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十分注意从事物发展规律看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牢牢抓住必然性，把握发展方向。他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的论断，是他的求是方法的又一生动体现。他指出，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 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 （第153页） 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生产力发展创造的成果用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样，对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的看法，邓小平也是立足于必然性加以思考，从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加以论证的。尽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严重错误、甚至出现过严重的曲折。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才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第153页） 鉴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它的优越性的发挥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215页）“从实际出发” 是邓小平求是方法的前提，自从他担当起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后就十分强调要从“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 的基本国情出发，视生产力状况为最大实际，并依此作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邓小平恢复了生产力的地位，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真正回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石上。邓小平探索的“是” 或“求是” （规律性） 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步走” 发展战略，“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等，都成为他“求是” 的重点。邓小平还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当今中国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的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各个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这就是著名的“猫论” 即“根本任务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进的路标。
二、务实方法是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核心
务实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务实方法既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也揭示了其他工作方法的实际内容，是理解其他工作方法的金钥匙。
邓小平创立的务实方法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化。他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建设和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务实作风。他率先倡导“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312页），是坚持务实方法和发扬务实的工作作风的集中体现。邓小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国情。他说：“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旧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长远规划的原则。” （第315页） 他不仅强调研究国情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且身体力行，认真研究国情。
著名的“猫论” 即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 这个生动的比喻，最鲜明地体现了务实方法。这个比喻是我国国民经济在60年代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研究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邓小平借用我国民间的一句俗话，“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它的本意，“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同上书，第305页） 世界上没有比实际更具体的东西，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利益，一切必然流于空想、空谈。如果说理论的价值在于其科学性和正确性，那么社会实践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则取决于它的实效性。实效就是务实。“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搞经济的要务实，思想教育也要虚动实做。工作要埋头苦干，学马列也要管用。邓小平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指出形式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关键看务实。所以不讲务实的形式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是一种稳性腐败。务实方法揭示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理性信念，她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功的过程中赢得自己的生存价值。“人民还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81页）邓小平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 不仅要从“中国国情” 出发，还要从“世界的世情” 出发。把“国情” 与“世情” 有机统一起来。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同上书，第64页）“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同上，第78页）“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第117页） 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开放的国策，作出了大胆“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 （第117页） 的论断。由此可见，在“世界历史” “普遍交往” 和生产力国际化时代，邓小平坚持了“大实际” 系统观点，对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这个全球系统中的丰富复杂关系都采取务实的科学态度。从方法论上给人有益的启示。
“务实方法” 其实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方面的动机与效果的综合反映。邓小平曾经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第123页） 因此，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总是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的根本标准。人们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就这个判断标准的问题，作为多次重要讲话，其中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79年，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强调：“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福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23页） 第三次是在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上，第372页） 这就是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同志本人就是坚持用这一标准来“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 的典范。在15年来改革开放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当出现对改革开放的种种非议和责难时，他总是以这个标准（或者说这个务实方法） 说服那些怀疑改革开放政策正确性的人们。
三、群众路线是邓小平哲学方法的根本
邓小平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仅在根本宗旨上坚持“一切为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的观点，而且在实践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解决。” （《邓小平文选》 1938—1965年，第206页） 这些论述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哲学方法思想的人民性。
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总是尊重实践权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热情鼓励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并善于及时概括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
这突出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深圳特区的试验、市场经济的探索等等。震撼中国的安徽省肥西县农民搞包产到户的事，就是邓小平同志及时站出来，给予农民群众以巨大的支持。1980年5月，他在同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时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什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化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进一步创造条件。” （第275页） 正是在邓小平的有力支持下，我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燎原烈火，在很短的时间席卷全国，这对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邓小平同志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又一个突出实例，是他热情支持农民兴办乡镇企业。1987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企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238页） 在邓小平同志的热情支持下，我国农村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顽强地发展壮大，目前已经吸引了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已是三分天有其一，它为农村商品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历来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把书本当教条，而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的1979年4月，当广东省委的同志提出要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时，小平同志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将特区与对外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将办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之一。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117页） 并明确提出“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小平同志大胆地作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后，十多年来，不断总结特区建设的经验，又先后提出了建立沿海开放区，海南建省建特区等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决策和设想，并形象化地把建设特区比为“再造几个香港”。他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所以创办经济特区首先是着眼于对外开放，通过建设特区来实行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的宝贵经验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特区的“排头兵” 作用将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光芒而闪耀史册。
在1992年春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回顾了这一过程，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战，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邓小平文选》 第3卷，第38项） 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 不姓‘资’。” （同上书，第372页）。在1993年，小平同志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联产承包是农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功劳是把群众的创造加以理论的概括。这种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概括群众经验和创造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邓小平群众方法的集中体现。邓小平以他的理论和实践启迪我们：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人民中，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是少数，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原载《社科纵横》 199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 994年第3期全文转载。
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
———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
董汉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