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马睁开眼睛，眼前黑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哪儿，为什么在这儿———他们说，电话随时可能打过来。刚过凌晨三点。电话打过来了，布尔加诺夫的声音沉重而疲惫。他告诉他什么时候，在哪儿。布尔加诺夫开始指手画脚，但迪马让他闭嘴。
“我知道在哪儿。”
“别他妈的搞砸了，OK？”
“我不会搞砸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请我的原因。”迪马挂上了电话。
四点四十，选这个时间用一箱子钱换一个女孩，真是蠢到家了。但这又不是他做主。“记住，你只是送快递的而已———”布尔加诺夫咽下痛苦，这样告诉他。
迪马给柯罗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过二十分钟到。他冲了个凉水澡，强迫自己保持完全清醒，最后一点睡意也被赶走了。他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喝了一杯“红牛”。早餐可以等事情完了再吃。他最后一次检查了手提箱，钞票看上去非常妥当：美元，五百万，用热缩袋紧紧包着。垄断巨头千金的价码已经涨了。布尔加诺夫想要用伪钞，但迪马坚持———不要玩花样，否则他就不干了。这对金主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对他来说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他知道，阔佬也可以非常小气———尤
其是那些老头子，前苏维埃的遗老。不过车臣人已经定了价，把手指甲寄过去的时候，布尔加诺夫瘫了。
迪马穿上棉衣。没有穿防弹服：他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防弹衣会让自己行动不便，而且对方如果想干掉你的话会直接瞄准脑袋爆头。也没有带手枪，更没有带刀。交易的时候，信任就是一切。
他在前台把钥匙卡交出去了，昨天晚上已经买好单。前台小姐没有笑，只是盯着他的包。
“要出远门？”“希望不远。”
“欢迎下次早日光临。”她可没那么相信他的话。
街上还是阴沉沉的，没有人，只有一堆堆的脏雪。他喜欢刚刚下雪的莫斯科：积雪擦去坚硬的棱角，盖住灰尘和垃圾，有时候也会把醉汉埋在下面。可现在已是四月份，硬邦邦的干雪紧紧贴在蜿蜒的人行道上，和当年他们在军校的时候防御工事上的雪一个样。远处高耸的灰色大楼消失在低矮的云雾中，也许冬天还没有结束。
一辆破烂的宝马驶入视野，光滑的冰面上映出暗淡的车灯，车子在他面前颤抖着停下来的时候，轮胎还稍微打了滑。这辆车看起来就像几个人被迫各自捐出一部分车体再焊到一起，像是一个汽车版的弗兰肯斯坦。
柯罗尔冲他笑了笑：“希望这辆车能让你想起逝去的青春。”
“哪一块青春？”
迪马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提醒自己缅怀过去：只要他一闲下来，旧时光就会奔涌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永远不让自己清闲下来。柯罗尔下了车，弹开后备箱，把迪马的包包扔到里面，
而迪马坐到了驾驶座位上。泡菜味和烟味弥漫在车子里面———三驾马车牌。你永远找不到柯罗尔不抽烟的时候。他特别喜欢俄罗斯烟草中特有的尼古丁香味。迪马看了看后面，后座已经卸下，只放着一个睡垫，几个快餐饭盒和一支AK－47突击步枪———要想活着，这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柯罗尔爬进车子，看到迪马的脸色不太好。“你就睡在这车子里？”
柯罗尔耸了耸肩膀：“她把我踢出来了。”
“又把你踢出来了？我以为你会吸取教训的。”
“我的祖辈可是住在帐篷里的。你看我已经有些长进了。”
迪马觉得柯罗尔的蒙古族游牧血统对他的家庭生活有不小的影响。不过他俩其实都心知肚明，其实有其他的原因，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太多，看过太多，杀过太多。特战队训练他们为一切情况作好准备———除了普通的生活。
他朝后座点了点头。“卡提娅是有生活标准的。”他朝车里看一眼，“否则，说不定哪天就决定继续和绑匪待在一起。”
迪马挂上挡，车子摇头摆尾地开动了。
卡提娅·布尔加诺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自己的柠檬色玛莎拉蒂里面被劫走的。这辆车仿佛就是在发动机罩上写上“我老爹很有钱！你们快来抓我吧！”几个大字。保镖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太阳穴就中了一枪。有位目击者说，这是个挥舞着AK－47突击步枪的十几岁女孩干的。另外一个目击者说是两个穿黑衣服的女人。现场看到的就是这样。迪马一点也不同情卡提娅或者是她老爸。但布尔加诺夫也不需要同情，而且想要的不仅仅是把女儿弄回来。他想要的是让他女儿回来，然后复仇，给黑道一个姿态：没有谁能和老子对着干。你们又有谁能比迪马·马雅可夫斯基更狠呢？
布尔加诺夫之前也是特战队员。他们那一拨人一直在隐忍，然后在叶利钦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各展所能，狠捞了一票。迪马瞧不上他，不过不像对其他那些事无巨细都要管的人一样鄙视。他的前一个老板库什臣曾对他说：“迪马，你不该玩这个游戏的。你应该表现出自己比较克制。”
迪马从来不克制自己。1981年他被派往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那是他第一次被委派出去。他发现自己的站长准备叛逃英国。迪马自作主张找了个机会把他干掉了。之后站长就被人发现漂在塞纳河上。警察认定这是自杀。可主动行事并不一定能得到赞赏。太多上面的人觉得他干得太漂亮，不过动手太早，所以他就被扔到伊朗革命卫队去做教官。在接近阿塞拜疆边界的大不里士，两名新兵在他值班的时候强奸了一名哈萨克外籍工人的女儿。他俩都只有十七岁，而受害者比他们还小四岁。迪马把整支部队从床上拽起来，离那两个新兵站得很近，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这两个人的太阳穴上都挨了两枪，随后队伍的纪律就严明多了。在占领阿富汗的阴霾年月里，有一次他看到一名苏联正规军士兵打开一辆车的车门朝里面开火，里面全是法国护士。没有理由———也许他那个时候脑子进水了。迪马把子弹送到下士的脖子里，那名下士倒下的时候枪还在发射子弹———曳光弹在天空中扫出一个流星似的长弧。
如果他能总结一下自己的话，也许他现在依然还是一名特战队士兵，作为对多年奉献与冷酷工作的回报，在一个干净的岗位上，说着自己的母语，更不要说还有机会唤醒一点人性。但所罗门在1994年叛逃了，迪马的名誉也就此完蛋。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他能不能有点先见之明？那个时候，没有。可能只是事后诸葛亮。唯一的慰藉是———他又可以扎到酒桶里，
而那就是最困难的任务。
凌晨四点钟的街道依然空荡荡的，就像他们小时候一样，那个时候街上整天看不见人。莫斯科宽阔的大街上挤满了豪华的进口越野车，显得很狭窄。他们需要排队才能上克里姆斯基桥，前面一辆别克挡住了一辆破破烂烂的拉达。拉达的门开了，两个小伙子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撬棍。这儿看不见警察。两个醉鬼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互相搀扶，脑袋碰在一起，就像是连体婴，哈出来的气在冰冷的空中飞舞。他们走到宝马车旁边的时候停了下来，朝里面看。他们都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实际年龄可能不到五十，但酗酒和粗劣的饮食毁了他们的面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很多。标准的苏维埃脸。迪马感觉到了强烈的敌意，不过那两个人可不知道。一个人说了话，隔着玻璃听不清，但迪马读懂了唇语：“移民。”
柯罗尔拍了拍他的肩膀：变灯了。“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柯罗尔告诉了他，哼了哼。
“很好。那儿的人都把窗户上的玻璃卖掉了，所以政府用胶合板挡住了窗户口。”
“资本主义。每个人都是生意人。”
柯罗尔岔开话：“事实就是，莫斯科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其他哪个城市都多。二十年前这儿根本就没有亿万富翁。”
“是啊，但阔佬们也许不在这儿。”
他们开车经过一排排火柴盒一样的公寓楼，这种楼房是工人天堂时代的遗迹，现在里面只有瘾君子和半死不活的吸血鬼。
“真像是巨人坟场的墓碑。”柯罗尔说。“别给我玩诗情画意，老子是粗人。”
路边有一辆四脚朝天的伏尔加，车顶贴着地面，就像是一
只仰面朝天的甲壳虫。还有一辆奔驰，车厢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他们的破宝马就停在了这两辆车中间，三辆车看起来很般配。
他们下了车，柯罗尔打开后备箱盖子，伸手去拿包，迪马把他推到一边。
“小心你的后面。”
他从后备箱取出包，把包上的轮子撑到地上。“包儿挺大的。”
“很多钱。”
迪马把手机递给柯罗尔。柯罗尔拍了拍肩膀，他的Baghira
手枪就塞在枪套里。
“你准备什么都不带就过去？”
“他们很可能搜我的身。而且，这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
“哦，你想当个好汉，为什么你不说呢？”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表情好像是说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二十分钟。”迪马说道，“如果超过二十分钟———就过来接我。”
电梯早就坏了，门半开着，一辆坏掉的购物车挡在电梯门口。迪马压下箱子的拉杆，拎了起来。楼道散发出一阵浓烈的尿臊味儿。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这座楼里就会有人放说唱乐，有人吵架，还是很有生气的。如果发生了交火，也没有人会听到，甚至也没有人在乎。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走了过去，塌鼻梁，瘪瘪的面颊，迪马认出这是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典型症状。他的风衣口袋里露出一支手枪的枪把，白色的手上文着一条龙。小孩停下脚步，先是盯着包包，然后看着迪马，好像在想些什么。迪马想，这就是后苏联年轻人种出的花朵。他开始怀疑不
带枪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个小男孩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迪马敲门的时候，公寓的金属门发出沉重的钝响。没人。他又敲了敲门。终于，门被拉开两尺，两支洞黑的枪口伸了出来，在这儿就相当于门口待客的擦鞋垫了。迪马向后退了一步，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装钱的箱子。枪口后面的两张面孔都戴着滑雪面具，他们两个向后退了一步，让迪马进去。房间里是黑黜黜的，桌上的蜡烛宛如鬼火，空气又热又干，萦绕着烧烤食物和汗臭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