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天清早，杨总编把我叫醒，说要出去走走。
我们洗漱好，出了乡政府干部宿舍，到哪去呢?我把他带到了河边。雾很大，缠着人湿腻腻的。我们踏着软绵绵的沙滩，不说话，听河水拍打岸边的声音。杨总停下，蹲到河边，捧一把水洗脸，又捧一把水漱口，对我说，这水是甜的。
浓雾中隐约听见人的声音，我们等着，一会，一只小木划靠过来，一个中年汉子跳下沙滩，把划子拖到沙滩上。我一见，知道是放网的。以前在这里教书时，为了改善生活，我也买过一张网，头天晚上顺水在浅浅沙滩上铺开，第二天起个早收了，总能收获数斤小鱼。我和杨总编赶过去，见汉子从木划上取下鱼网，鱼网上星星点点闪着鱼儿银白的光，估计收获不小。一时兴起，我们与中年汉子打过招呼，帮他拾掇起鱼来，有餐鱼、有钩鱼，甚至还有鲑鱼，鲑鱼鳍是锐利的刺，容易划破渔网；还有毒，被他的刺划破指头会很胀很痛，但是肉味是鱼中最为鲜美的。
杨总问中年汉子家中有什么人，生活来源是什么，这些鱼是自己吃还是卖？多少钱一斤？中年汉子健谈，只是不会说普通话，他说的话需要我翻译后，杨总编才能听懂。
拾掇完鱼，朝阳从东方喷薄升起，血红，燃得远近的山岭红艳艳的，清凌凌河水闪着波光。杨总编站在沙滩上，仰望朝阳，喃喃说，能够生活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张捕鱼的网，还需要其它什么呢?
回首望，乡政府集镇像一个小村子，安卧在崇山峻岭间。
余书记在宿舍门口等着我们，说昨晚安排食堂早点给我们做早餐，吃了好下村。食堂已经做好，请我们吃饭去。
早餐是鸡蛋、肉丝面条，清香可口。
我们吃完，告别余书记，朝着那个叫七里坝的地方去。余书记表达了陪我们去的想法，杨总编拒绝了，说不能耽误他时间。
乡干部一项主要工作叫下乡，我在崇河呆过，知道与其说下乡不如说登山更正确，全乡7个村有5个在山上，比如我们要去的七里坝，必须连续爬上十里山路才能到达一个有屋场的地方，人家也就二十余户，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组的规模，为了便于管理，乡政府把它升格为村了。
一路是上坡路，人在森林间穿行，满目苍翠迷眼，两耳鸟声零乱，风景虽好，只是口干舌燥，气喘吁吁，双膝疲软，足重如山了。历经体力劳动锻炼的我都对登山有这么强烈反应，再看杨总编，已经脱了外套，解开衬衣，不时粗重呼吸了。
不足十里的山路，我们走了快两小时，隐隐听到狗叫，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由加快脚步。
你们是市领导吗？一个精瘦的汉子忽然从树林间闪出，吓我们一跳。他笑着伸出手，那手骨节粗大，手指短促有力，是山里汉子的手。
他握着杨总编的手说，我是村支书雷林，昨晚接到乡政府电话，说市领导要来我们村了解情况，我就等在这里了。
2
雷林的妹妹给我们端的茶。
女孩估摸二十来岁，白净的脸庞，修长的眉毛，轻巧的身姿，她垂着头端茶出来，递茶给我时不经意一瞥，我好像看见一个幽深的水潭闪过一道神秘的光，心里怔了一下。见我注视着她，女孩早红了脸，轻盈地退出堂屋去。
喝过茶，杨总编对雷林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到几户人家走走，麻烦你带路。雷林爽快答应。
春阳毫不吝啬把光辉撒在千山万壑间，我站在雷林家晒场往下看——准确地说不算晒场，因为房屋是劈开山坡建造的，晒场不到两米宽，下面就是山林，层峦叠嶂，郁郁葱葱，不时有雾在山腰间游荡。再看看雷林家房屋，土夯墙，盖的是杉树皮。我想，村支书家是这种状况，其他家庭应该差不多。
其他家庭更糟糕。我陪着杨总编走了几户人家，有的说吃不饱，有的说冬天没有棉被，有的说病了没人治，杨总编不时拍照片，不时记录。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知道我们到达消息的，不时有青年人、中年汉子赶过来，我看看竟有二十来人了。杨总编干脆拖根凳，坐在一户人家晒场上，又招呼大家随便些，这些人有的坐木头上，有的坐阶沿，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杨总编问大家现在生活最不方便的是什么，最想解决的是什么？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人爽快回答，最想要的是老婆，最怕的是到死都讨不到老婆。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结果看看一群人，没有一个笑出来的，大家听了这话，神色越显凝重。杨总编一定注意这点了，请雷林说说情况。
雷林搔搔头说，我们村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有29个，没结婚的有22个；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16个，没结婚的14个。这些人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讨不到老婆，不怕领导笑话，我们村已经有5年没办过喜事了。我疑惑问道，即使女的嫌你们这里条件不好，不愿意嫁来；但是，你们这里的女的可以嫁出去，不也要办喜事吗？雷林苦涩地笑了，说，我们也不办喜事，哪家的女孩在山外找了人家，与男方约个日子，请了伯伯、叔叔在出嫁那天到男方家吃顿饭就算了，女方家不动锅灶的。
杨总编迅速在笔记本上记录，我望着周围茫茫群山陷入沉思。
中饭是在雷林家吃的，红薯米饭香甜可口，一碗野芹菜炒腊肉、一碗小山笋炒酸菜、一个鸡蛋汤，一小碗蒸腊肉，这应该是雷林家最丰盛的待客宴席了。杨总编见女孩夹点菜放饭上就躲开去，热情招呼她坐桌上吃饭。她只是红着脸不哼声。雷林摇着头说，我妹妹二十岁人了，还像一个小孩子，特别怕生人，我现在最操心的是给她找个人家嫁了，难找，不是我们看不上，就是人家看不上我们。杨总编安慰说，这么好的女孩一定能够找到好人家的。我心里也祝福着这个脸红的女孩。
吃过中饭，杨总编与我商量下山的事。我诧异问，你辛辛苦苦爬上来，这么快就下山吗？杨总编说，有时我们搞新闻的苦于没有素材，到处寻找素材，今天才知道，不是没有素材，而是我们站在生活之外，仅仅几个小时，我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深深震动了我，我要马上回去，把这一切告诉大家。还有，我们在这里多呆一天就多给雷家增加负担，我怕把他们家好东西全吃光了。
临走时，杨总编摸出五十元钱给了雷林躺在床上的老妈，祝福她去看看病。雷林马上从老妈手里夺了钱还给杨总编，杨总编急了，眉毛皱在一起，说，我是给老人家看病的钱，你有什么资格去拿过来？他一把夺了，又走进老人家混暗的房里，安慰老人一番。
杨总编递给雷林一张纸说，这是我的工作地址、家庭地址与电话，有事到城里就找我。雷林收好，送我们出门。
走了一程，我隐约觉得后面有人跟着，于是侧侧脑袋，目光瞥去，见是雷林的妹妹。她很是警觉，早已闪在一从烂漫的杜鹃花后面去了。
与雷林道过别，我们下山，竟感觉不到轻松，许久，杨总编叹息说，我应该把雷林妹妹带走的，我应该帮她找工作，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脑海中闪过那个见人就脸红的姑娘，她远远跟着我们，最后隐身在花从中。这个画面回想起来竟使我倍感凄凉，也就不敢与杨总编谈。
我安慰杨总编说，你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雷林、雷林的妹妹和生活在这山上的人！
3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是杨总编给我的启示。
一直以来，我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境遇而努力。我欣赏《红与黑》中的于连，不是欣赏那种玩弄风情周旋于女人之间的怡然自得，我是赞赏他内心对权贵的蔑视、对世俗的不屑一顾，这种品质是多么难得。对个人奋斗的认同，使我以文字为武器，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反思自己，开展纯文艺创作是纯个性化的事业，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成绩，但是我不安于清贫，害怕寂寞，所以去自学法律，想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我没有深究法律，为自己确定成为法律专业人才的目标，又去写新闻稿件，冲的就是新闻的轰动效应。以后怎样走，自己纠结不已。
杨总编听完我的叙述后，思考了许久才说，你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人，你的苦恼不过是成长中的苦恼，你应该佩服自己，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没有随波逐流，没有甘于平凡，更难得的是，你没有以自己的欲望定位目标，你把大众的需要作为参照物，比如你自学法律，比如你写新闻稿，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把握我们这个时代人民的需要，你这样走是正确的，只是以后要坚持一个目标努力，不能功亏一篑，到老一事无成。
杨总编端起茶缸喝茶，过一会说，我建议你走新闻这条路，新闻不容易搞，它是一个综合学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人文不求精通但是要求懂得，不然怎样把握时代潮流捕捉好题材、选准好视角呢？你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如果多关注经济社会题材，一定能写出好新闻。要知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期间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这需要我们去关注去表现。你先做好我们报的特约记者，在写出几篇有重量稿件后，我争取把你调进报社去。
我想，多年来一直随遇而安满足于在乡村学校教书，如果能够改变环境，接触新生事物，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那该多好。现在，这个机遇竟不期而至，我是多么幸运。我谢过杨总编，表示一定多写稿、写好稿，不辜负他的期望。
我陪着杨总编在崇河乡政府宿舍的那个夜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杨总编不但对我毕业后的工作给以总结，而且对我以后的道路加以指点，那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我现在的、新鲜的、光明的道路，我必须按照他的指点走下去。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就在我请假陪杨总编的两天里，我班一个学生出事了。那天下课后，学生们拥挤着进厕所。厕所呈一进式，男厕在前面，中间是粪池，女厕在后面。出事就出在粪池，因为头天有村民挑粪，马马虎虎把木板搭在粪池上。那天下课，男女生蜂拥进厕所，男厕蹲位不够用，有的男生被挤向化粪池位置，一个男生干脆踩着木板想撒一泡尿，结果木板一滑，男生掉进粪池中，幸亏他抓住了旁边的木板，在其他同学帮助下爬上来，只是臭气冲天，身上蛆虫翻滚，马校长赶忙给他简单冲洗后，安排教师送他回家。该男生家长捂着鼻子洗净孩子后，怒气冲天跑到学校，说孩子掉进粪坑会倒一辈子霉，学校是怎样怎样弄的，一个厕所也不管好；老师吃的是什么饭，学生也管不了。马老师腆着笑脸陪不是，其他老师看看这家长闹得不成样子，顺口就说，我们不教你孩子，你要找找古老师去。这家长听了更是火冒三丈，跳起脚说，你们以为我怕古老师，不就是写几个字么，有本事叫他到县里去、到省里去，还在这里做什么？
回到学校后，有老师把家长的话告诉了我，我说，他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学校应该提供安全的教学环境，现在他掉进粪坑，学校应该负责，我们要马上在化粪池那里装门，上锁，不挑粪就关着，不然不能保证不出现相同事件。马校长一听，深以为然，马上请师傅去了。中午吃完饭，我同那个掉粪坑的学生一起回家，等了一会，才等到牵着牛扛着犁的家长回来，见了我有点羞涩，估计猜到我去他家的用意，赶忙洗了泡茶给我喝，我诚恳地对发生的事件赔礼道歉，并表示不会再发生相同事件。这个家长搓着手说，我那是急得，心想自己孩子命大，逃出了粪坑，如果是一二年级孩子掉下去，又没人知道，还不是死路一条？我也是为其他学生喊喊，没有针对你的意思。其实，我们做家长的都知道你是学校最有水平的人，孩子们说你会教书，会唱歌跳舞，会写文章，都喜欢听你课的。我谢过家长，与他聊聊孩子学习情况，想到他还没吃饭就赶忙告辞，他非得一把拖住，叫老婆掏出三个鸡蛋放我口袋才罢。
学生掉进学校粪坑，这是黑色幽默吧？不是，我去年看《清江报》，看见上面报道本县一个小学发生学生掉粪坑淹死的事故，结果为赔偿闹到了法院。现在自己学校又发生一起相同事件，说明学校厕所不安全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校负责人不关注呢？他们不看报纸还是看了觉得司空见惯呢？
不由想起杨总编的鲜明比喻：我觉得文艺创作与新闻报道本质相同，那就是治病救人，只是，我们以文艺作品济世，有点像老中医开药方，效果有，但是见效慢；我们写新闻稿匡扶正义，就像西医开青霉素、先锋，来得快。不论你搞文艺创作还是从事新闻宣传，只要想着大众，工作就不会偏，就会有意义。
杨总编的话坚持了我写作的信心，我不不仅要坚持文艺创作，还要从事新闻宣传。
送别杨总编已经快一个星期了，期间，他寄来了近期的《长江晚报》，围绕崇河乡，他报道了如下内容：
《清江县崇河乡林农放下斧头扛起锄头》报道的是崇河乡控制砍伐指标加大造林力度的内容；
《下山奔上富裕路》报道的是崇河乡引导林农下山、集中移民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一个长篇通讯《五年没办过喜事——从清江县崇河乡七里坝村林农生活看我市扶贫攻坚艰巨性》，这篇通讯栩栩如生描写了所见所闻，其中，分析扶贫工作一节入木三分、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三篇文字的作者都附署了“古钟”的名字，这让我感动，又让我惶惑，凭我的经验知道，能够与《长江晚报》总编辑合署名字的如果不是党政领导就一定是上级新闻记者，广大读者看到报纸哪个能想到古钟竟然是一个在村级小学从事教书工作的老师呢？而我对文字的贡献，仅仅是陪杨总编不到两天。我知道他这样做，就是激励我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我把报纸珍藏起来，既是学习所需，也是对一段生活的记忆。
没多久我就接到了戴放的电话，他问我看到《长江晚报》杨总编撰写的关于崇河的报道没有，报社高度重视组织编辑、记者专门学习，匡副总编批评大家说，好好的新闻素材在我们眼皮子地下，我们没有写，一个外地记者仅仅呆了不到两天就发现了并写出来，这说明我们的新闻敏感力弱、政策水平不高，匡副总编要大家好好读，好好琢磨杨总编写的文章，提高自己的新闻素养。
我对匡副总编的举止深为佩服，这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的良知。
戴放说，我怎么就没有陪杨总编去山里呢，即使事再多也要陪着去的，你知道吗，他每篇文字都附署了你的名字，你现在成了新闻界黑马了，市报社朋友专门打电话来问古钟是谁呢？他们说，杨总编写的那篇通讯，省日报已经决定刊发，中央一家新闻媒体也正在关注这个题材，到时，你就闻名全国了。
这是我需要的吗？好像不是，我倒觉得，杨总编对我的厚爱太过沉重，如果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我怎么有勇气面对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