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公受之，而赠以诗曰：“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葛常之，延之三从弟也，尝见其亲笔。
【译文】
宋哲宗元符年间，江阴人葛延之从乡下不远万里来到儋耳（今海南儋县），拜访被朝廷贬斥于这里的苏轼。苏轼很受感动，留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葛延之向苏轼请教作文章的方法，苏轼引导他说：“儋州城是一座聚居数百人家的小城，这里人们的日常用品，都可从集市上得到，然而并不是空手可以得到的，必须有一物去换取，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这里所说的一物是什么呢？就是钱。写文作诗也是同样的道理，天下之事，千姿百态，分散在经书、子书（诸子百家、笔记小说）、史书之中，不可能白白地得到它，必须先用一物才能获得，变为自己的东西，这里所说的物是什么呢？就是意。得不到钱就买不到自己需要的物品，没有意就写不成文章，这就是写文章、作诗的称诀。”葛延之听了，很受启发，拜谢而去。他把这个秘诀书写出来，转告周围的士绅，他还将亲手制作的龟冠献给了苏轼，以示敬意。苏轼接受他的礼物后赠诗相谢。诗中写道：“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而今所见的东坡诗集中没有这首诗。葛常之，为葛延之的第三个堂弟弟，曾经见到过这首诗的亲笔。
用书云之误
【原文】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者，立春、立夏；闭者，立秋、立冬；云物者，气色灾变也。”盖四时凡八节，其礼并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可为证。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故遂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则为一状，若立春则曰风从艮位上来，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它皆仿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实。《起居注》随即修入，显为文具，盖古之书云意也。
【译文】
今天人们把冬至日称为书云。甚至在国家的表、启这些正式文件中也有这种用法。虽然前辈中也没有人仔细考订过，然而实际上这种用法是错误的。《左传》记载：“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初一，冬至，太阳在最南方，僖公于太庙听政之后，就登上观云台以望云气云象，记载于书，这是礼制的规定。凡是分、至、启、闭这些时节，必定要记录云气云象，为了解灾害作准备。”杜预对此所作的注释说：“周代的正月，即今天的十一月。所谓分，就是春分、秋分；所谓至，即冬至、夏至；所谓启，就是立春、立夏；所说的闭，就是立秋、立冬。所说的云物，就是天象中云气云象灾异等复杂的现象。”一年有春、夏、秋、冬四时，共分八个节气，每个节气都要举行相同的祭礼。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春季正月十三日，在宗庙祭祀光武帝的祭礼完毕之后，登上灵台以观云物，这更是有力的证据。如果只读《左传》的前三句，不联系上下文意，就以为云物是专指冬至日而言。今天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局的官员，每逢这八个节气到来，就要写上一篇状文（报告之类）。如果是立春，就说风从艮位来，如果是春分，就说风从震位来。其他季节都仿照这种方法。这是固定的书写格式，本来就不符合实际。在编修《起居注》时，将其编入，虽然这只是文体的一种形式，这大概就是过去书云的含义。
张讥武后滥官
【原文】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鷟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
《刘子玄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玄之言失之矣。
【译文】
武则天代唐改国号为周之后，大肆提拔、任用各种官员。因此张写了一首谚语对此加以讽刺嘲笑，谚语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收录了这则谚言，但只是泛泛而言。据记载：武周天授二年二月，由各地十道长官推荐的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同时授给拾遗、补阙官职。怀州（今河南沁阳）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同时授给侍御史官职。并州（今山西太原）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同时授给著作郎官职。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同时授给卫佐校书之职。共一百三十二人，是在同一天接受任命，试官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官职的滥授情况如此严重！《刘子玄传》记载：“武则天诏令九品以上的官吏陈述时政的利弊得失。刘子玄应诏上书说：‘作为君王不要虚授他人以官职，作为臣子不要白白接受委任，今天群臣并没有立下什么功绩，往往给予升官晋职，以至在京城内外出现了车载、斗量、杷椎、碗脱的谚语。”刘子玄的这一番议论也是针对武则天选拔官吏的情况而言的。然而，就当年武则天选拔任用官吏的实际情况而论，只不过是从外官中选拔一些人为补阙、拾遗、侍御史、校书郎四类官职，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升迁，这是刘子玄说得失实之处。
唐王府官猥下
【原文】
唐自高宗以后，诸王府官益轻，惟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属。浸又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亦但备员，至与其府王不相见。宝历中，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毁，后付庄宅使收管，遂为公局。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王官为众所轻，府既不存，官同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乃诏赐延康坊宅。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开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宪宗之子，而以书吏为友，其余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刚明果断，为史所称，盖出于天性，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
【译文】
唐代自高宗之后，在各王府任职的官员权位日轻。只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对王以下的官员加官进爵，各王府的官员都得到赏赐。以后渐渐裁减王府官员数目，各王府中仅设一傅、一友、一长史三种官职，而且只是以备顾问而已，王府属官无须每天参见亲王。唐敬宗宝历年间。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向朝廷上书，陈述各王府的状况说：“诸王府原在京城宣平坊，因年久失修，大多残毁而无人过问。后来交庄宅使收管，于是成为了官署衙门。每遇朝廷开恩降旨升迁赏赐的时候，诸王已无敬奉圣上之处。既然王府官员为他人所轻视，王府也没有固定办事的地方，王府官员也就形同虚设，为此，请求皇上赐予官宅一区，供王府使用。”敬宗下诏将京城延康坊的官宅赏赐给王府。我在阅读文宗开成年间唐玄度所纂修的《九经字样》一书时，见书中自述其官阶为朝议郎知沔王友，在翰林院充任待诏。这里所说的沔王，就是李恂，即唐宪宗李纯之子。以一个区区书吏为王友，就足可以看王府在当时的地位了。据查，唐朝文宗、武宗、宣宗、昭宗四人，都是由藩王登上帝位的，他们刚明果断，为史家所称道。这些都是出于自己的天资，并不是依赖辅导和帮助而取得的成就。
御史风闻
【原文】
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壅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译文】
御史可以根据风闻上奏弹劾论事。“风闻”一词，代代相承，而无人查究它的来由。我经过仔细查考，发现“风闻”的说法，自两晋、南北朝以来就使用了。南朝萧齐沈约为御史中丞时，上奏弹劾王源说：“风闻东海王源……。”苏冕在所编的《会要》中说：“根据过去的规定，御史台不受理诉讼案件，如果有人将诉讼的状词投到门上，御史可以根据状词中所列的事实上奏弹劾，但在奏折中，不许说出原诉讼人的姓名，都说成是‘风闻访知’。后来，疾恶如仇、公道正直的少了，御史们互相推诿，投诉人的状子大量积滞，得不到及时处理。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开始规定：由当值理事的御史，了解当日弹劾投诉的情况，要求将投设反映情况之人的姓名一一登记下来，这就与古时候那种风闻奏事的情况不同了。”这样，过去一直实行的御史风闻奏事的制度，被今天简要记名逐条弹劾的方式所替代。“风闻”二字最初见于《尉佗传》。
唐御史迁转定限
【原文】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御史中丞王播在奏折里说：“监察御史，按过去的规定任期满二十五个月后转任他职，准允其下属官员不再延长任期，今天请求按原来的制度实行。殿中侍御史，过去规定任期十二个月后转任，其属员任期定为十八个月，现请求减少到十五个月。侍御史，原来规定任期满十个月后转任，其属员任期定为十三个月，现请求减至十二个月。”唐宪宗采纳了这种意见。唐代的监察官员，虽然他们的职责是弹劾官吏的失职与不法行为，然而官吏的进退变动，都是取决于宰相。不像今天这样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有关官位迁升和叙用期限就可以知道了。本朝在没有改革官职之前，监察御史期满四年，转为殿中侍御史，四年之后再转侍御史，侍御史任满四年，解除御史台监察机构中的职务，转升为司封员外郎。神宗元丰五年以后，由于改革官职，官吏的升降办法与以前迥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