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津巴布韦饱受搜寻黄金及珍贵古物的探险者的劫掠。起初，当地的英国南非公司对这种随意搜索行动并不特别反对，只要求分享部分利益。大津巴布韦遗址尤其惨遭破坏。1920年，该公司聘请一位名叫理查德·霍尔的英国记者担任遗迹管理员。霍尔的工作性质应该是“保存各项建筑”，但他说成是清除“土著卡菲尔（班图）族人占领该地时留下的污秽废物”。霍尔是津巴布韦源于“古代东方人”学说的绝对支持者，他原打算以此为契机，写几本关于旅游方面的书籍。津巴布韦政府也打算坐收旅游业带来的利润。霍尔开始大肆挖掘，他与本特和斯旺不同，他挖掘了的层面深及好几层沉积物，因此破坏性更大，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增添了不少麻烦。霍尔作出的唯一的贡献，就是终于迫使政府要员以“不能胜任”为由将他免了职，并且委派了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到遗址去接替他的工作。一位苏格兰籍的埃及考古学者，戴维·兰德尔·麦基弗奉命来到大津巴布韦，他迅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不久就向英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的年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书。
麦基弗的考察大获进展，他明确指出，大津巴布韦是非洲人（极可能是马绍纳人的祖先）在不同的时期陆续完成的，大部分依然可见的废墟远非古老，不会早于14或15世纪。他虽不能确定建筑物的用途，但是断言“不论军用还是民用，丝毫没有采用任何东方或欧洲任何时期风格的痕迹。”他还说“废墟内部和构成废墟一部分的那些住所的特色显然是非洲式。在住所中发现的物品所表现的艺术及制造技巧，都具有非洲的特色。”麦基弗在《中古的罗得西亚》一书中发表的结论，引起学术界不小的反响。考古学家多半支持他的见解，但也有人强烈反对。反对最强硬的就是他的前任霍尔。霍尔在1909年出版《史前的罗得西亚》提出反对意见。针对麦基弗推断的大津巴布韦是“当地建筑式样逐步演进的最高表现”一说，霍尔反驳说，大津巴布韦不可能是班图人所建，因为他们“不是一个逐渐进化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必定会衰退。25年来，双方的争论一直僵持。争论不时发生，但可供新论的资料依然贫乏，都提不出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毫无增益。
当时，津巴布韦工务局正着手一项广泛的重建计划，要把遗迹的某些部分予以重新设计。1929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把津巴布韦废墟列为周年大会的主要议程。不久，英国学者葛特露德·卡顿·汤普森受命前往“详细调查大津巴布韦废墟，或津巴布韦境内任何一处或多处同类古迹，以能揭示建筑者的文化特征、年代及起源为原则”。这位女学者证实了麦基弗的大部分调查结果。她还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几项重要的细节问题。她根据在遗址最底层发现的各种小圆珠推断，大津巴布韦最原始的地基大约建于公元八九世纪。她又认为，最早颇具规模的居住区可能建于13世纪。葛特露德还确定了大津巴布韦比距离该地以西约100千米的德鲁-德鲁岩石遗迹建造的时间早。她根据在基岩发现的荷兰和中国商品，很有把握地断定德鲁-德鲁岩石遗迹建造于13世纪。为了不使自己的调查有模棱两可之嫌，她还在报告的结论中强调：“严密审查现有的一切证据，仍找不到一项与起源于班图人及起源于中古时代的论点不符。”她说：“一切有学识的人对大津巴布韦以及同出一源的其他遗址的兴趣，应该增加百倍信心，这种兴趣只会增强而不会减低我们对班图人惊人成就的赞赏……”虽然仍有许多谜团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但是后继的考古学家及其他科学工作者，对津巴布韦曾经有过的光辉业绩，已窥见一个相当完整的面貌。
盛极一时的莫诺莫塔帕
大津巴布韦的根源，存在于班图语系各民族的迁徙历史中。他们原本的家乡是在赤道以北的喀麦隆高原（现在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交界之处）。也许是由于北方民族的压力或是来自南方的诱惑，班图人在公元伊始前的某个时期，就开始小批向赤道及其以南的地区迁徙。几个世纪以来，慢慢向东、向南移动。小批行动的群体，每组可能不会比一个家族大，一路从当地民族中吸取技艺，也把他们本身的技艺传授给当地居民，逐渐发展出班图语方言来。历经近2000年的时间，非洲中、南部才普遍接受了班图文化。班图人的迁徙，大体分为三支：一支向东，其中一部分在坦噶尼喀境内定居下来，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另一部分于11世纪辗转来到东非沿海，受到阿拉伯文化影响后，渐渐形成斯瓦西里人。向西迁徙的一支，除了一部分停留于西非与当地居民融合外，大部分在西赤道非洲定居下来，占据了北起刚果河以北和喀麦隆南部，南至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北部的辽阔地带。中间的一支则分布在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班图人的大迁徙持续到19世纪才最后结束。大迁徙导致了民族大融合，加快了中、南非州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班图文化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从石器时代迈向铁器时代的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居住在沿海的班图人与外部接触较多，吸收先进文化较快，形成较大的政治组织。虽然各自发展都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他们所说的各种方言均属同一个基本语。
说班图语的几个民族到达津巴布韦地区时，他们的社会结构基于畜牧、农耕、开矿、冶铁以及其他金属制器具、烧陶、用木柱及泥浆建造住屋。根据卫城堆积层中发现的证据显示，公元320年，大津巴布韦已有一批铁器时代的土人聚居该地，时盛时衰大约有150年。当马绍纳人进入这一地区时，另外一族所谓豹山族的班图语人正统治该地，为时也很短暂，大约自公元600年起至公元850年止。马绍纳族人的主要骨干以及后来最可能在大津巴布韦附近定居的卡兰加人，似乎具有了祖先传下来的一切专长技艺和愈加精练的新技巧。他们从中非迁来，很可能来自盛产铁矿的地区，因而具有开采铁矿及冶金术的先进知识。在沿非洲东岸前往大津巴布韦的途中，也接触到阿拉伯等族商人，学到了一点贸易知识。此外，卡兰加人在政治组织方面也显出优秀的能力。很快，他们便成为当地各族的最高领袖，津巴布韦高原自然也很快变成了黄金、铜、铁产品聚积的地方。这些物产，大部分用来与其他班图语民族和来自印度洋的阿拉伯人进行交易。大津巴布韦并不产金，产金的地区远在当地的西北部，但该地很有可能是管理中心，或者是一处检查关口。卡兰加人由此日渐兴旺发达，14世纪初，按他们口述的历史所讲，一位酋长崛起，凌驾于部落之上，登上王位。1440年，他的继承人之一木托塔王，组织了一支军队，在10年之中开疆拓土，使卡兰加人几乎控制了整个津巴布韦高原。在扩张的过程中，木托塔委派官员，建立起各地的统治机构，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他自封为木维纳·木塔巴（马绍纳语意为“掠夺大师”），木维纳·木塔巴在葡萄牙文中写成莫诺莫塔帕，津巴布韦古国由此而得名。
莫诺莫塔帕创造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在津巴布韦东部和莫桑比克西部的山坡梯田遗址，宽达5000平方千米～7600平方千米。梯田周围建有水井和许多长达数千米、深1米的水渠。种植的谷物有玉米、高粱、豆类，还饲养家畜。手工业尤其发达，其中采矿和冶金驰名天下。在津巴布韦和南非许多地方发掘的矿坑多达六七万处，冶炼的金属用来制造锄头、弓箭、斧头、刀、矛等铁制工具和武器，以及各种金银铜质的装饰品。在林波波河西岸皇室墓出土的“金笏”，其厚度还不及0.0025厘米，古代津巴布韦金匠的精湛技艺可见一斑。在津巴布韦文化遗址，还出土了铸币的泥模、中国的瓷器及印度的串珠等。被史学家们屡屡提到的苏法拉城，每年从这里输入棉织品和各种奢侈品，输出大量的铁、黄金、象牙、铜和奴隶，显示了莫诺莫塔帕繁华富庶的景象。
葡萄牙殖民侵略者在16世纪到达之前，莫诺莫塔帕是一个专制的奴隶制国家。国王是最高统治者，掌握臣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国王拥有一套完善的行政组织机构、警察和皇宫特别卫队。臣民的一切财物均被视为国王赐予的，随时有权收回。国王的生活十分诡谲，臣民不得直接对视他，只能匍匐低头以示敬仰。在后宫有九个王后以及成百上千的嫔妃和女奴。王后拥有决定王位继承人的大权，反映出母权社会的残余。王权神话也是莫诺莫塔帕国王维持其权威地位的有效工具。卡兰加人崇拜开天辟地的创造神穆瓦里。在卡兰加人的眼里，穆瓦里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可捉摸的神祇，任何卡兰加人不能亲近，必须由历代统治者祖先的幽灵代为祷告。召请这些幽灵下降的仪式十分隆重，称“木宏多罗”，其关键在于势必牢记各位幽灵的名字，这一艰巨的任务便由每个部落的酋长来担任，因此，国王及其显贵们也就成为召唤幽灵的祭司。这样一来，在大津巴布韦遗迹发现的、起初不明其作用的石刻鸟，似乎可以认为是宗教仪式中的祭祀物。每一只鸟虽然基本上与其他鸟相似，但各有与众不同的记号。有几位学者推测，这些记号可能代表一种暗码，使不识字的祭司们可以记起与自己通灵的是哪一位祖先。由此，莫诺莫塔帕朝廷往往基于习俗和某种需要而在帝国境内搬迁时，无论搬到什么地方，国王和朝臣们的住所都是用木柱支撑的泥浆屋，外有高大的墙围绕，身处半神圣的与其部属远远隔离的特殊地位。
葡萄牙殖民者为控制这个产金之国，千方百计对莫诺莫塔帕进行掠夺和渗透，他们一方面垄断海上贸易，破坏国王的最重要财源，另一方面又进行文化侵略。1560年，葡萄牙一个耶稣会教士诱使国王接受洗礼，随即又进行内政干涉。莫诺莫塔帕人民处死了这位耶稣会教士，并打败葡萄牙侵略军，但逐渐走向衰落的津巴布韦古国最终还是被葡萄牙所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