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资源的开发
湖泊是陆地地表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循环、径流动态和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中都有重要意义。我国有面积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2800多个，总面积达8万平方公里，其中淡水湖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咸水湖面积4.4万平方公里。对这些湖泊的价值，人们长期以来认识不足，而偏重于与湖争地，企图靠缩小湖泊的办法来扩大耕地。这在长江中下游人口稠密、淡水湖泊较多的地区颇为普遍。由于围湖造田历史悠久，造成湖泊加速消亡，消极后果越来越显露出来。因此，要正确认识湖泊的价值，就必须科学地评价其多方面的效益，并寻求发挥湖泊综合效益的正确方向。
1.要发挥湖泊调节江河水量、稳定径流动态、防止旱涝灾害的作用。湖泊是调节江河水量的天然水库，对于防洪抗旱，保证广大地区工农业生产安全、保证水源、保持地区生态平衡有重要意义。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这里处在东亚季风的控制之下，雨量充沛，但雨季集中，年内分布不均，年际变率较大，使水旱灾害易于发生；加之两岸多为冲积平原地带，河床比降很小，水流缓慢；两岸农田地势低洼，河岸险段很多，特别是中游，支流众多，集流面积几乎占全流域面积的2／5，水量增加特别迅速，而排泄却比较困难，因此这里最易酿成洪涝灾害。据统计，华中地区1951年～1978年的28年中，夏季发生不同程度洪涝的有12年，机率达43％；发生不同程度旱象的有13年，机率达46％。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从公元1000年开始就有“太湖溢”31次之多。1931年7月一次大水，太湖平原39.5万公顷农田受淹。1954年受灾面积达24.9万公顷。因此，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控制水旱灾害是改善生态条件、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大计，而湖泊对于控制水旱灾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拿洞庭湖来说，它吞吐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并能蓄纳从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流来的长江洪水，削减洪峰，发挥巨大的调蓄功能。据1954年7月31日观测资料，由于洞庭湖的蓄洪作用，使长江洪水流量削减了39.7％。由此往下，又有江汉湖群分别容纳两岸汇集的洪水，减少对长江的压力。在中游和下游之间又有鄱阳湖，控制江西省境的赣、抚、信、修、饶各水，削弱各河上游的洪峰，其滞洪期达1个月之久。因此，它能起到缓和长江洪水的作用。1954年6月一次最大洪峰中，由于鄱阳湖调蓄的作用，使湖口站的最大流量减少了一半。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湖泊对于保证这里广大地区的安全，保持稳定的生态条件多么重要！而围湖造田却直接削弱湖泊的这些作用。洞庭湖20年来湖面减少了1500平方公里，调蓄容积损失近100亿立方米。江汉湖群解放初期还有1065个湖泊，到1977年只剩下320多个，减少了30亿立方米的调蓄湖容。鄱阳湖前几年建堤321座，围湖面积8万多公顷。连蓄水能力严重不足的太湖也被蚕食，面积减少2.7万多公顷，从而恶化生态条件，带来长远的不良后果。由此而造成的全局损失将远远大于局部地方增加耕地的收益。另外，在枯水季节湖泊又能补充江河流量，并为沿湖地区提供灌溉水源。湖泊被围垦，必然损害抗御旱灾的能力。
2.要发挥湖泊调节气候的作用。水是自然界中比热最大的物质，水通过蒸发和水蒸气的凝结，吸收和释放热能，与环境进行着活跃的热量交换，成为热量流动和气温变化的重要调节器，能缓和气温的升降，减弱燥热和严寒，延长无霜期，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这就是“湖泊效应”。据测算，武昌东湖1米厚的水层如果水温升高或降低1℃，吸收和释放的热量为254亿千焦，可使武汉市上空100米厚的气团温度降低或升高1℃。安徽巢湖的存在使周围地区每年无霜期延长20～40天。所以1972年周总理专门召集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同志讨论保护白洋淀水利资源问题，提出一定要保持白洋淀的1.7米的水位，以利于调节华北的气候。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接连出现20℃～15℃的极低温和40℃～42℃的高温，大气环流的影响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与水面急剧减少也有一定关系。贵州西北部山区的草海1970年被排干以后，当地低温干旱现象加剧，人民群众的疾病也相应增加。而排干湖水以后，所得土地大多是石板田、烂泥田，所获甚微。后来不得不采取措施恢复草海，可见“湖泊效应”对生态系统之重要。
3.可以利用湖泊发展“水农业”。在湖泊浅水水域可发展水生经济植物，以充分利用光热资源，固定更多太阳能。水浮莲、莲藕、菱角、芡实以及芦苇等，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有的可作为牲畜的饲料，有的能提供多样的食品，有的还是良好的药材，有的是编织和造纸的原料。经营得好可以取得很高的经济收益，是多种经营的重要门路。水生植物能够吸收和富集分散在水域中的养分，作为绿肥或饲料，经过牲畜的转化成为肥料，归还农田，将有助于改善水陆物质循环，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4.湖泊是水产养殖业的基础，应建立以渔为主的高效益的水产生态系统，为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提供广阔的天地。鱼类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随环境而变，不用为维持一定的体温而消耗能量，所以养鱼成本比较低。农民俗话说：“养猪不如养羊，养羊不如放塘。”目前国际上最高水平的养猪饲料报酬约为3∶1，养鸡的饲料报酬约为2.3∶1，而我国淡水养鱼的饲料报酬则为2∶1。养鱼的饲料品质要求也远比养猪、养鸡低。如果利用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客观规律，合理搭配品种，搞好综合利用，建立起水陆联系的、农牧渔结合的有机体系，其综合效益就会更高。我国各地的湖泊有丰富的水产资源，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湖泊众多，气温较高，浮游生物繁盛，水质肥沃，饵料丰富，适于鱼类繁殖，仅洞庭湖就生息着120余种鱼类，太湖也有71种，这是发展水产养殖的良好条件。湖泊整个水域都是鱼类生活的天地，尤以近岸水面特别重要，这里水比较浅，水生植物繁多，是定居性鱼类的产卵场所和饵料来源地，因此近岸水域是水产生态系统的关键地带。而围湖造田直接缩减沿岸浅水水域，毁灭水生植物，破坏鱼类产卵场所，减少饵料来源，从而打破湖泊生态系统的平衡，使鱼产量锐减，使菱、藕、苇等水生经济植物难以繁殖。如鄱阳湖因无限制围垦，过去有保护鱼类繁殖水面5.2万公顷，现在只剩下2.6万公顷，结果湖泊内大型经济鱼类减少，鱼的浦捞量也明显下降。20世纪60年代前期，年平均捕捞量为445万担，1967年～1927年，每年捕捞量下降到35万担以下。湖北的洪湖，解放前有水面8万公顷，到80年代前期只剩下一半，鲜鱼产量则从50年代的750万公斤左右，降为1979年的230万公斤，菱角、荧实、芦苇也濒于绝迹。安徽省枞阳县的白荡湖原有水面1.2万公顷，后来围垦了2／5，鲜鱼产量即降低9／10，由年产100万公斤降为10万公斤。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围垦对水产事业的损害是严重的。
5.利用湖泊发展航运和旅游事业。像滇池，濒临昆明，是联系沿湖各县的重要水上通道，发展航运事业潜力很大。滇池北端与昆明西山毗连，风光荟萃，为旅游胜地。可惜靠近市区的滇池北部曾经被大片围垦，水域南缩，不但登上大观楼已经望不到滇池，即使在西山北段风景道上也难以眺望滇池了。这对一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很可惜的，对发展旅游业来说更是一大损失。最近我们看到已被围垦的一部分湖区重新复湖，湖面向北延伸，建立起水产养殖业的基地，自然景观有所改善，这是令人高兴的。
6.开发利用咸水湖泊的矿产资源。我国内流流域咸水湖泊众多，蕴藏着丰富的盐类化工资源，如食盐、钾盐、镁盐、锂盐和硼等。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食盐总储量约为600亿吨，若以此为材料，可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架一条6米厚12米宽的盐桥。察尔汗盐湖有5000多平方千米，资源储量价值可达12万亿元。青藏铁路有一段就是铺设在察尔汗盐湖数十公里结壳盐桥之上。这些资源应在全面规划、严格管理的情况下积极开发利用；同时应防止对资源的破坏。
7.要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正确解决围湖与复湖问题。对于围湖造田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历史上确曾存在过比较适于围垦的地区。一般说来，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洲渚滩地，如果已经长年高出水面，只在多年一遇的洪涝之年才偶尔被淹没，筑堤可以防洪，开渠可以自然排水，这样的地方围垦之后能够成为良田，在水利工程保证下生产比较稳定，甚至能成为重要的粮棉基地。比如，洞庭湖湖面最大时超过现在的湖面两倍多，后于元代开调弦口（已于1958年堵塞），清代藕池、松兹又相继决口，大量分泄长江洪水，泥沙迅速淤积，湖水变浅，陆续出现枯水期高出水面的沙洲，再经洪水反复淹没淤积，终于淤成大片常年高出水面的滩地。由于洞庭湖枯水与洪水水位可以相差10米，洪水淤成的滩地就可以高出常年水面数米，这样的滩地多年不被淹没，调蓄洪水的意义已经不大。这种湖泊缩小以至消亡的过程削弱调蓄洪水的能力，是一种不利的自然演变过程。假如人们还无力从控制水土流失、疏浚湖泊或综合整治等方面采取措施扭转这个过程，湖滩就必然扩大。湖南省的整个南县就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淤积出来的。这些地方能够建立自然排水体系，筑堤防洪也是可能的，因此适于围垦。
又如太湖流域，湖面在历史上几度扩展与收缩，到9世纪升渠导水入江，10世纪初吴越置撩浅军，专司疏通入江入海河道，太湖湖群水位普遍下降，形成大片常年高出水面的滩地，同时在这些滩地“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或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而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这样就形成比较完整的水网系统和防洪设施，后人形容这些塘浦形式的圩田，“可以导田间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归，而潴者皆有肝泄。”很显然，这样的地方也是适于围垦的。
但是随着湖面的收缩，围垦的增多，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洞庭湖自解放以来，太湖自宋明以来，适于围垦的地方多已围垦，人们纷纷直接向湖盆进攻。圩田排水困难，防洪没有保证，生产极不稳定，湖泊大量消失、收缩，严重削弱了它的综合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围垦已经弊大于利。因此，现在必须把保护湖泊资源，有计划地放弃低产湖田，恢复湖泊水面，把发展水产产业放在重要地位。一些地方这样做都收到了良好效果，繁荣了湖区经济。
湖泊资源的保护
湖泊资源是在地质、地貌、水文、化学、生物等各种自然因素长期互相作用下形成的。自然因素的区域差异导致湖泊资源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利用的对象和利用的方式，也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中国外流湖区的绝大多数湖泊为淡水湖，湖水能够外泄，水量也比较丰富，湖泊具有蓄洪、排涝、灌溉、航运、工业给水、发展水产和滩地垦殖之利；有的湖泊还兼具水力资源，能引水发电；不少湖泊景色秀丽，是疗养和游览的胜地，如著名的旅游湖泊——西湖、太湖、东湖（武昌）、大明湖（济南）、滇池和日月潭等等。中国内流湖区多盐湖和咸水湖，湖泊补给的水量不足，湖泊资源的利用主要是开采盐湖中的盐、碱等无机盐类。在某些含盐量不高的微咸水湖中，如青海湖、纳木湖、呼伦湖、博斯腾湖和岱海等，仍可从事渔业生产。
从总的来看，中国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主要应做好3个方面：
1.湖泊滩地利用与合理围垦。湖泊水位具有季节性的变化，而湖泊滩地就是界于湖泊高低水位之间的一个季节性积水地段；因受泥沙和生物残体年复一年的沉积，由近岸带向湖心逐渐伸展，不断扩大其规模。汛期湖水水位上涨、滩地淹没于水下，水深约1～2米；枯水期水位退落，滩地出露。湖泊滩地平坦，土质肥沃，土层深厚，灌溉便利，是良好的土地资源。
湖泊滩地的利用，以围垦种植最为常见，规模亦大，是湖泊滩地利用的一种主要方式。所谓围垦，就是在湖泊滩地上选择有利地段，筑堤拒水，将堤内的滩地辟为农田。有的湖区称之为围田，有的则称之为圩田或垸田。中国以湖泊滩地为对象从事开垦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殷末（公元前11世纪）有周人泰伯从北方南徙。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原住陕西岐山附近，他为了成全父意，主动让位于三弟季历和季历的儿子——文王昌，同二弟仲雍一块离开了周国，到了当时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太湖地区，定居于苏州、无锡间的梅里，把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垦殖湖滩洲地，并开泰伯渎，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湖区垦殖土地和兴修水利的最早历史记载。之后，于春秋末期，因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增加，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生活在湖区的人民不得不与湖争地，湖滩地开垦利用的规模日益扩大，由起初比较原始的直接开垦利用发展到筑堤围垦，有的已达相当规模，其中以位于今江苏高淳县境内的“相国圩”最为著名。该圩在固城湖西侧，水阳江的右岸，为吴人所建。史籍记载：“相国圩周四十里，为吴之沃土，后吴丞相（文）钟有宠于君，因以圩赐之，故名。”与相国圩同时代兴建的，还有范蠡在太湖下游长泖地区建造的围田。汉代及三国时期以后，北方遭受长期战争的破坏，人口南迁，太湖地区不断围垦。东晋时期北方战乱又起，国都南迁；接着南朝宋、齐、梁、陈均建都于南京，历时的270年（公元317年～589年）。在这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封建统治集团为了搜刮更多的财富，以应军政开支，奢侈用度，不得不重视农业和水利，于是围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及至唐末和吴越钱氏时期，则形成比较完整的围垦和农田水利相结合的水网圩田形式。这种圩田，相隔5～7里有一纵浦，相距7～10里有一横塘，利用开塘挖浦所取的泥土来修筑堤岸，塘、浦、田有规则的排列，宛若棋盘。这是湖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蓄泄并筹，排灌兼施的水利系统和方格化的农田布局相结合的湖泊滩地围垦方式，可与关中的郑国渠和四川的都江堰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