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虽存诗不多，但却诸体皆备，而且各体都写得不错。苏洵的四言诗具有古朴简直的特点。如《有触者犊》（卷一六）。大意是说，牛天生有角，有角必然有触；既然恶牛之角，何不“索之笠”？韩琦、富弼对苏洵比较激进的革新主张不感兴趣，对其尖锐的批评更不喜欢，《有触者犊》一诗，正反映了当局者对其触角之厌恶，以及他对当局者的愤愤不平。诗中多用反诘句，简劲有力，强烈地表现了苏洵坚持其主张的精神。
五古如《欧阳永叔白兔》（卷一六），是嘉佑元年苏洵与欧阳修交游时写的。前八句写兔被擒和笼养的经过：“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禽兽乱衰草”的“乱”字，活画出了在“飞鹰”搏击下，飞禽走兽拼命奔逃的景象；“颠倒”二字写出了禽兽被擒被杀的痛苦挣扎之状。在这种背景下，白兔未被杀而被笼养起来，当然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是，被长期拘留，野性被矫正得驯顺可抱，对白兔来说也是可悲的。中六句云：“贵人织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此写白兔的本性，好山林穴处，成群奔窜，在平野上形成一片白色。现在身处贵人筠笼，这一切都不可得了。最后四句借猎夫之口，笑白兔不自匿而被长拘，没有月中白兔骑着蟾蜍捣药自由：“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异质不自藏”，“自匿苦不早”，就是全诗主旨。全诗结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算得上一篇佳作。
七古如长题诗《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记）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卷一六）。全诗可分三层，第一层写他想迁离四川：“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在这里，苏洵一方面肯定了四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又指出四川山水局促，四周险要，交通不便，几乎与外界隔绝，难以有为。第二层写他看中了嵩洛之地，这里平原辽阔，嵩岳秀丽，人才济济：
“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最后一层盛赞蔡景回弃官移居上蔡，表示自己也决心移居嵩洛：“闻君厌蜀乐上蔡，占地百顷无边隅。草深野阔足狐兔，水种陆取身不劬。谁知李斯顾秦宠，不获牵犬追黄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当吾庐。”李斯（？-前２０８），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入秦，佐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官至丞相。秦二世时被赵高所谗杀，临死时感叹欲牵黄犬，逐狐兔于上蔡东门而不可得。上蔡人李斯贪恋官禄而不得重返上蔡与蜀人陈景回弃官归隐上蔡，构成鲜明对比，而以“行看嵩少当吾庐”作结，对陈景回的仰慕之情溢于言外。全诗曲折多姿，方说西蜀民殷物阜，又说“厌倦思移居”；方说嵩山之可爱，又说陈景回的“厌蜀”；方说陈景回“乐上蔡”，又说李斯的后悔之词。全诗波澜起伏，若断若续，活泼跳荡，情致委折。
在近体诗中，苏洵以七律作得最多，其中以《九日和韩公》最有名，堪称洵诗的压卷之作。治平二年（１０６５）的重阳节，苏洵参加了宰相韩琦的家宴，回来后写了这首诗：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诗的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礼院编纂，曲台指他所任职的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七八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全诗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
第二节 文坛全材苏轼
一、“经纶不究于生前”
苏轼（１０３６-１１０１）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苏辙之兄。十岁时，苏洵宦学四方，母程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曾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轼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固不能为滂母耶？”轼奋厉有当世志。母喜曰：
“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因其他人的应试情况多不完备，而苏轼兄弟的应试之作多数存世，为了解嘉佑二年贡举的具体情况，故不避文字繁复，对其应试情况详介如下，以补正史之不足。嘉佑元年（１０５６）七月，朝廷以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宋敏求考试开封举人，苏轼兄弟与林希、王汾、顾临、胡宗愈应开封府解，同试于景德寺。他们都不是开封人，都是“高考”移民。今天不是有人反对高考移民吗？其实，高考与贡举一样在于得人，少点清规戒律也许更有利于得人。榜出，袁毂为第一，苏轼居第二。嘉佑二年正月以欧阳修等权知贡举或同知贡举。苏轼兄弟试于礼部，江休复云：
“嘉佑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高廪诗》。”苏轼应试诗还存世（卷四八）：“颂声歌盛旦，多黍乐丰年。近见藏高廪，遥知熟大田。在畴纷已获，如阜隐相连。鲁史详而记，神仓赋且全。
舂人洪蓄积，祖庙享恭虔。圣后忧农切，宜哉报自天。”所试论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这篇仅六百余字的文章中初步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政治国的思想，即“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他主张要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有一不善，从而罚之”。但又强调“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奖赏有拿不稳的地方要奖赏，惩罚有拿不稳的地方就不要惩罚，所谓“赏疑从与”，“罚疑从去”，“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因为在他看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赏重了，“不失为君子”；而罚重了，“则流而入于忍（残忍）”。梅圣俞读到这篇文章，觉得“有孟轲之风”，把它转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惊喜以为异人”，准备以这篇文章为第一。但又怕是他的学生曾巩的文章（宋代实行糊名考试，未揭晓时，不知作者），为避嫌疑，才作为第二名。接着礼部复试，苏轼又以“春秋对义”获第一。三月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苏轼应试的诗、赋已佚，论即《苏轼文集》卷二所收《御试重巽以申命论》，所论仍是他的仁政、渐变思想。三月十一日赐礼奏名进士，苏轼中乙科，苏辙亦及第。
四月七日母程夫人卒，于是三苏父子匆匆返川丁忧。嘉佑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复对制策，入三等。六年，应制科试，献《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系统阐述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二月召试秘阁，直史馆。三年四月，苏洵卒，返蜀居丧。熙宁二年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四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七年，移知密州，改徐州。元丰二年三月，改知湖州。七月，遭遇“乌台诗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七年，诏移汝州团练副使，乞常州居住。八年，神宗去世后，复朝奉郎、知登州。到官五日，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元佑元年，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年，复除侍读。三年，权知礼部贡举。因遭新旧两党夹击，四年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
六年三月，复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八月，出知颍州，徙知扬州。次年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又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擢礼部尚书。八年，出知定州。绍圣元年，坐讥刺神宗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又责贬惠州。四年再贬儋州。徽宗继位，遇赦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高宗即位，追谥文忠。苏轼着述甚夥，诗文合集有《苏东坡集》、文集有《苏轼文集》、诗集有《苏轼诗集》，词集有《东坡乐府》，历代反复刊刻，版本颇为复杂。事迹见苏辙《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宋史》卷三三八本传等。
二、“师皇坟”而“旁资老聃、释迦”
苏轼思想颇复杂，儒释道兼容，但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
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是三苏父子儒家思想的共同特点。苏洵、苏轼、苏辙的文集中都有《六经论》，而苏轼文集里的《六经论》（卷二）与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四的《六经论》内容全同。《栾城集》为苏辙自编，苏轼集多为后人所辑，当以苏辙自编者为准。苏轼的《中庸论》、《苏氏易传》是他对儒家思想的集中阐述、中庸思想对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苏轼在《中庸论下》（卷二）中说：“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他认为有的人“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原因不在于“信道之不笃”，或“力行之不至”，而在于“得其偏而忘其中”，即不能保持中庸。他正是从中庸思想出发，既反对守旧派的因循守旧，又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提出了他自认为符合中庸之道的革新主张。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他主张“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在择吏问题上，他主张“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既要防止失于仓促，又要防止请托之风；在丰财问题上，他既主张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又强调“节用以廉取”；在强兵的问题上，既反对“岁以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又强调“深戒用兵”，反对“构隙四夷”；在对待人民态度的问题上，他一面主张“磨刀入谷追穷寇”，坚决镇压人民的反抗，一面又“洒涕循城拾弃孩”，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总之，苏轼政治主张的特点就是《札记·中庸》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他力图防止过或不及，力图保持中庸之道。他是主张革新的，但强调改革要“求其分义，务适厥中”。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东坡易传》称其“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
这就是说，《苏氏易传》在观点上接近王弼。王弼是西晋着名的思想家，他的《周易注》一扫汉人的象数之学，而开始了对《周易》的义理阐发。《苏氏易传》“推阐理势”，同王弼的偏重义理分析是比较一致的。但苏轼与王弼也有不同，这就是王弼“惟畅玄风”，而苏轼之说“多切人事”。“多切人事”四字，确实是《东坡易传》的特点和优点，它对《周易》的很多分析，都是直接为论证其政治主张服务的。而且，苏轼以文豪解《易》，自然是“文辞博辩”，“言简意明”，“足以达难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中庸思想在《周易》中就表现得很充分，其谦卦象辞说：“地中有山，谦。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苏轼阐释道：“裒，取也。一之为名，生于过也。物过然后知有谦。使物不过，则谦者及其中尔。
过与中相形，而谦之名生焉。圣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实则反中而已矣。地过乎卑，山过乎高，故地中有山。谦，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谦也；寡者益之，亦谦也。”（卷二）谦是《易经》中六十四卦之一。本来是山高地卑，“地中有山”就是卑下中含有崇高，取其中叫谦；取多的以增益少的，使物之多寡得其平而均其施，也叫做谦；谦就是使物不过，就是“反中”，就是“不敢为过正之行”（卷三）。苏轼还研究了不能“守中”的原因：“知之未极，见之不全，是以有过。”（卷七）。也就是说，认识的片面性，不能全面地把握矛盾双方，是产生“过正之行”的重要原因。苏轼还指出：“夫无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则有所忽。忽者常失于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后；既失之，又惩而矫之，则终身未尝及事之会矣。”
（卷八）这就是说，那些轻率的人（“忽者”）常常失于太早，超越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而那些畏首畏尾的人（“畏者”），又常常“失于太后”，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出现这种过与不及的情况后，他们又来矫正，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是“终身”不能“守中”。
苏轼在义利观上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和精辟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