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理论成果，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而新的理论成果体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也是一样，促使和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有客观动力的。分析这些动力，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更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回答时代课题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当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和他创立的理论时，就会看到：正是时代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时代发展推动的，回答时代课题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动力。
当今时代发展集中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大变化上：一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二是科学技术在当代世界发展和时代潮流中作用突出。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使生产力超越国界向全世界拓展，各国经济活动从相互封闭走向相互依赖，经济全球化带来高度的开放性，各种思想文化思潮互相激荡交融。这种日新月异而又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如何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面临时代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经受时代变化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巩固和坚持。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也深深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要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面向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种形势，他首先考虑的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着力解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课题，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寻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和生长点。时代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时代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根据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马克思主义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转向重视生产力理论的直接运用。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时代挑战、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正是对时代挑战的回应和对时代课题的回答。就以我国的改革为例，邓小平也是从时代的要求而思考改革的目的和意义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对此，1984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具体的说明：“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不难看出，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面向新时代回答新课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前提，回答时代课题推动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二、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居于新科技革命的潮头，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重新拉大。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严重曲折，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就成为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动力。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是在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本身就表明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的极大关注，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邓小平理论最现实的根本目的。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面临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严峻局面，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说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在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的谈话时，概括回顾了理论创立的动因和思路：由于中国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这是邓小平对创立理论的客观动因的最完整的一段论述，充分反映了总设计师的最真实的内心思考，深刻提示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强行拉动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再思考，使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搞了近30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不得不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通过全面系统地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着力解决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此，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中开辟一条新路，邓小平理论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从根本上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三、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走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路，坚持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原则。这就决定了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其原动力在实际，而不在马克思的本本。由于邓小平强调面向世界的关键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因此，无论是回答当代课题，还是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都必须落在解决好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上。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通过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实现的。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动力。我们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解放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因此，我们只能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成为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动力呢？所谓实际问题，也就是现实的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只有认识并解决了矛盾，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邓小平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从实质上讲，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方面是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过去问题的积累制约着新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是百废待举，同时又是问题成堆、问题成山。这些问题都很现实，不少涉及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是回避现实，空谈理论，还是迎接挑战，以求实的态度认真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峻考验，是真高举与假高举、真坚持与假坚持的分水岭。
邓小平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抱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去。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紧扣当代世界主题，以具体的客观条件为转移，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中，每一个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其理论生长点都源于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中，都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理论提升。比如，思想僵化的问题，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超越阶段的问题，“三步走”战略的目标问题，判断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问题，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贫困的实际出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而重新思考提出来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进行探索，作出理论概括和回答，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解决的问题越多，就运用得越好。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既是对邓小平理论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动力的科学揭示。
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因此，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结出了三大理论成果，这充分说明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实践是不断推进向前发展的。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进程中，不同时期需要解决不同的重大课题。解决了这些难题，社会产生思想认识的飞跃，就会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理论飞跃的成果都是前进的、发展的，都不可能永恒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切问题。理论飞跃本身都具有二重性：解决了先前遇到的课题，又会产生新的课题，或者先前解决了的课题随着实践的推进需要根据新的变化进行再认识，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承上，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启下，邓小平理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左”的教条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面临中断的严峻局势下，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义无反顾地带领我们党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掀起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全党全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创立邓小平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最关键的就在于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保证了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经典著作要认真读，又要写出新篇章。
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以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为转移，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和基点；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新变化为转移，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为转移，在对外开放、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总之，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具体的客观条件为转移，在不断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每一大理论成果，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