑浑噩噩，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到了晚上，依然没有好转，但他们队要进行五英里行军，路易斯决定参加。
在进军中，路易斯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呼吸越来越困难。他一边走一边吃力地大口喘气，终于栽倒在地上。同伴们连忙把他送到军营的医院，几个小时后，医生宣布路易斯死亡，诊断是流感伴随着肺炎。
狄克斯军营为之震惊了，认识路易斯的人都难以置信，因为路易斯非常健康，没有任何慢性病，身体正处于最健壮的时刻。
新兵们私下里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什么是流感，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相信如此常见的流感能够在一天之内夺去那么健壮的一条生命，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这些吊儿郎当的医生没有发现？
狄克斯军营的医生其实是相当尽职的，从一月份开始，军营中便经常出现感冒症状，很多人被要求卧床休息，更多的人则不以为然。
对此，狄克斯军营负责防疫的医生约瑟夫·巴特莱上校并不担心，他认为这是腺病毒引起的感冒，通常这类感冒会出现类似流感的中度症状。狄克斯军营的新兵来自全国各地，教官在圣诞假期中也把全美国的病毒都带到这里，不出现感冒流行才怪呢。
新泽西州卫生局副局长马丁·古德费尔德听到狄克斯军营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场流感流行。巴特莱坚持是腺病毒，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决定：打赌。
1月29日，巴特莱从几位患病士兵的咽喉中取样，差人送到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巴特莱自信肯定会赢得这场打赌，因为到目前为止，病人的症状都不严重。
几天后，古德费尔德打来电话：上校，你输了。
十九份咽喉取样中，有十一份中分离出了今年流感的流行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
巴特莱感到很沮丧，古德费尔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剩下的八份样本中有七份显示有流感病毒，可是他手下的技术员不能确定是哪一株。古德费尔德翻遍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文件，没有找到任何新流感毒株的警报，看看自己实验室也就这水平了，古德费尔德只得将这七份样本送往美国防疫最高机构、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请他们确定毒株。
路易斯死亡后，巴特莱赶紧从尸体的咽喉取样，正好另外一名士兵也病了，巴特莱把这两份样本一起送给古德费尔德。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从两份样本中都分离出了流感病毒，可是同样不知道是哪一株，只好再次送往CDC。
收到古德费尔德第二批样本时，CDC刚刚完成上一批样本的分析。那7份样本中，有5份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这很好理解，州卫生局实验室的水平有限，没能鉴定出来。但是另外两份样本分离出的病毒无法立即确认。CDC当即对第二批样本进行分析，得到的流感病毒同样无法立即确认。
一周后，CDC实验室终于得到结果：从这几份样本中分离出的流感病毒是猪流感病毒。
2月12日，实验报告到了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沃特·道达尔手中。
看完报告，道达尔心中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冲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来到了。
2.毛绒绒的鸡蛋
道达尔于1968年出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主任，CDC流感病毒实验室是WHO流感病毒收集中心，是全球流感监测最权威的实验室。
道达尔主掌CDC流感实验室之时，正赶上被称为香港流感的上一次全球流感大流行。那次流感大流行在全球造成一百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三万四千人。临危受命之际，流感大流行已成燎原之势，除了监测疫情之外，道达尔无所作为。
那次流感大流行结束之后，道达尔一直在等待下一次大流感的到来，拥有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他有一个梦想：在下一次大流感起于青萍之末之时，就将之控制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拯救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的生命，因为下一次大流感很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翻版。对于一个微生物学家来说，对于一个防疫人来说，这是高于获得各种荣誉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终极梦想。
道达尔拿着实验报告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难道这个梦想就在眼前？
道达尔的思维在快速转动着，在当时，这一领域的多数学者都倾向于1918年大流感是猪流感，1918年到此时已经快六十年了，如果1918年大流感的毒株再次出现的话，退一步说，只有五十岁以上的人才有免疫力，以二十岁左右年轻人为主的狄克斯军营是流感流行的最佳环境，1918年大流感就是首先在美军训练营里出现的。
如果真的是大流感的初始，现在做疫苗是否来得及？
从沉思中清醒过来，道达尔一看表，早过了下班时间，他决定不再等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拿起电话，拔了CDC主任戴维·森瑟家的号码。
电话打到家中，森瑟知道肯定是要事。森瑟担任美国疾病控制首席官员已经十年了，历经三位总统，早已能够做到处乱不惊。听完道达尔的简要汇报，森瑟的第一个问题是：会不会是个假警报？
道达尔被这个问题从高空拽到地面，犹豫了一下回答：“不无可能，实验室有出错的可能。”
道达尔心知肚明，自己的那个国际团队天天重复同样的流感病毒分离鉴定工作，整体业务水平虽然高于新泽西州卫生局实验室，但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上就未必了，不出错才是不可能的事。
森瑟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水平，于是做出决定：明天重复实验。
有些抑郁的道达尔马上布置明天的实验，自己要亲自把关，一定不能有质量问题。
第二天，道达尔的手下开始重复对新泽西的那几份样本进行病毒鉴定。刚过中午，森瑟的电话就来了：重复的结果怎么样？
道达尔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在兴奋与抑郁之间，忘了告诉老板一件事：重复实验的结果要三天之后才能拿到。
森瑟差点在电话中说出脏字，昨天道达尔怎么没提这一点？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呢？
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密执安大学的微生物学教室里，他和同学们聚精会神地从毛绒绒的鸡蛋中采集流感病毒，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的教授的话犹在耳边：“森瑟先生，您如果不希望这里所有的人明天都躺在床上发烧流鼻涕的话，最好小心一点，尤其是小心对付您手中管子里的液体。”
时间过得真快呀，几乎二十年了。
在森瑟为光阴如梭而感慨后的第九个春天，我一边揉着被远郊公共汽车颠得很不舒服的屁股，一边走进北京郊区的一个养鸡场。在微生物教研室实习，这种长途跋涉的科研业务就交给我们这些学生了。
在一间很简易的办公室里，那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看完了系里开的介绍信后，直接了当地说：“鸡胚没有。”
“您知道哪儿有吗？”
“全北京你都买不到。”
“为什么？”
“闹鸡瘟，鸡都死了。”
好吧，只好回去了，权当免费郊游了。道声谢转身要走，那人把我叫住：“你们买鸡胚干吗用呀？”
“做实验用，培养流感病毒，就是闹鸡瘟的那个。”
分离流感病毒最常用的办法，是把样本接种到鸡胚之中。所谓鸡胚就是受精卵，通俗说是能够孵出小鸡的鸡蛋，几天之后，把鸡胚的液体取出来作检测，如果样本中有流感病毒的话，流感病毒已经在鸡胚中大量复制，就能够被血球凝集抑制实验或其他方法检测和鉴定出来。
几年后出差到南京，当地接待人员请客吃饭，席间有一道本地特色菜，接待人员介绍，这叫旺鸡蛋，南京人都爱吃。
这，这不就是鸡胚吗？！
我的脑海中涌现出当年实习和代课时那一排又一排鸡胚，肚子里翻江倒海，浑身上下感到毛绒绒的。
森瑟主任并没有吃到旺鸡蛋的福气，所以没有这种毛绒绒的感觉，他面临的问题是：时间容许不容许他多等三天？
3.最及时的预测
森瑟调来了上一次的实验报告，和道达尔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后拍板：不等了，马上行动。立即拨通了上级主管部门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电话。通报情况后，再打电话给部属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军方有关专家及古德费尔德，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在CDC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说，这些平时就忙得四脚朝天的美国公共卫生主管官员们要放下手中的一切，牺牲周末的所有计划，立即启程，飞往亚特兰大。
对于森瑟这通不近人情的电话，诸位要人理解为出大事了，毫无怨言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森瑟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而且是13号，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大凶。
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森瑟在主任办公室里转了不知多少个圈，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声吩咐秘书，找一张昨天的《纽约时报》。
森瑟终于明白自己这次为什么反应如此迅速了，正是因为昨天《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著名病毒学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微生物系主任艾德温·基尔伯恩。
出身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受到病毒学研究训练的基尔伯恩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生物医学界的领袖，尤其是在流感研究上。巧合的是，就在CDC确定新泽西送来的样本里有猪流感病毒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基尔伯恩的文章，谈的正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
基尔伯恩不愧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流感大流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预测，每次流感大流行的间隔大约为十一年，这是出于流感病毒变异的需要。经过11年，一个人类免疫系统无法控制的新的流感病毒株就会出现，造成全球范围的大流行。前三次流感大流行分别发生在1946年、1957年和1968年，间隔正好十一年，因此他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感将出现在1979年，这次流行的毒株会在1976年形成，所以他才在报上写了那篇文章。
基尔伯恩从另外一个角度和道达尔得出相同的预测，1957年的亚洲流感，据推测来源于1889年的流行毒株，1968年香港流感源于1898年的流行毒株，那么下一次大流感也就是他预测的1979年大流感很可能源于1918年的流行毒株。
1918年，为什么1918年大流感那么可怕？
请耐心地等待一下，你会明白的。
基尔伯恩在文章中呼吁公共卫生系统的负责人提前做好准备，对于下一次大流感，不仅要做好监测，而且要有对策。他认为，尽管面对流感，疫苗的作用有限，但依然能够用疫苗来对付下一次大流行。
这篇文章不仅给了森瑟紧迫感，也让因为狄克斯军营在自己的管辖范围而和国家级卫生防疫要人们平起平坐的古德费尔德产生了共鸣，古德费尔德曾经在基尔伯恩手下做过博士后。
就在接到森瑟电话之前的几个小时，古德费尔德打电话给旧老板基尔伯恩，告诉他已经将那四份样本寄往纽约，他同意老师的看法，应该根据这四份样本中的病毒制造疫苗。这四份样本中的流感病毒在实验室中繁殖缓慢，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让它们快速繁殖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举世只有基尔伯恩。因为基尔伯恩的实验室已经成功地大量繁殖了过去十年的每一个流行株。
学生的电话让基尔伯恩非常高兴，自己的那篇文章这么快就有了反响，而且发表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基尔伯恩觉得自己比那些著名的星象家还有本事，如果狄克斯军营真是下一次流感大流行的源头，自己就是第一个准确预测流感大流行的人。更重要的是，古德费尔德的样本给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他将很可能是控制这次流感大流行的人。
怀着拯救全人类的理想，基尔伯恩轻轻松松地度周末去了，伟大的事业将从下周一收到古德费尔德的样本后开始。
就在基尔伯恩愉快地度周末的时候，2月14日上午11点，森瑟召集的流感紧急会议在亚特兰大CDC召开。与会的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约翰·斯尔、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生物局局长哈利·梅亚、陆军医学研究中心沃特·瑞德研究所的两位上校医官：菲利普·罗素和富兰克林·陶普，以及古德费尔德。
这几位除了古德费尔德之外，都是有权力对烈性传染病流行马上做出反应和行动的人物。
作为主管官员，这几位和森瑟一样，在听完道达尔的介绍后，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搞错？
他们不仅像森瑟一样质疑道达尔的实验室和试验方法，而且质疑古德费尔德的实验室，样本会不会在那里被污染了？
抱着成为科学新星的梦想来到亚特兰大的古德费尔德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造假的科学骗子。
4.有些事是不能隐瞒的
大人物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州县级别的卫生局的实验室水平和大学、研究所的实验室水平相差很远。新泽西卫生局实验室里会有各型流感病毒，样本被污染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机率不低。
十九年以后，在O.J.辛普森杀妻案审讯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洛杉矶县警察局实验室进行的基因序列分析有污染的可能而让控方的铁证无效。
人微言轻的古德费尔德答应给CDC提供新的样本，这次他专门在局里找了一间干净的、从来没有进行过流感病毒分离和研究的实验室。
军方的两位医官有更直接的办法，他们将去狄克斯军营直接取样，同时采集流感病人及其家属的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猪流感抗体，以进一步确定猪流感的存在。古德费尔德将检测狄克斯军营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猪流感存在。斯尔则在全国范围内对猪流感流行进行评价。
随后，与会人员假定CDC的结果可信，这四份带有猪流感的样本是否预示另外一次大流行？其结论是可能性很大，要做最坏的也就是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准备。
怎么准备？
制备猪流感病毒抗体，用于诊断，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难度。
诊断出来并不代表能控制住，怎么样才能控制住？
疫苗。
对付流感没有特效药物，接种疫苗以预防流感的传播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虽然在此之前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依旧是唯一有可能奏效的办法，当务之急是生产足够量的病毒，为研制疫苗做准备。
古德费尔德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已经请基尔伯恩研制疫苗。
反对无效，梅亚表示一旦CDC制备出足够量的病毒，FDA马上送给药厂，开始疫苗研制生产程序。
会议结束之时，与会人员还是不能回答狄克斯军营的四例病例是不是一次大流感的开始，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观察，大家同意暂时不对外宣布，以免引起恐慌。
2月16日星期一，基尔伯恩一身轻松地来到实验室，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本来早就应该送来的古德费尔德的样本。他打了一圈电话才明白，今天是法定假期，纪念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时候还没有快递服务，所有的运输都经过邮政，邮局和政府机关一样，该休息的时候绝不开门。
整整一天，基尔伯恩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如此重要和危险的样本会不会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或者被谁有意无意打开？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人为导致的流感大流行。可是，邮局不管你怎么着急，就是不上班，万般无奈的基尔伯恩只能多等一天。
CDC虽然也是政府机构，但这个长周末，流感病毒实验室没有一个人请假休息，2月17日，确认结果出来了，样本中确实是猪流感病毒。
与此同时，基尔伯恩终于收到样本，看到样本完好无缺，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鸡胚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接种了。
“芭芭拉，跟我来。”
芭芭拉·珀可尼是基尔伯恩信得过的技术员，整个系里只有她知道要分离一株新的流感病毒，而且也许很危险。正因为危险，她将作为基尔伯恩的助手，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其他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间封闭的实验室里进行鸡胚接种。
当年，还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如果样本确实有类似1918年的毒株，科研人员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基尔伯恩给了芭芭拉选择的机会，她同意了，并保持沉默。
基尔伯恩依旧保持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传统，也就是为科学的献身精神，如果有的事一定要做的话，就让自己来做吧。
确认了猪流感病毒在人群中存在，虽然还只有四例，但这已经让全美公共卫生主管官员们如坐针毡了。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他们产生了一种恐惧，一旦消息走漏，让媒体知道，将会产生很恶劣的后果。可是，消息一旦公布了，又势必造成恐慌。
2月19日，森瑟在CDC召开记者招待会，有意只邀请亚特兰大地区的媒体，其他地方则通过电话了解会场情况。在新闻发表会上，他只谈猪流感病毒在狄克斯军营出现，但避口不谈1918年大流感，除非记者提问时涉及。
可惜，记者之中有明白人，《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报道了1918年大流感有可能卷土重来的警报，NBC将之照搬到电视上。
政府有关部门动作很快，已经开会探讨大面积接种疫苗将会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了。对于狄克斯军营及其周围的调查也陆续得到结果，一共发现了八例病例，并在五百多人身上发现猪流感病毒的抗体，狄克斯军营周围居民中未发现猪流感，全美范围也没有发现猪流感病例，WHO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人患猪流感的病例。
很快就到了3月了，这是流感流行季节的最后一个月，没有其他病例，是不是说明危机消失了？
顶尖科学家们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基尔伯恩认为秋天猪流感会卷土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必须马上修改下一季流感疫苗的设计，离开始疫苗接种的10月份还有七个多月，时间耽误不起。
要不要修正，必须要尽快做出决定。
5.群体性效应
美国每年死于流感者约为三万六千人，因为流感而不得不住院的人数超过二十万。对流感病毒和对其他病毒一样，到现在还无药可医。所能采取的办法是根据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对流感病毒流行监测的结果，预先作出下一年度流行株的预测，然后按照这个预测把疫苗生产出来，如果预测准确的话，这个疫苗就可以预防这一年度流行的流感。
1976年1月，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建议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作为下一季疫苗的蓝本，预计届时生产出四千万份疫苗，供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和患有慢性病等高危人群免疫接种。到了2月底，流感疫苗的四大生产商已经制备出两千万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株疫苗。
情况突变，要看3月10日顾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的决定了。
经过两个礼拜的培养，基尔伯恩获得了能够快速繁殖的毒株，马上通知各有关方面。2月27日，NIH和CDC派专人到纽约取病毒，晚上，某药厂经理到基尔伯恩家取病毒，一周之后，四大厂都开始用基尔伯恩的病毒来研制猪流感疫苗。
3月9日，森瑟召集手下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得出了他们向会议做出的建议：
有可能出现一场流感大流行。
当这种可能性摆在大家面前时，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信其有，马上进行全国性的猪流感疫苗接种，但这种大规模行动需要时间。疫苗生产本身就耗时逾月，将疫苗分发到全国需要八到十周，民众接种疫苗后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产生免疫力。
另外一个选择是把流感大流行当做一种可能，将疫苗生产出来，储存好，看看猪流感病毒大流行是否真的会发生。但这个选择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毒株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因此不管它是否流行，让民众预先有免疫力是最妥当的办法。但是，如果没有流行，就会浪费大笔的金钱，CDC就会受到指责。
最后，CDC决定：宁愿有疫苗而没有流行，也不要有流行而没有疫苗。
3月10日的免疫实践顾问委员会会议，在科学史上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会议，当科学的冷酷必须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做出判决的时候，举国的科学精英们的表现证明了他们和在类似历史关头作出重要决定的政治家们一样，处于一种魔鬼附身的状态，这种群体性效应是许多历史之谜的答案。
在潜意识里，他们考虑了流行病学受人轻视的情况，考虑经费短缺的困境，考虑不做出反应的后果，还考虑了许许多多东西，这些考虑使得他们从开会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倾向于最激进的决定，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认定，发生猪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在2%到20%之间，但大多数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疑问，只有一个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罗素·亚历山大说了出来。
亚历山大问：“什么样的信息可以改变大家关于全国性猪流感疫苗免疫的决定？是每一例猪流感病例都很轻微？是狄克斯军营之外没有猪流感的病例？在确定爆发何时出现和何地出现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人回答亚历山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并没有坚持下去，包括基尔伯恩在内的那些倾向于储存疫苗的人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涉及两亿人的决定于3月10日下午被会议接受了。
森瑟开始起草备忘录，计划由联邦政府出钱购买疫苗，NIH进行临床试验，然后FDA发放证书，CDC负责监督疫苗接种情况。疫苗耗资一亿美元，再加上三千四百万其他费用。
这份备忘录，将3月10日会议上认定的流感大流行从“可能”变成“十分可能”，其内容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必须采取行动。
3月13日，星期六，森瑟完成了九页备忘录，传给自己的老板、负责健康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柏，再由他转递给联邦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戴维·马绍斯。3月15日，森瑟来到华府，向马绍斯推销，或者说迫使马绍斯接受这个计划。
库柏去埃及出差，副部长詹姆斯·迪克森临时负责健康业务，在会见森瑟之前，迪克森向马绍斯简单介绍了森瑟的备忘录。
马绍斯问：“可能性多大？”
迪克森回答：“不知道。”
从马绍斯眼中，迪克森看到，决心已下。
6.政治对科学的反应
四十一岁的马绍斯在1975年入阁之前是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对于美国的政治系统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对于这种顶尖科学家提出的一致建议，政治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做出反应。
迪克森所说的“不知道”，对于马绍斯来说，肯定是大于零，就必须行动，否则一旦真的出现大的疫情，就无法对公众解释，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存在可能性的百分比，而是百分之百发生了。
于是，大流感流行的预测从3月10日会议认定的“可能”，变成3月13日森瑟备忘录中的“十分可能”，最后在3月15日被马绍斯演化为“将要”。
当天，马绍斯通知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赖恩，自己向其解释将建议进行全民猪流感疫苗接种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最大的瘟疫，1918年大流感将要重现。1918年大流感中有五十万美国人死亡。1976年，这场大流感将杀死一百万美国人。
在科学家并没有证明1918年大流感确实是猪流感引起的时候，在对于狄克斯军营猪流感病毒的毒性还没有肯定答案之前，马绍斯已经很肯定地认定1918年大流感将在1976年出现，他之所以认定这次大流感将会杀死一百万人，是基于对1918年五十万人死于流感这个不准确的数字的推算，因为1976年美国人口比1918年增加了一倍。
当天下午，在一次例会上，赖恩告诉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一项免疫计划可能需要额外经费。
福特皱了一下眉头：“免疫计划？要多少钱？”
“超过一个亿。”
福特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心里嘀咕：又是什么机构找个理由要钱吧。
福特靠橄榄球的技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当律师，拒绝了两支职业队的合同，出任耶鲁大学的橄榄球和拳击助理教练，最终进入耶鲁法学院；从政后连续担任了二十四年众议员，成为众议员共和党领袖。福特为人平和，从来不树敌，加上球星的身份，让他在政坛上很受人欢迎。
水门事件发生后，偏偏副总统阿格纽在任州长期间收受贿赂东窗事发而辞职，尼克松推荐福特这位老好人以挽回自己的形像。没想到阴差阳错，为了避免被弹劾的结局，尼克松宣布辞职，让福特这位没有参加过一次总统大选的人成为了总统。
面对当时7%的通货膨胀率，福特认为原因很明显，就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只要少花钱，就能够解决问题。
他说的没错，但他没有想到，如此显而易见的原因为什么别人不说出来。没过多久，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政府赶紧给大家退税，让大家花钱，可是经济越来越恶化，连纽约市都要宣告破产了。
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机构还是一开口一个多亿的，自然让总统感到不快。
好在这种不快很快消失了，福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竞选上面。1976年是大选年，作为现任总统，应该很容易获得共和党提名，没想到加州前州长里根代表党内保守派出来挑战，两人咬得很紧，福特从来没有经历过大选，应付里根的挑战颇为吃力。
一个星期后，在总统的日程表中列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正式讨论这件事。会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与会的有马绍斯和从埃及回来的库柏，赖恩及其副手奥尼尔，以及农业部长巴特斯。巴特斯到场的目的是希望总统知道，尽管还不知道这场全民猪流感免疫要用多少鸡胚，但农业部保证能够提供。
在场的人中，只有出身心脏病专家的库柏有医学背景，一直主管全国健康事务，因此由他来介绍。
“总统先生，您听说过1918年大流感吗？”话一出口，库柏想起福特已经六十三岁了，连忙改口，“对不起，总统先生，您还记得1918年大流感吗？”
福特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犀利起来，直瞪着库柏，椭圆形办公室内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福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背对众人，向窗外看。办公室内的其他人屏住呼吸，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良久，福特转过身，眼神变得无比的忧伤，他走了回来，用责备的口吻回答库柏：“博士，你打开了我心中一扇密封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