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节刚过没几天，沈福天就得到了裘大水逝世的消息。
半年前，由于裘大水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水利部决定将他从武汉接到北京302医院治疗。其间，沈福天去探望过他两次。第一次，裘大水刚做过手术，躺在重症病房里，神志不大清醒，连人也认不出来。沈福天在病床旁边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第二次去探望时，裘大水的身体和精神都似乎比上次好了一些，见到沈福天，显得特别高兴，不停地问这问那，还让家人拿过一份《科技日报》，指着上面一则报道，问：“你们专家小组论证来论证去，开了多少次会？总该有个结果了吧？”
他指的是三峡工程专家论证会议。沈福天是论证领导小组的成员，连他也不知道这几年一共参加过多少次论证会了。每次争论都异常激烈，无论是所谓“主上派”还是“反上派”，各自的意见都很充分，难分高下。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态度很明确：三峡工程是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工程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力，建议中央及早决策。中央对这个意见基本上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指出，事先把各种问题和困难想得越充分，对将来的顺利施工就越有好处。对于“主上派”来说，这显然是一颗定心丸。但“反上派”们不愿意接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水利部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被视为“反上派”代表人物的雒越崎在报纸上公开撰文说：“论证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和全部成员，都是原水电部的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三峡工程的负责人，下设各专业组组长也大都为该部成员，这种局面自易于贯彻长官意志，易于形成一家之言，和真正的民主协商是背道而驰的！”类似的批评和指责在媒体上颇有代表性。由于“反上派”大多是政协委员，和知识界的联系十分紧密，所以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反上派”的声音明显处于压倒性优势，“主上派”和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声音反而找不到表达的地方，而且包括沈福天在内，经常受到知识界的指责和质疑，不少人有一种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在一次领导小组论证会上，李副部长大概见沈福天的情绪有些低落，散会后特意把他叫到一边，说：“沈工，是不是反对的声音听多了，有些顶不住啦？你是三峡工程可行性方案的总设计人，可不能被那些舆论吓倒。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怕什么呢！”沈福天道：“就怕有人不这么想，不是有人说水利部好大喜功吗？”李副部长皱着眉头说：“谁爱这样说就让他说去，在原则问题上，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嘛。”
沈福天没有说话，他觉得自己仍然乐观不起来。
但此刻他能把这些情况告诉病床上的裘大水吗？“现在反对的意见不少，中央希望多听听不同意见……”他闪烁其词。
“福天同志，你不用遮遮掩掩，你别看我整天躺在病房里，可消息一点也不闭塞。”裘大水说，“我知道你精神上有压力，现在有人骂你是老左，还嚷嚷着要你为三门峡水库出现的问题承担罪责，一方面把你那位妻兄甄垠年宣传成大英雄，什么知识分子的脊梁，纯粹是一种政治偏见嘛。你的问题组织上已经做了结论，他们干吗还要揪着不放？这很不正常嘛！前两年中央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了了之，这两年又开始抬头，而且愈演愈烈了，中央如果不及时进行制止，我看迟早会出大乱子不可啊！”裘大水显得有些忧心忡忡，“如果做事情遇到一点反对意见就不敢拍板，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似的，这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当初搞革命，反对甚至要消灭我们的人可比现在多多了，可毛主席怎么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结果呢，硬是率领我们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建国后，我们虽然在文革中走了弯路，可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嘛！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加快实现四化，没一点闯劲，像小脚女人走路还行？再说，对三峡工程，以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全力支持过，现在小平同志也是支持的，国务院为什么不及早做出决策呢？不行，我得向中央反映。不说我是水利部顾问，我还是个老党员嘛……”
裘大水情绪很激动，说话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呼吸也有些急促起来。这时，一个女护士进来劝裘大水安静，并示意沈福天不要跟病人说话。这使他不得不将快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握着裘大水瘦得像干柴的手，在病床边默默地坐了好长时间，直到裘大水闭上眼睛睡着后，他才悄悄离去。
沈福天没想到，那次探望裘大水，竟然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裘大水追悼会举行那天，沈福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碰上了窦松柏。按照裘大水生前的遗嘱，他死后骨灰一半撒到长江里，一半埋在他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长委会。窦松柏参加完追悼会，就要护送老主任的骨灰回武汉。现在见了沈福天，一时戚然无语，从五十年代至今，这两个人都跟裘大水结下了战友般的情谊，然而现在，随着这个人的突然离去，他们心里仿佛失去了主心骨似的，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了。
追悼会结束后，两个人走出会场，在室外的僻静处说了一会儿话。
“上个月我到北京来，还去探望过老主任，当时病情还比较稳定，没有恶化的迹象。他还告诉我，他以一个水利战线的老同志身份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三峡工程尽快做出上马的决策。他一边说一边掐指计算信发出的日子，好像对中央领导同志给他回信蛮有把握呢。可他怎么也没料到，他眼巴巴地盼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沈福天明白，窦松柏说的“结果”，是指上个星期新华社发布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对香港记者发表的谈话：“目前五年内，中央根本不可能考虑三峡工程问题。所以现在不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讨论它，也不可能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这无疑表明，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国内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称这是三峡工程“反上派”的决定性胜利，也是中国社会日益民主化的显著标志。而对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的大部分人来说，不啻于挨了当头一棒。已经离休的李副部长，不肯相信这是真的，连声说：“这不可能！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像儿戏一样说变就变？”
沈福天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显得出奇的平静。此刻也是如此，连窦松柏也有些纳闷：“福天兄，眼看着我们和老主任这么多年的艰苦努力遭到彻底否定，长委会许多工程技术人员都哭了，你怎么跟没事儿似的？”
“怎么可能没事呢？”沈福天苦笑了一下，“老实说，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到现在，三峡工程上上下下，经历了多少次周折，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窦松柏不甘心地说：“早知如此，当初你和我一起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把那批三峡工程资料保存下来呢？”
“此一时彼一时也。”沈福天淡淡地说，“在历史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了。除了顺势而为，真的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窦松柏见他那副大彻大悟的样子，神情也不由得黯然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嘲道：“也罢，反正我明年就要退休了，用你的话说，只好顺势而为啦。”他忽然想起什么，“你看过《访问长江》么？还有那篇《溯流而上》，我都认真拜读过。你的宝贝女儿如月的文章威力真是非同小可，让你这个当老子的输得失去了还手之力，我都不知道应该对你表示同情，还是祝贺呢。”
沈福天听出了窦松柏话里的讥讽意味。但他一点也不介意，很想告诉对方：“我和女儿已经闹翻了，好几个月都没说话啦。”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而是抬起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咕哝了一句：“这两天北京可能要下雪，不知武汉的天气会怎样……”
“都立春了，哪来的雪呢？”
“你在北方待的时间不长，不了解北京的气候，1962年惊蛰过后还下过一场大雪，当时我刚从新安江水库工地回来……”
沈福天说话时的表情，让窦松柏觉得有几分陌生。好像站在面前的不是几十年的老友，而是另外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想，看来，我们真的都老了。
§§§第二节
90年代初期，如月跟邱少白一起到美国后不久，两个人去斯坦福大学参加了一次文学活动。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该校毕业生中最著名的除了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斯坦贝克，那次活动就是斯坦福大学为了纪念斯坦贝克逝世90周年而举办的。
他们在会上意外地碰见了章良。多年不见，章良的头发全白了，看上去老态龙钟，显得有些落寞。如月纳闷地问邱少白：“梅雨怎么没跟他一起来呢？”到美国后，她就听说梅雨和章良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邱少白不止一次见过他们俩。如月也很想见见梅雨。俩人虽然称不上是朋友，可当年她还在日记本上抄过梅雨的诗呢。
“他们离婚了。梅雨爱上了英国诗人J，现在跟J跑到苏格兰的一个小岛上定居了。”邱少白淡淡地说，“我也是前不久才听到这个消息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现在看来是真的了。以前每次出来开会，章良总是带着梅雨的……”
如月听了，好长时间都没说话。
有天傍晚，如月和邱少白从外面散步回来，看见章良形单影只地坐在酒店外面的一把长椅上抽烟，邱少白主动过去打了个招呼，但他只是嗯了声，头也没抬一下。
整个会议期间，章良都显得形单影只的，很少跟人交流。这个看上去落魄潦倒的老头儿，怎么也无法让如月相信他就是章良。他想起邱少白以前跟章良的那种亲密关系，忍不住说：“你应该多安慰安慰他的。”
“他这是典型的老年孤独症，对谁都爱理不理的。”邱少白耸耸肩，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出来这么多年，他再没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东西。国内文坛早就把他忘掉了，他现在只是活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如果还没有死就被当成了标本，那这种滋味肯定比死了还要难受。你没见他那样子，其实是一种失落和苦闷的表现吗？”
邱少白话语间似乎带着一股幸灾乐祸的口气。如月听了有点不舒服。邱少白以前曾经多么崇拜章良啊。她想，邱少白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对人缺少起码的宽容。
那次纪念斯坦贝克的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都不大顺当。
斯坦贝克最有影响的小说是《愤怒的葡萄》，如月大学时就读过，描写的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大批农民失业、破产、逃荒以及他们的愤怒和抗争，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为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左翼文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和主流位置，斯坦贝克本人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左翼倾向，《愤怒的葡萄》也被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一部杰作，斯坦贝克还被许多左翼评论家称为“无产阶级作家”。
“现在中国人谁读斯坦贝克？我来美国后，也没听哪个文学教授和作家对我提过他。现在什么年代了，全世界都在批左啊！”邱少白对沈如月说，“把一个早就过时了的老古董拉出来现眼，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
如月见他又摆出那副刻薄表情，忍不住说：“你不总是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嘛，各种价值观都可以自由表达，对这都不能容忍，你的民主精神哪去了？”
邱少白像被一个学生无礼顶撞了似的，对她翻了个白眼，悻悻地说：“我要不是听说斯坦福大学的校园环境挺美，才懒得来受这份洋罪呢。”
“是吗？那你可以不去听会么，谁也不会逼你。”如月故意激将道。
“你当我做不出来？明天我就逃会。”邱少白英雄气概地说。
第二天是自由发言。邱少白果然给会议主持人递了张请假条子，拉着她逛校园风景去了。
这正好中了如月的下怀。她之所以跟着邱少白来参加这个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当初就是在斯坦福大学共同修完本科学业的。她想利用这个机会，寻觅一点他们的足迹。
斯坦福不愧为全美“最大最美”的大学。1885年，被称为“铁路大王”，曾担任过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把他自己8180英亩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拿出来，当做了学校的校园，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称斯坦福大学为“农场”。如月从未见到过如此辽阔的大学校园。想想看，占地8180英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九个清华，十二个北大。
在通往学校中心广场的校园马路两旁，四季葱绿的棕榈树林和片片如茵的草坪相连相映，路边的鲜花也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在马路边的草地上经常可以看见活泼可爱、小巧玲珑的松鼠跑来跑去，有的快速穿马路而过。优雅宁静的环境也使这里成了鸟儿们的天堂，据说，斯坦福校园的树林中生活着100多种鸟。沈如月不禁想：清晨或傍晚时分，拿本书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欣赏着周边的美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阳光的沐浴，聆听着小鸟的歌声，那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两个人步行到斯坦福校园中心广场，首先看到的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这些古老的罗马式建筑是斯坦福的一些教学大楼，拱廊相接，棕榈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中，充满了深邃、厚重的文化和学术氛围。
他们先后参观了斯坦福纪念堂、胡佛塔和四角大广场。后来，他们来到工程学院大楼。站在那座古朴厚重的建筑面前，如月目光缓缓地从那由一块块石头垒就的墙壁移过，一直到门前的草坪和石凳，似乎每一处都不愿意漏掉。
如月想象着父亲和舅舅每天从这座大楼里进进出出的情景，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她让邱少白在大楼门口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你知道么，我父亲他们当年就是在这儿读书的……”
但邱少白像没听见似的，背着相机走开了。
§§§第三节
几年前，路菲也来到了美国。她现在是《世界日报》的副刊主编，拿到了绿卡，用她的话说，她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站住脚了。
“如月，你如果要想长期在美国待下去，也应该早一点从家庭里走出来，”路菲有一次对如月说，“找一份自立的工作，要比‘邱太太’这个身份可靠得多。”
路菲这话虽然是用玩笑的口吻说的，但如月觉得正好戳到了自己的心坎上。尽管她并没有想过长期在美国待下去，但路菲的话还是让她心里一动，只是她觉得自己不像路菲那么神通广大，想找到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谈何容易。所以，当路菲有一天突然打来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刚空出一个专栏作家的职位，问她愿不愿意“屈就”时，如月几乎想都没想，也没跟邱少白商量，当即就答应了。
如月到《世界日报》就任后，获得的第一次单独出差的机会是去新奥尔良参加“地球日”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