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任那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事情，带上几百块的东西到他家里去一趟就搞定了。只要他不找我们的麻烦，企业就正常运转，比起那些停下来搞整顿的企业，我们不知要好多少倍了。这都是贾红的功劳，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同学，我们还说不准要找谁呢，这可真是有人好说话啊。没有几个为你说话的人，这公司遇上点儿事难免要吃力。
公司虽说维持正常运转，可企业的资金却越来越紧张。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导致我们已经没法再用同样的钱搞到同样数量的原材料了。企业苟延残喘，职工们都瞪大着眼，总不能停下来给职工们放假，好不容易争取的机会我们不能放弃，可资金又在哪里呢？我想到了大芹，大芹不是说用到资金的时候找她吗？现在困难来了，找一下大芹总可以吧？我问贾红，贾红说可以试试。我说：“你去跟她谈，看多少利息。”贾红说：“你跟她谈吧，谈不拢的时候我再出面。”我毫无把握，当初大芹答应资金帮忙并不是冲我说的，我让贾红去找可谓是名正言顺，现在贾红却反过来了，她就不怕我与大芹旧情复发？我不好多说，先打个电话投石问路，看看大芹的反应。
谁知大芹电话里说：“搞了这么长时间了，资金还紧张啊？”我说：“企业只要运转就需要资金，不同的是迫切不迫切而已。”大芹说：“你需要多少？”“大概五十万吧。”大芹说：“十万八万的还好说，这五十万恐怕有点困难。”我说：“你这财神都困难那就麻烦了。”大芹说：“不是你那个意思，原先的时候，财政预算外资金管得比较松，好挪借挪借，现在从上而下查小金库，预算外资金管得比以前严了，所以就不好弄了。”我说：“我跟贾红说一下吧，不行就不要强求，弄出事来谁都不好。”大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天财，真不好意思，你第一次向我求助，我竟没办法帮你，真是丢死人了。”我说：“大芹你别这样说，资金又不是你的，人家有规定，咱犯不着为了几十万把自己搭进去。”大芹说：“你别宽我的心了，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现在企业都很难，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万一不行，我个人还有十几万，我给你送去。”“别别别，大芹，我们这是搞公司，不能用你个人的钱，万一砸进去，后悔都来不及的。”“我不怕，我说过要帮你们，不能食言。”好你个大芹，够哥们，没想到过了这么些年，大芹还是这么义气，我的心里很是感动，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能平白无故地给别人增加负担。可当我回来向贾红交差的时候，忽然想到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于是实话实说地对贾红讲了借钱的经过，贾红马上就不耐烦了：“天财啊天财，你说你干什么去了，我估计你就会这么做的，咱们这是搞企业，动不得真感情，你说你怎么就放着机会不做让它溜走了呢？”
我说：“我没让机会溜走啊，只不过我对大芹说了几句客套话而已。”至于大芹怎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大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出浑身解数，想尽千方百计搞到资金，而这一次，却在大芹面前疥蛤蟆垫桌子腿——硬撑，我不知这是不是内心里还在护着大芹，可转念一想，这想法未免有点过于牵强，常言道人都是离自己最近，我说什么也不能置自己生死于不顾，去考虑大芹的安危吧？可我毕竟说了大话，特别是在大芹面前绅士味十足，我暗中问自己，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获得大芹的好感还是让她感到自己居高临下？还居高临下呢，借钱的事都跟人家说了，在人家面前还充什么有钱的二大爷？我真怀疑自己的初衷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得大芹的好感，不至于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显得过于潇洒，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任何儿女情长都抵挡不了求生的欲望。现实的无情最终又逼迫我回到大芹的面前，不过这次我不是向大芹个人求援，贾红让我通过大芹找一下李耕，看他那里能不能调剂一下资金，毕竟她与李耕以前熟悉，知道的总比我们多。然而，当我找到大芹把贾红的这一想法与她一说，大芹马上就叫了起来，她说：“天财啊，亏你想得出来，这件事情我是帮不上忙的。”我说：“咱们之间也只有你与他有联系，你若不出面，这次贾红肯定死定了。”大芹说：“不会吧，李耕在大同的时候，就是贾红的老领导，这点面子他能不给？”我说：“不是不给，是李耕从大同走后，电话都变了，贾红从未与他有过联系。”大芹说：“这个好办，我把他的电话给你。你告诉贾红，这事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我没法帮，我带你们去找他，不就说明我与李耕确实有一腿了？此事万不可行，郎可丰若是知道了这事，更加感到与我离婚离对了，我现在一想到这些，整个毛发倒竖。”
我没有办法，只好拿着电话号码，回来向贾红复命，贾红看了看说，也只能这样了，这事让大芹去实在是勉为其难，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李耕。我一直感到奇怪，在大同的时候，我并没有得罪李耕，那次见面他怎么对我视而不见呢？难道他的眼睛真有问题，可是他在大同的时候怎么就没问题呢？难道从大同一走他的眼睛就不行了？这家伙是不是在装蒜啊！待会儿见了面看他怎么说。
李耕就是李耕。
我们之所以对他抱着一线希望，主要是感到他在大同的时候我们之间处得还可以，只是个别的不可控因素弄得我们尴尬异常。你想啊，如果没有那点子事儿，李耕会不会意气风发，是的，他绝对是个人物。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从未想过要拿李耕的短处来掣肘他，至于他怎么想和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情。在我的脑海里，李耕还是一个比较有魄力有能力的人，不然他也不会从大同镇平步青云。现在想来，做一个大同镇的党委书记还是有点委屈了他，尽管是挂着常委，可是财政局的副局长显然要比一个小小的党委书记管得面大，何况他还兼着大检办的主任，哪个岗位吃香啊，那肯定不用问的。
临行，为了保险起见，贾红打了电话，然而李耕却不在单位，细一打听，方知道他住院疗养去了。贾红说：“正好啊，这下去看他也就名正言顺了。”我说：“什么言顺不言顺，不就是带点东西吗？”贾红说：“你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最怕人家给他送东西，东西不多一大包，招惹是非呢。”我说：“咱们给他送点钱不就得了，省得还让人家看见。贾红说：咱们是来干什么的，借钱的，有钱还借什么钱？”“这钱与钱不是不一样吗！”“什么一样不一样，你跟着我，尽量少说话，见机行事。”这个贾红，真是的，把自己搞成地下党了，神神秘秘的，这样进去非让李耕笑掉了大牙不成。果然，当我们走进李耕的病室，发现自己太小儿科了，我们那还叫生活吗？自己拐弯摸角地陪着十分的小心，到这里来看望一个病人，挖空心思地寻找礼品，可到了李耕的面前，我们那点礼品实在是拿不出手了。我浑身大汗淋漓，心突突地跳成块儿，简直就是在扇自己的耳光啊！
看看李耕的房间里吧，到处都是送来的礼品，金色的玫瑰、厚厚的信封，我们简直就是无地自容啊！李耕根本就不避讳我们，可见领导就是领导，生个病啊什么的也就有了创收的理由，而咱们却没有这样的福气。那一刻我恨不能找个窟窿钻进去，咱们感到千儿八百的已经不少了，可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那架势比损你还要命呢。如果不是李耕提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都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
当李耕得知我们资金有困难后，他马上说：“这个好办，不过这事得等我回去，写条子不好，恐怕到时候要承担点利息。”贾红马上迫不及待地叫起来：“承担点利息没什么，我们到银行贷款也要承担的。”李耕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承担利息对你对我都好交代。”贾红马上接过来：“我明白了，你放心，李书记，我们绝对按期归还。”“你要是到期不还，我可要搬到你们家去吃饭了。”“欢迎啊，李书记，我们请都请不到啊！”“玩笑，开个玩笑而已。”李耕说着站了起来，我知道这是准备送客了，就给贾红一个眼色，我俩马上退了出来。我说：“你知道李耕为什么急不可待地送客吗？”贾红说：“不知道，也可能是累了。”我说：“不是，我是深知他的想法的，我们不能再待在那里，万一闯进个什么人来，他就会尴尬了。”贾红说：“我怎么没想到呢，你看他桌上床上到处都是钱，他不避讳我们，我们还避讳他呢，万一要是有个什么事儿，他不会认为是我们说出去的吧。”“就是啊，刚才你与他谈着的时候，我试着发功对他扫瞄了一遍，你说我看到了什么？”贾红说：“别胡编乱造了，你那什么狗屁神功，捂着耳朵撼铃铛，你神经不正常啊！” 我见贾红一本正经的样子不禁一阵大笑。
我和贾红就像两个小丑，无事是不会找上门去的，他之所以不把我们拒之门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临走时从贾红那里拿去的那三万块钱。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我们知道他那么多内幕，相逢错过说不认识可以有很多理由，找上门来却是无法躲避的，他能不考虑安全的因素？现在的李耕早已不是大同时期的李耕了，二者之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腰已经是够粗的了，粗得有点让人抱不过来。
人都是在变的，李耕也不例外。现实中的李耕已经有了更高的目标，资金的动用数目也越来越大，动辄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三万五万的资金已经支不起他的眼皮了。他动用自己的关系，把小唐调到了大检办财务科，我说上阵子我怎么梦到李耕和小唐在海岛上呢，原来是早调过来了，这个梦做得可是真准啊！我不由得关心起谢晓雅的命运来，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虽说我们都在一个单元住着，可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碰到一起的时候毕竟是少数。还有郎可丰，他在做什么呢？上些日子老李打电话说，郎可丰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就不知道了，老李说你沉住气，该是你的事情别人抢不去。我一直也没有给老李打电话，反正办事处刚刚成立，各方面还得北京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在老李总算积累了点人气，可一旦真刀真枪地干就不行了，一需要时间，二要有人，我这个唯一的马前卒还兼着无数的琐碎事务，这就需要我们之间相互配合，密切协同。
也算凑巧，这时候，有一个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的年会要马上召开，老李就极力撺掇我前去参会，我说这样的会没什么意思，除了浪费时间，就是赚一肚子，很不想去。老李就说，他要接待省里的客人，我若不去我们这边就缺席了。没有办法，我只好代老李去参加，谁想在会上竟碰上了郎可丰。我感到狐疑，这是作家企业家的年会，郎可丰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是不是找错门了。事实证明郎可丰不但没有找错门，而且坐着作家企业家理事会的第二把交椅。没有想到，郎可丰业余时间还喜欢舞文弄墨，这不做个作家企业家理事会的副理事长也就顺理成章了，谁能想到郎可丰竟是文武全才呢。
纵观郎可丰的一生，最能代表其终生成就的当属他那套关于生产力的高谈阔论。郎可丰说，世上任何事情，只要没有行为就不会产生任何生产力。有人问郎可丰，破坏性的行为是不是生产力？郎可丰说，这要看破坏性行为的性质如何，正义的破坏行为必将产生积极的力量，而邪恶的破坏性行为只能产生副作用的生产力。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封建社会的行为，那就是一种积极的非常巨大的生产力；有时候一些小的破坏性行为，则有如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加减算式，正的是积极生产力，负的是无理生产力，二者加减就得出生产力之正负。至于有人说关系也是生产力，郎可丰不表赞同，他说，什么“也是”，之所以也是，就说明还有比它更好的选项。关系？什么是关系，关系就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行为则是关系的基础，没有行为能有关系吗？行为是分母，关系则永远是分子，行为永远决定着关系的走向，也可以说行为是人类最有意义的行动，没有行为的社会，一切都会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过程还不能说明这一切吗？行为是最简单、最可行、最直接的生产力，没有行为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震撼世界的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