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甲子纳音的学说，术数家大多弄不清楚。其所以取名为纳音，因为它是随同古代五音声阶宫、商、角、徵、羽而产生的，不仅有条不紊，节奏感强，而且如珍珠连贯，和谐动听。六十甲子是以甲子为首位，五音是以宫音为首位的。五音与金木水火土相结合，宫土生金，所以甲子为金，而乙丑则以阴从阳。商金生水，所以丙子为水，而丁丑也为水。角木生火，所以戊子为火。徵火生土，所以庚子为土。羽水生木，所以壬子为木。而己丑、辛丑、癸丑也相从为木。至于甲寅，纳音起于五音中的第二个音节商。商金生水，所以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所以丙寅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火土。羽水生木，所以庚寅为木。宫土为金，所以壬寅为金。而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卯都相从为金。到了甲辰，则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所以甲辰为火。徵火生土，所以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所以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所以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所以壬辰为水。而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也都相从为水。宫、商、角三个音级既然是这样，那么第四个音级的徵、第五个音级的羽，则在六十甲子的纳音中不能居于首位。于是，甲午就复同于甲子，甲申复同于甲寅，甲戌复同于甲辰。而辛未、癸未、乙未、丁未、己未、癸酉、乙酉、丁酉、己酉、乙亥、丁亥、己亥、庚亥、辛亥也都各从其类发生变化。
五行化真
【原文】
五行运化，如甲、己化真土之类，若推求其义，无从可得，盖祗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谓丙寅月建也，丙属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谓戊寅月建也，戊属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壬属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说皆得之莆田郑景实。顷在馆中，见魏几道谈五行纳音，亦然。
【译文】
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运行变化使万物更替无穷。比如甲、己变化为真土等等，就是这样。如果认真推求它的何以能化为真土，却无从查考，也难以说清。这大概是以五行的最初产生而命名。古时候用干支记时，以十二地支纪月，叫月建。民间歌诀所说的“甲、乙之年丙为首”，就是说凡是年干为甲、乙的年份，正月都为丙，是丙寅月建。丙属火，火生土，所以甲、乙之年可以化真土。乙、庚之年，正月都为戊，是戊寅月建。戊属土，土生金，所以乙、庚之年可以化真金。丙、辛之年正月都为庚，是庚寅月建。庚属金，金属水，所以丙、辛之年可化真水。丁、壬之年，正月都为壬。是壬寅月建。壬属水，水生木，所以丁、壬之年可以化真木。戊癸之年，正月都为甲，是甲寅月建。甲属木，木生火，所以戊癸之年可以化真火。以上两种说法都是从福建莆田人郑景实那里得来的。最近我在国史馆供事，听到魏几道所说的五行纳音，也是这样说的。
钱忠懿判语
【原文】
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其状云：“臣赞宁，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进呈，乞给下，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并取圣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读后，于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但或言其称帝，则否也。此状内“进呈”、“圣旨”等语，盖类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贻僭帝之议，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译文】
王顺伯家中收藏有钱忠懿的一则判语，状文是这样说的：“臣赞宁，右臣奉皇上旨意撰写疏文，现在进呈，有求发还臣下。朝廷定于设斋日五更前登塔祭拜，而臣在呈文中擅自提出要再造新塔。请求允许在仁政殿前夜间将呈文焚化，不然的话就在塔前焚毁，究竟怎样处理，都由圣旨裁定。判语说：这是要我等宣读圣旨之后，在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并且在状文前面有签名花押。我曾说五代十国时期钱忠懿虽然有三次改元（采用过三个年号），有人说他已继位称帝，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今观这篇状文内有“进呈”、“圣旨”等语，这大概类似于河西之人怀疑子夏就是孔夫子，所以自然遗下了僭位称帝之说，推想他已经称帝。
王逸少为艺所累
【原文】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辅政，劝使应命，遗之书曰：“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逸少报曰：“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
【译文】
东晋人王羲之，与温峤、蔡谟、谢安等名流为同一等次的人。由于不贪钱财，不愿阿谀奉承和受人驱使，所以在政治上的功名成就，没有值得一提的。然而他品德高尚，见识深刻，议论宏博精当，同时代的人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王公大臣重视他的才器，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作官，他都谢绝了。殷浩执掌朝廷政事时，派人劝说他入朝为官，在写给王羲之的书信中说：“足下是出山还是继续隐居，应与国家的兴衰相应，岂可以一世之存亡，来适合足下的闲逸之志呢？”王羲之在给殷浩的回信中说：“我素来对入朝做官无一点兴趣，原王丞相（导）要任用我为官，我坚决不答应。我给王丞相回信的手迹尚存，隐逸山林由来已久了，不能以足下执政与否来决定我的进退。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后，我就心怀尚子平的志向，并且多次告诉了亲戚朋友与知交，这已不是一日之事了。”后来，殷浩将举兵北伐，王羲之分析当时形势之后，认为北伐必遭失败，就向殷浩写信加以劝止。殷浩未曾听从劝阻，出兵果然遭到了失败。之后，殷浩谋划再次北伐，王羲之再次写信劝阻。信中说：“以区区江左，经营成这个样子，天下人感到寒心已不是一天了。晋室自寇乱南迁以来，在内外任职的文武官员，耕尽国家资财，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向行事，结果是无一功可言，无一事可以称道载入史册的。负责处理政事的人，岂能推卸对天下的责任呢？如果仍然以前次北伐未能奏功，而求之于再次用兵，再遭败绩，天下虽然广大，何能自容！”他在写给会稽王的信中也说：“今天虽然有值得欣慰的事，但认真反思的话，就不难看出令人忧虑的事比值得欣慰的事还要多。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图谋收复天下十分之九的广大区域，能有不遭失败的吗？为此，我希望您能够使北伐的各路军队退还淮河沿岸驻守，以确保淮水一带的安全，须持立定脚根，巩固根本，时机成熟之后，再举兵北伐，也是为之不晚的事。”王羲之通过对当时形势深刻的分析而提出的深刻见解，精辟而又深谋远虑。犹如自己亲临其境，遗憾的是未被采纳和实施。王羲之对天下大局卓越的见识，为他的书法名声所掩盖，后人对王羲之的评论中只对他的书法加以称颂。《晋书·王羲之传》的赞语，注明为唐太宗亲笔撰写，专门称颂他的书法研究已臻尽善尽美之境，以至用“心慕手追”之语来评论他的书法影响。而对他平生为人处事，却无一辞评论。可见王羲之的一技之长，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他的志向也像他的父亲王羲之那样。东晋大臣谢安想请他题写太极殿榜，以为这是万代珍宝，一时难以开口。就以三国曹魏时韦仲将的故事进行试探，王献之听后明白了谢安的用意，当即义正辞严地说：“韦仲将是魏国的大臣，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可看出魏国的统治不会长久。”谢安听后，再也不敢要求他题写了。从这一事情上可以看出王献之的为人。他同样是以书法著称于世的缘故，掩盖了他的盛德。王羲之、王献之二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
鄂州南楼磨崖
【原文】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谛视，乃磨崖二碑。其一刻两字，上曰“柳”，径二尺四寸，笔势清劲，下若翻书“天”字，唯存人脚，不可复辨，或以为符，或以为花押，邦人至褾饰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云柳君名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阔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为九行，其文曰：“干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云：“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是岁，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贞，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干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鉴》亦同。而此直以为“干正”，一时所立，不应有误也。
【译文】
本朝宁宗庆元元年，鄂州（今湖北武昌）城南修筑城楼。挖土时，发现有一块巨石露出，形状奇特壮观。郡守吴琚见后，非常喜爱，命令继续挖掘，并冲洗露出的圭角，仔细察看，才知道这是两块摩崖石刻。其中一块石刻上有两个字，上面刻写的是“柳”字，直径长二尺四寸，笔势清秀有力。下面一字已残缺，好像是个倒写的“天”字，只剩下人脚，已经无法辨认了。对此，人们作多种揣测，有的认为是篆刻的符，有的说这是用草书签名的花押。当地人甚至将它修饰一番放入神庙殿堂，让人供奉，四时香火不断。有人说在道州（今湖南道县）州学旁边也有一块这样的石碑，碑上说柳君名叫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期湖北人。另一块石刻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一尺五寸，刻有八十五个较大的字，共有九行。其碑文说：“乾正元年，荆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地方寇盗作乱，吴国将军出兵武昌，同时下诏命令太守杨公出兵镇压。”碑文末尾署名为：“荆州、江州（今江西九江）、京、汉州（今四川广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据考证杨行密的儿子杨溥是杨行密死后当即继承吴王位的。这一年是唐明宗天成二年，杨溥于当年十一月称帝，改年号为乾贞，宋莒公（宋庠）在《纪年通谱》中写作干正，说这是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资治通鉴》里也持此说。而此碑上面所书年号为“干正”，据此，该碑应是当时人所立，所书的年号不应当有误。
赏鱼袋出处
【原文】
《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袋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
【译文】
我在《容斋随笔》中记述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时曾经说过：“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今见《唐职林·鱼袋门》记述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之事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敕令，不是战功显著者，都不可得到赏鱼袋。”关于赏鱼袋的出处，这段文字所记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