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总是在多方面吃亏，但傻人自有傻福，关键的时候，“傻气”会让他高大起来。
徐悲鸿诚助“二石”
在中国画坛，生长在南方和居住在北方的现代画家傅抱石、齐白石被称为南北“二石”。傅抱石是中国杰出的山水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画院院长，他和关山月合作，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江山如此多娇》大幅壁画。他还为郭沫若的《屈原》一剧设计过服装，同时又擅长金石篆刻，是个多才多艺的画家；齐白石是尽人皆知的国画大师，他独具特色的艺术珍品作为国家的宝贵文物享誉中外。而他们的成名，是与画坛伯乐——徐悲鸿的发现和扶植分不开的。
徐悲鸿以中国卓越的画家着称于世，他画的马驰名世界，但许多人却不知道在他58岁的一生中，他把美术教育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创作放在第二位，从事美术教育工作30多年，把美术教育作为他毕生坚持不懈殚精竭虑的事业。
1931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带学生到庐山写生，归经南昌。这年，近30岁的傅抱石正怀才不遇、湮没于陋巷。傅曾是制伞工人，完全靠自学成才。当时正在一所小学代课的傅抱石，有一天到寓所拜访徐悲鸿，他拿了几块图章和几张画。徐悲鸿发现图章刻得很好，又看他的画气势不凡，就要他再拿些画来，并留下他的地址。
第二天，徐悲鸿回访了傅抱石。傅抱石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听徐悲鸿说：“你前途无量，应该去留学，去深造。”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
徐悲鸿为傅出国四处奔走，争取资助，他找到当时的江西省主席，拿出自己的一张画，说：“这张画留下来，就算你们买下的，南昌出个傅抱石，是江西的荣誉，你们应该拿钱，让他深造。”省主席只好同意出一笔钱送傅抱石去了日本。
1929年，蔡元培推荐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在北平，徐悲鸿意外地发现了齐白石的作品。齐白石当年已66岁，但他的艺术横遭画坛保守派的排斥。当时北平美术界很保守，北平艺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掌握在保守派手里，画必称“四王”(清初画家王时敏、王原祁、王翚、王鉴，他们一味崇古，趋于程式化，缺乏艺术应有的生活气息)，学必循《芥子园》(清代广泛流传的中国画基本技法图谱)，教学改革为保守派所不容。
齐白石30多岁尚未步入画坛，只是个匠人，57岁时为避战乱来到北平，以卖画为生，并无人问津。他“衰年变法”，闭门十年，
大胆突破传统手法，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美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徐悲鸿到北平，一眼就看准“衰年变法”的齐白石，认为66岁的齐白石“在中国画坛仍然是一匹能够奔驰的千里马”。他两次登门邀请齐白石为“北艺”教授，没有得到老人的同意，又第三次去邀请。他的诚意和苦口婆心的说服，感动了老人。徐悲鸿亲自驾车接白石老人踏上了学院的讲台。他对学生讲：“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徐悲鸿为齐白石办画展、编画集，还亲自为画集做序。
后来，徐悲鸿又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告别北平时，齐白石画了一幅《月下寻归图》送给徐悲鸿并题诗一首：“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二人分别后经常互赠诗画，成为莫逆之交，感情十分深厚。
能忍辱负重之人，才有机会到达三公的高位。
田家英忠诚守信
田家英同志，于1948年为毛主席当秘书，历时18年。他多年来在领袖身边，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竭心尽力，诚实守信，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晚年在病中奉诏南征时留下的悲壮诗句，也是田家英同志的座右铭，更是他一生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写照。
田家英同志的一个特点是默默奉献，甘做无名英雄。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工作的繁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多年来凡是毛主席需要他做的，事无巨细，他都尽力而为，兢兢业业。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受命某项工作，处理信访直至“掌玺”，保管存折。这些琐碎、幕后的工作不知耗费了田家英同志的多少心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开幕词不过两千多字，据记录曾被34次热烈掌声所打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算开幕词中的精彩段落，曾被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主席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的另一个特点是正直坦白，真诚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全国解放伊始，群众出于对领袖的无限信赖，给毛主席的来信雪片般飞来。田家英对每封来信，都仔细收看，并择要送呈毛主席。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不知替他处理了多少封人民来信。他认为这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重要的联系渠道。毛主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田家英一人已无法处理每日成百上千封人民来信。田家英为此写了专门报告，建议各级领导机关应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经毛主席的批示后，全国各地都逐步建立了信访机构，其间凝聚了田家英同志忠于人民的一片真情。
田家英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还表现在他表里如一，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同志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有看法的。当彭德怀受到毛主席的激烈批判以后，田家英同志没有“见机而作”。他集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表示过，他如果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险些使田家英陷于灭顶之灾，只是由于刘少奇同志的保护，才使其幸免于难。
田家英同志的再一个特点是忠于真理，刚烈不阿，虽死不渝。文革初期，在一次整理毛主席谈话纪要时，田家英同志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也出于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评论的一段话，这终于被对田家英早已不满的江青、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江青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着作”！田家英随即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胸无城府的田家英，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悲愤之下以死相抗，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喜福堂”自缢而死，年仅44岁。英年早逝，正值生命之花茂盛之时，死时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并把心爱的手表从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继邓拓之后，田家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屈死者。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即田家英含冤离世的14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田家英同志的追悼会。悼词热情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田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诚信为做人之本，正派是处世基石。
竺可桢勇于坚持真理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着名的气象、地理学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求实的道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他科研工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他的一生始终信守这一准则。
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几乎成为中国全民信奉的信条。竺可桢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坚持在真理面前，敢说真话，从不盲目崇拜。竺可桢以他深厚的科学素养感觉到，不宜笼统地宣传“人定胜天”的观点，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一味蛮干，那么人不仅不能胜天，反而要破坏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有不少地方不讲科学，用土枪土炮轰击云层，以达到人工消除冰雹的目的。竺可桢经过深入调查，看出这种做法耗资甚大而收效较小，因而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必须对雹云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不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动员群众以土法消雹的做法，纯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敢于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力排众议，不怕冒着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罪名，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竺可桢和着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力主中国人口问题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提出管制生育已是当务之急。
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大悲剧。当年，竺可桢对一些地区，大批开垦荒地荒山，不顾水土大量流失的做法，也提出过批评建议。
竺可桢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在我国科技界和其他方面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诚实可信，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于并乐于改正过失。在学术讨论和日常工作中，他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虚心听取，认真正确对待。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他人批评。
竺可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科研精神、为人处事诚实守信的品格，永远长存在人们心中。
以实待人，非惟益人，益已尤人。
傅震实践诺言
傅震是1989年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他自从选择了医生职业，就暗暗立下了要以自己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诺言。
他1968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到南京医学院学习脑外科专业。毕业后，在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脑外科工作。
1988年，傅震通过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教委录取后派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院进修深造的。杜塞尔多夫背靠原始森林，莱茵河绕城而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傅震无暇游览这异国的美丽山水和旖旎风光。每到周末，人们都是游玩娱乐，只有他一人在灯下苦读。
198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西德神经科协会主席、世界着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博克教授，指着一个患“转移性脑肿瘤”病人的脑袋。问中国进修医生傅震：“肿瘤位置在哪？请你标出手术区。”傅震根据CT片和临床经验，胸有成竹地回答：“右额部前方，离脑表面三厘米。”同时并在患者头部标出了手术区。转移性脑肿瘤只有指甲般大小，要确定具体位置和深度是很困难的。“不，在右额后方！”博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气加以否定。“右额前方！”“不对，肯定在后方！”互不相让的大声争执吸引了许多医生、护士。一个刚来一个多月的中国进修生，竟敢和德国脑外科权威争辩，而且那么自信，人们要看看，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博克教授叫护士长取来“扇形超声波”。几次来回扫描，清楚地显示出傅震标出的位置十分准确。博克满意地笑了，医生、护士们流露出惊讶、钦佩的神色。实际上，这是博克有意考一考傅震。手术一结束，博克教授立即向德国卫生部和州政府报告。为傅震申请“行医执照书”。这在德国是颇不容易的事。一个月后，他又被德国医学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次年初，博克教授主动对傅震说：“傅，你的签证二月份就到期了。留下来吧，每个月奖学金五千马克。”博克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中国进修生。教授的助手也多次试探地询问傅震，是否打算将妻子接到西德来。傅震谦虚刻苦、又不迷信盲从的诚实可信的品格，给博克和其他医生、护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克教授劝他留下后的几天，他便收到西德医学会寄来的信件和表格，提醒他签证即将到期，只要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即可办理延期手续。紧接着，杜塞尔多夫大学人事部又给他一张延长签证的通知。博克教授和其他朋友再三提醒他，千万别错过机会。其实傅震何尝不知道，留下来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要比国内优厚得多，只要延长一年，自己行医，就可挣十多万元。何况这又是政策允许的。可他还是拿定主意，将按期回国的打算如实告诉了博克教授。博克非常吃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决定了去向。爱才的博克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到傅震回国这天，博克教授开车将傅震一直送到三百多公里外的法兰克福机场。
傅震回国不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7月初，博克来信说：1994年5月将在西德召开世界神经外科会议，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再去德国。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国外每一万人就有一名脑外科医生，而十一亿人口的中国，仅有四千名左右。当初自己毅然按时回国，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报效祖国，怎能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远走高飞呢？
从德国进修回来，他如虎添翼，把许多脑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归国后一年里，他作了五十多例脑动静脉畸形、颅内动脉瘤等难度大的手术，成功率为100％。1990年3月，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1月，傅震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人员”奖状和证书。在傅震的心目中，他想到：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奉献，而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诚实是一个人得以保持的最高尚的东西。
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五十年代，王季思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辞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到元代散曲杂剧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