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1994年深秋的某天，我的母亲因癌症去世。当时我正在武汉大学读书，为了某学科的结业考试，竟未能参加母亲的葬礼，我是事后从父亲和大哥的叙述中才知道母亲死前的情形：那天，风好大，母亲坚持要父亲打开她床前的窗户，窗外有一棵古老的枫树，树叶漫天漫地，母亲的目光就在这些树叶间飘忽。她的声音也是飘忽的，哭完大儿呼小儿，呼完小儿唤孙儿，最后，她喊了一声“英儿”，即我，便失声了。母亲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说，很久很久，她的嘴都没有闭合。父亲拿过纸和笔，母亲的手其实已无力拿起那支纤细的圆珠笔，但终于拿了起来，并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书”字。字很大，有整本书那么大，当父亲交给我时，我感觉到它的份量。
母亲在长沙住院期间，我曾去看过她。正值盛夏，母亲的病房里没有空调，我跑很远的路买来一个冰袋。那晚，母亲躺在冰袋上，身体极为难得的竟没有一丝疼痛，母亲说起了她的一生。母亲出生于名门望族，其父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与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名将傅作义是至交，母亲是傅作义的干女儿。高贵的出身为母亲带来过荣耀，如穿着从国外带来的花格子衬衫坐在包厢里看梅兰芳演戏。然而，文革时也为她带来了磨难。母亲的故事是可以入书的，我说：“我想写下来。”母亲说：“写吧！我想活着看到我儿写的书。”又说：“还是带着你的书到我的坟前来烧吧！”
母亲是土葬的，葬在湘西的山水里。这一年寒假，我回到湘西，跪在母亲的坟前，我没有烧一张纸钱，母亲的一生都不缺钱，即便是到了那边也不会缺的。母亲缺什么我知道，她极度辉煌极度虚荣过，她亦希望她的儿女能帮她延续这份辉煌这份虚荣。
我始终没能写下母亲的故事。
哥哥
1998年，我南下深圳。不几年，哥哥也来了，在某广告公司任总经理。一日，我们谈起了久违的文学。哥哥天赋异禀，且博览群书，有着过人的口才和深邃的思想。在哥哥的鼓舞下，我忽然又有了写作的念头，之后便写写停停，晃晃悠悠。哥哥说：“你必须坚持每天码三千字！”我感觉自己是在码墙，文字变成了一块块沉重的砖头。继而，又感觉自己是在码多米诺骨牌，不知道哪一天，我的梦想就会随着这些字儿一起倒塌，一个接一个。
2003年伊始，因种种原因，哥哥又回到了湖南株洲。临行前，哥哥看了我的小说，这时我已写了有十几万字，哥哥说：“是珍珠，”——所谓珍珠，是我对自己的文字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形容。“不过被埋在草里面，你要学会除草，否则你就会被你的读者当草一样的锄掉。”我说：“我不愿意做草，我是花。”哥哥说：“花过无影，你去悟。”这天，我们一起背诵了宋代词人张先那首著名的《木兰花》。
小说的完成是在2004年的中秋佳节，我和哥哥坐在他株洲的家里，我们分吃了一个月饼，之后，他打开电脑，就小说最后一章的某段做了调整，并加了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上帝馈赠的一件礼物，死神无时无刻不在觊觎，并随时予以掠夺。
六天后，2004年10月5日，在长沙至株洲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哥哥遇车祸身亡，年仅四十。我始终记得六天前的那个中秋之夜，月色清明，点点杨花飞舞，花过无影……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我将这句宋词刻在了哥哥的墓碑上。
父亲
和哥哥一同遇车祸身亡的还有我的父亲。哥哥是驾驶员，父亲坐在他的右边，当救护车赶到时，哥哥早已经死了，父亲则死在去医院的路上——父亲亲眼目睹了亲生儿子的死亡。殡仪馆，父亲的遗容虽经过休整，却依然显得魔怪森然，尤其是那双眼睛……我始终觉得这场车祸与我有些关联。父亲住在常德，他是为了看我而来株洲的。其实，我应该去看他，却因为小说刚刚完成，忙于出版等琐事而未能成行。出事的前一晚，父亲还在电话里说：“我写了一副对联，等你的小说出版了，我就高高地挂在正门口。”
父亲擅长写联，他常说这在他们老家是一门手艺，而父亲的手艺却是祖传的。父亲的爷爷是乡里的一个秀才，一笔好字，出口成章。父亲的手艺还为我的小说添了一个亮点。书中之第六章有这样一副对联：
雨过天晴高山格外壮丽时来运转陋室依旧悠然横批：来日方长便是出自父亲之手。
2003年7月，我接父亲来深圳看病，父亲是坐飞机来的，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去机场接他，问他晕不晕机，他摇头的动作很像一个孩子。父亲得的是帕金森综合症，幼稚是此种病的特征之一。我又问他飞机上有什么新鲜事，父亲继续摇着他的头，说：“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坐我旁边的老头，他的女儿也在深圳，他总向我炫耀他女儿有钱，俗！我懒得理他，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我女儿是个作家！”
给父亲看病的是个民间中医，传说很神，他的诊所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每天陪着父亲往诊所跑，加之煮饭煲药，写小说的时间自然少了许多。父亲很是内疚，几次闹着要回家，他一闹我便教训他，那情形完全是家长和孩子的角色互换。
一天中，父亲最高兴的事情便是晚饭后边散步边和我谈我的小说。他总是换好鞋，双手搁在膝盖上，腰背笔挺地端坐在门口等我。父亲是个刻板的人，有一天下雨，他硬是让我陪着在门口的人行天桥上来回走了两个小时。
父亲总想帮我做点什么，我说：“不如你来帮我改稿子吧！”父亲便严肃了一张脸，说：“充其量改几个错别字。”父亲是在谦虚，其实我这点所谓的文学根底都是他给的。八岁，他要我读《牛虻》《红楼梦》。那个年代，在偏僻的湘西，一书难求。我十岁那年，父亲捡了一本散文集，如获至宝，亲自包了封面，要我从头至尾地背……第六章中的那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为了给父亲找事做而别具匠心加上去的。父亲是个极其认真的人，几易其稿，书中这一稿他和我都很满意，我逗他道：“等书出版了，我一定要注明这副对联的作者，你老人家要出名了。”父亲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我一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
这便是我和父亲最后的相处。
我回到父亲在常德的故居，我没能找到父亲为庆贺我的小说出版而写的那副对联。
田姨
父亲在深圳呆了三个月，其实，我陪伴他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其余的时间都是田姨在照顾他。
田姨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田姨来的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天很热，她却穿得很多，满身的包裹，像只骆驼，她竟为我带来一大袋子书，全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她说：“你是写书的人，这些书派得上用场。”
我在诊所的附近为田姨和父亲租了一套小房子，父亲怕吵着我，极少给我打电话，也不准田姨打。田姨说我瘦，怕我写坏了身子，做了好吃的总忘不了叫我，我不去，她便亲自送了过来。她是一个鲜少出门的人，父亲常说她出了门就会把自己弄丢，而她第一次来我的住宅便记住了路。一天，她送来了她最拿手的焖猪脚和红烧鱼，坐在一边看我吃，眼睛里有母亲的味道。走时，她对我说：“你有时间还是去看看你爸爸，他很想你。”
我终于去看父亲了，田姨正在给他做按摩，满头大汗，见我来，手也不停，说要做两个小时，还差十分钟。看着田姨娴熟的指法，我的心里很是宽慰，之后，去看望父亲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父亲的病总不见好转，于是便决定回家。走的那天，田姨的身上又挂满了大包小裹，看着她骆驼般的背影，我对父亲说：“等我的小说出版了，我要给田姨一笔钱。”父亲说：“你寄给她，她要面子。”父亲生怕我不知道田姨的名字，说了好几遍，还不放心，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
这钱却永远留在了我的承诺里，10月5日的那天，田姨陪着我的父亲一同去了。
我的小说终于要出版了，朋友知道我的故事，称之为一个家族的绝唱，也许吧，我不知道。
2004年12月3日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