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天，春节到了。
在这几天里，曹春英又找过王二润，也找过齐常富。她哭着求他们说实话，求他们要对得起自己良心，但王二润除了到处躲她，一句话也不说；而齐常富见曹春英来便躺下装病，更是不说话；这不是齐常富，不是曹春英所了解的像李同一样老实巴交的齐常富。
曹春英愤怒、悲伤、绝望，同时也隐隐感觉到，乡亲们开始对她疏离……李同刚死了的那些天，人们同情她，帮助她，无论在家里还是外面，大家不放过任何安慰她的机会，而现在，只有同情与怜悯的目光，却再不见有人和她说话。她知道，在南庄这个小村，人们害怕了，在躲避是非。
然而，有一家例外，那便是韩玉山家，依然暗暗地与她保持着来往。
大年三十晚上，韩玉山的媳妇来到曹春英家，是偷偷来的，给曹春英和秋儿两人送来了饺子。韩玉山媳妇进门还没说话，眼泪先流：“妹子，想开些吧，身子骨要紧，孩子要紧。”说完放下东西又抹着眼泪走了。初三那天，她又来了，篮子里盖着的依然是饺子。她说了差不多同样的话，又同样抹着眼泪走了。
带孝的人在节年里是不便到别人家去的，但节后曹春英去了韩玉山家，给韩家孩子买了些吃的。韩玉山有一儿一女，儿子小名叫江子，过了春节整五岁，正好和秋儿一般大。就在韩玉山家里，曹春英向韩玉山夫妇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求让秋儿在韩家寄养几天，因为她要到崇水县城去，去告状。韩玉山夫妇揣测到了曹春英要走这一步，然而也只是长吁短叹，只好答应帮她照看秋儿，让她放心。
曹春英痛恨自己当初的软弱，更痛恨自己怎么就没能看穿一个人?在酒厂的时候王通森就已显出了他的流氓嘴脸，而自己迁就让步，促使王通森愈发胆大，愈发做出了那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原来起的那些誓、发的那些愿，现在想起是多么恶气，又多么厚颜无耻！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说；即便说也说不清，这种事会越描越黑，就如南庄村里一位老太太半唱半说的那样：“不怪男的，怪女的，母鸡不摆尾儿公鸡哪敢上前呵！”
曹春英要去的是崇水县公安局。在那儿，她将全盘托出，并要求保密。
县公安局有一位女警察，四十出头的年纪，听了曹春英起根发尾的叙述以后愤愤不平。女人和女人很容易沟通，共同语言也多，于是女警察不但很快向领导作了汇报，也告诉曹春英，说她要争取亲自参加这个案子的调查处理。并嘱咐曹春英，一定得保养好自己身体，踏踏实实等待回音。
曹春英去县城一共用了两天，回到家后，她耐心等待。然而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她不知公安局的人都在忙什么，也不知道那位大姐说话算不算数！
快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来了，那位大姐也真的来了，还来了一位粗脖大肚的男警察，那警察大约三十多岁。另外一位警察，便是公社派出所一直负责记录的那个小青年警察。
调查延用了上一次公社派出所的方式，依然像提审，曹春英依然似乎是被提审的对象，也依然在大队部齐常贵的办公室里进行。齐常贵也依然在场。
被叫来的王二润和齐常贵更依然坚持原来那套口供，甚至每句每个字都丝毫没有改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王二润和齐常富异口同声，说前些天曹春英又找过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改口供，让他们说些对曹春英有利的话，也就是让他们昧良心，编瞎话，制造假证据；最终是要搬倒、搞臭王通森王老板。
“王二润！”曹春英站起来喊道，脸涨成了紫茄子样。
王二润朝门边躲，躲。
“常富……”曹春英双手捂脸，拉长了声音，把齐常富的名字像是哭出来。
接着，王通森被叫到了办公室。
王通森瘦了，但他精神很好，他现在除了做酒，又承包了村外的一块土地，用以挖掘沙石料。他逢人便说自己遭了不白之冤，还连累了别人和他一同受罪，心里非常非常地不好受……
先是齐常贵“叭”地拍响了桌子，紧跟是那粗脖子警察也“叭”地拍响了桌子。这是给王通森一个下马威，粗脖警察喝道：“你老实点！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我们全了解！”
王通森脸不改色，他不想站着，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粗脖警察开始审问：“说吧，你是用什么方法谋害了李同？都做了哪些手脚？”
王通森不说话，淡定地面对所有人。
那位四十岁的女警察显得温和了许多：“王通森，你要争取主动。主动交待问题是会受到宽大处理的。”
王通森终于说了话：“我根本没有谋害李同，也从没想过谋害李同，所以我没什么可交待的。”
粗脖子警察：“我问你，一月七号那天晚上在曹春英家里，曹春英都和你说了什么？”
王通森大惑不解的样子：“一月七号？说了什么？根本没有的事。您把我问糊涂了。”
粗脖子警察：“就在李同死了一个星期以后，你难道没有去过曹春英家？”
“没去过。”
粗脖子警察：“我再问你，你和曹春英是什么关系？”
王通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显出不好意思，显出难于起齿……
粗脖警察：“王通森同志，有什么就说什么，没关系，这里又没有别人。再说，与本案无关的我们一概不追究。”
王通森忽然指了指曹春英，语调轻柔而缓慢：“她，她在我的酒厂打工，做保管，后来慢慢对我产生了感情……唉，她说喜欢我，还说以后她要离婚，非要嫁给我……真是!”
这是倒打一筢，这是反过来把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曹春英“啊!”了一声，跳起来，几乎要疯，直奔王通森……
几个人同时把曹春英拽住，曹春英只觉眼前一黑，天悬地转，她晃了两晃，女警察扶她，她便跌倒在女警察怀里。
“继续说！”粗脖警察命令王通森。
“……我怕影响不好，后来就把她辞了。可是我这个人怕得罪人，又是一个村的，所以再后来，就让她丈夫李同来酒厂上班。我哪有什么别的目的？只是想弥补一下人情，因为曹春英实在对我不错。”
“王通森！”女警察急了，一面照顾交着曹春英一面喊道，“你要老实交待，不许胡扯！”
“天地良心，我要胡扯，出门就让我的车把我压死。”
曹春英全身抽搐，口眼紧闭，呼吸也要停止了。无疑，此时救人是最要紧的事。
她被送往公社卫生院抢救。案子也就此搁置下来。
曹春英在卫生院住了两天三夜，虽然好了，但自此以后身体接连衰弱下去，人也越发地瘦。但是，她还在等，她不明白，这案子还来不来人调查？难道就算完了？她强挣着又去了公社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既然你去了局里，还找我们干嘛？一切就听局里的安排好了。
又是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然而杳无音讯。
麦收时节到了，以往有李同，而现在没有了李同，麦子自然长得不如往年好。
韩玉山没有露面，依旧是韩玉山媳妇从始至终帮助曹春英，一直帮她把麦子打完场、脱完粒。
七月末的一天，曹春英锁好房门，又拉起秋儿来到了韩玉山家。她进门就给夫妇俩跪下了，说：“玉山大哥，嫂子，只要我曹春英不死，总有一天会报答你们。”
韩玉山夫妇赶忙把她拉起来。
曹春英把钥匙递到韩玉山媳妇手里：“嫂子，还得烦劳你。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只是那麦子还在晒台上晒着，我和秋儿要出一趟远门。”
韩玉山媳妇又掉下了眼泪，擤着鼻涕说：“春英……春英，你非要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不可吗……”
曹春英说：“要是那样……秋儿就归你们扶养。”
韩玉山似乎挺不住，抹着眼晴，进里屋去了。
韩玉山媳妇说：“春英啊，你要听我的呢，这事就先忍下吧。你大哥说的好，有儿有女不算穷，想法把自己身子骨保住，把秋儿拉扯大是最要紧的。”
曹春英说：“嫂子，你说的我记下了。可是，和王通森的这笔帐如果不算清了，那我就不如死。”
第二天，曹春英拉着秋儿登上了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求诉之旅。
曹春英平生还是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坐了十多个小时，到达省城N市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钟。
车站广场真大，人也真多。这么晚了，车站四周卖什么的都有，“小米粥、热馒头”的呦喝声不绝于耳。在车站门口等拉住宿的有面包车、嘣子车，也有平板三轮和手推车。几乎不容讨价还价，曹春英母子便被周上了一辆手推车，一个男的骑自行车在手推车前头拉，一个女的骑自行车在后面跟，把她母子俩拉进一条深深的巷子。巷子里有许多许多的家庭式旅店。
曹春英和秋儿住了一宿，花了六元钱，吃的是她们自己随身带来的干粮。
第二天，曹春英早早地退了房，拉着秋儿便出来了。她首先要寻找的还是公安部门，但这里是省城，不叫公安局，而叫公安厅。她和秋儿坐了公共汽车，下了车又步行，边走边打听，后来又坐公共汽车，好容易找到了，却是省公安厅旧址，那个大院子里面正在施工，警察们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曹春英向过往行人和从里面出来的施工人员打听，却没人说得准。也是，一般人谁会专门注意公安厅或者警察呢？
不远处有个自由市场，很热闹。母子俩在那里每人吃了一碗鸡蛋面，然后，去哪里呢？朝哪个方向走呢？N市太大了，在这之前，不要说省城，就是崇水县城，曹春英上回也是第一次去。
阴凉处，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曹春英向他打听，不料还未开口，老先生倒先搭话了：“上访的吧？”曹春英说不是，是来告状的，便向老先生打听新的公安厅地址在哪儿。老先生说：“我告诉你啊，上访、告状都一样，你得有个状纸，按现在话讲就是起诉书。不然你冤哪苦啊，说了三千六，什么用也没有，因为你空口无凭啊！写个状子吧，花不了几个钱，可管大用。”
老先生随说随就戴上老花镜，拿起笔，好像生意已成交的样子。这时候曹春英才看到桌子上立着个小牌儿，小牌上写着“代写状纸书信”。
经过讨价还价，以五元钱的价格曹春英得到了一份起诉状。起诉状写了六页，曹春英一面说，老头儿一面写，然后又归纳了一下，并且用了复写纸，一式两份，也算是物有所值。
老先生可谓N市的一张活地图，按着他的指点，曹春英找到了省政府****处，递交了一份状纸，又找到了迁了新址的省公安厅，把另一份状纸交了。省公安厅接待她的是一位近五十岁的男性老同志，话不多，但态度和蔼，听曹春英叙述的时候不时“嗯”、“啊”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
往下该去哪儿？还该做什么？还是该回家？
曹春英两次来到火车站，想买车票回家，但是又都走开了，她不甘心，更不放心。就这么离开了，她的案子会怎么样？会不会又被搁置下来？要知道，距家近千里，来一趟多么不容易！
在市区边缘的一条公路上，路两旁高大的青皮杨树像伞一般遮敝着炎炎烈日。在那里，在树与树之间，有两遛如鸽子窝似的小棚子，里面住了人。曹春英领着秋儿走过来，停下。
一个同样领着孩子的花白头发大婶问道：“大妹子，你是什么案子？”
曹春英没有回答，转而问：“大婶，你们就住在这儿吗？”
大婶说：“还行了，不然怎地？天天住旅店？谁有那个钱。”
曹春英又问：“你们怎不去公安局、法院呢？”
这时，睡在水泥管子里的一个粗壮汉子坐起身来反问道：“你怎不去？”
曹春英说：“我去过了，还交了状纸。”
那汉子不屑地哼哼两声，又躺了下去。
曹春英知道，她和他们属于一伙儿，大约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经历、相同或相似的寃屈和不平。于是，她决计也在这里安顿下来。
如鸽子窝般的小棚子都是用捡来的木棍、塑料布、油毡、还有破瓦烂砖搭建起来的。有的用绳子拴着，有的用铁丝绑着，简单，但看去还结实。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当曹春英声明她母子俩也在这里安身的时候大家都表示欢迎，都露出笑脸，并主动帮忙。
不远处是个工地，工地四周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建筑材料”，到天黑的时候，在众人的帮助下，同样属于曹春英母子俩的一个鸽子窝式的小棚子便搭建成了。
数了数，这里住了三十多个，有的携家带口，有的是一个人；他们的案子五花八门，有因为土地的，自己承包的土地种了西瓜、赚了钱，村干部却红了眼，于是说话不算数，第二年这块地便稀里糊涂跑到村干部的亲戚手里去了。有的是因为宅基地，两家打架，还伤了人，大队、公社乃至县里都解决不了，所以跑到省城来解决。也有年头太远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事，闹两派，儿子被人家打拆了腿，到现在没人管……等等等等。这些人埋锅造饭，到那个工地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取水；中午睡觉，到太阳偏西，稍凉快一些的时候大人孩子便从棚子里出来活动，玩耍的玩耍，打打闹闹的打打闹闹，活脱脱在这里过起日子来了。
曹春英没有带盆碗锅灶，她每天领着秋儿到不远处的吃食摊上随便吃些东西。但是她每隔几天便要去一趟****处和公安厅，****处那里每天都有很多的人，她每次都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才行。****处负责接待的人有两个，每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每次都要她登记，然后叙述案情。曹春英说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又交了案情材料，问那材料领导看过了没有？什么时候处理？****处的人说你既然交了材料，就不要再来了嘛。省公安厅门口的警卫几乎熟悉曹春英了，但也只放行她两次，后来无论如何也不再放她进去。曹春英的心越发提得紧，她觉得，只有留下来死死地盯，才能有最后的希望。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曹春英才了解到，这里的人之所以驻守在这条路边，也并不全是为了省钱，他们原来一直在等“奔驰车”。
这条路平时很安静，来往车辆不多。“奔驰车”意味着什么？原来它代表了省政府的高官们，这里的人坚决认为，只有截到“奔驰车”，当场求诉、当场述说冤情才能管了大用，也才能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大家没有截到“奔驰车”，倒是频频闹出不少笑话。最典型的一次是忽然有几辆高级轿车经过，于是衣衫褴褛的老太太首先冲上前去，边走边叫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呀……”喊不像喊，哭不像哭，棚子里的人，水泥管子里的人，便紧跟着出来，都拥到了路面上，待车走近了，方知道是个误会。原来奔驰车里没一个政府大官，原来是一个公司接来了两个外商，是来谈生意的。
还有一次，是一个婚礼车队经过，摩托车开道，气派得很，于是大家又一拥而上，这一次车上下来人了，但很凶，两个戴墨镜的开口便骂：“找他妈死呵你们?”然而这里的人是好惹的吗？大家也不还口，只在车前面躺的躺、卧的卧，你的车高级，但你敢不敢撞?敢不敢压？话又说回来，人家毕竟是大喜的日子，不愿意招祸，最后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从车里出来和和气气地园场，并给他们扔下来几把糖，孩子们发疯似地你抢我夺。
忽然有一天，一个人从远处跑回来告诉大家，说“奔驰车”不走这条路了！早就不走了！
大家都觉得上了当。然而，不走这条路又走了哪条路呢？
两天之后，他们纷纷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不知从哪获得了消息，说“奔驰车”改从这条道经过。
这里临近了郊区，附近有一个新开张的农贸市场。据说奔驰车里的大官们开会要到郊区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于是这里便新修了一条路，那路不宽，绕过农贸市场，路两边还残留着一些庄稼地。
睡觉的棚子有的原封不动地移过来，有的从新开张的农贸市场附近捡来东西重搭。于是塑料布和油毡之外又增加了许多零零碎碎的纸壳板，就在这不宽的路两边，大家重新落脚，重新日夜企盼着“奔驰车”的到来。
不知不觉冷了。曹春英在农贸市场花了一点钱买了一些处理的棉衣棉被之类，另外也有别人送的一些破衣服。曹春英依然每隔几天到****处和公安厅那里去。她坚信，去总比不去好。
说话天又大冷，有的坚持不住，回家去了。
也有的趁冬闲时节，从家里来了。
曹春英和秋儿在这里度过了阳历年，又度过了阴历年。她坚持不回去，坚持节前、节后都去了****处和公安厅。秋儿也很懂事，从不说想家，从不向母亲提出回家。
春节过后，天又渐渐暖和起来，然而他们始终也没有看到“奔驰车”，连影子也没有看到，于是有人说又改路了！也有的人说弄不好是乘他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偷偷地开过去了！
正在大家又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一天傍晚开来了一辆轿子车，从车上下来了警察，大约有十几个，警察先是好言相劝，说春耕了，该回去了。也有态度蛮横的，一脚把那鸽子窝踹倒，像抬猪一样把他们抬进轿子车里去。尽管他们哭喊、抗拒，但哪里管用?沒有窗和玻璃的轿子车风驰电掣般把他们拉到一个大院子里，这时天已经黑了。就在这大院子里，他们先是每人分到了两个镘头，一碗菜，吃完以后警察逐个给他们登记了姓名、地址，又验看了身份证，然后他们又重新上了轿子车。再次下车以后，曹春英便看到了火车站。她知道，是要把他们遣送回家。
坐上了火车，秋儿便睡了。途中不断有下车的，也不断有警察跟下车去。天快亮的时候，曹春英一睁眼就看到了大王庄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点儿。车上还有两个警察，其中一个跟着曹春英下了车。这时候迎头走过来一个人，曹春英认出那是公社干部，警察和那人握了手，交待了几句什么，于是曹春英和秋儿便上了一辆吉普车。从大王庄到王家庄全是土路，公社干部与她一路无话，吉普车颠簸着，在晨曦中扬起一片灰尘。快到南庄曹春英家门口的时候，她一眼看见了齐常贵，齐常贵正站在她家门口抽着烟，似等待多时。
公社干部与齐常贵握了手，说了几句什么，吉普车调头走了。齐常贵只看了曹春英一眼，理也没理她。但曹春英却听见齐常贵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说：“行啊，你。”
曹春英回到家，首先到地里，发现麦子种上了，也浇了返青水，麦子长得也还不错。她原打算索性就把那地荒它一年，也认为肯定荒了，却没想到，不但没荒，而且该种的种上了，该浇的也浇了。她当天就跑到韩玉山家，又要下跪，但韩玉山媳妇把她抱住，两人的鼻涕眼泪一齐流。
接下来还要给小麦施肥，还要浇第二遍返青水。当曹春英重新操起这些活计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大不如从前，身体异常地虚弱，挖几锹土也要喘一会儿气；再干，心脏便跳个不行，接着便有晕的感觉。怎么办呢？只能再去求韩玉山夫妇，那夫妇俩真好，韩玉山虽然不言不语，但他默认媳妇去帮助曹春英，也就等于支持了曹春英。
曹春英感觉村里人投在她身上的目光更隐晦、更复杂了。同时发现村里人对韩玉山夫妇的态度也有些异样。曹春英能理解，因为韩玉山以前不是个喜好帮助别人的人，现在却那般帮助和支持曹春英。韩玉山媳妇叮嘱说：“春英啊，无论别人说什么你也别听，只当自己是个哑巴、是个聋子，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曹春英一面忙着地里的活，一面依旧在等、等、等。如果不是上面的人在麦子收割之前来了，过了麦收，她又要走，又要去省城。
这次来和上次县公安局来的一样，也是三个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警察没见过，经介绍，是代表丰安市公安局来的，另两个则是来过的那位县公安局的粗脖大肚警察和派出所那个负责笔录的小青年警察。
依旧由齐常贵出面，坐着警车，依旧把曹春英从家里接到大队部，也依坐了与上次相同的位置。不同的是，齐常贵站了一会儿，便自动退席。
这次他们明确地表示，不想重新展开调查，也不想再听曹春英更多的申诉，因为材料他们已经看过了，案情已基本清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么，他们准备结案。
“曹春英，你还真行呵。”县公安局的粗脖大肚警察开首便说，“你居然告到省厅去了，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等于你把市局告了！”
戴眼镜的市局警察说：“曹春英同志，必须承认，你这样越级上告是不对的。何况县局对你这个案子并不是不重视，他们已经向市局做了全面的汇报。”
曹春英说不出更多，只低头说出：“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粗脖警察说：“你以为你这样做就是办法吗？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吗？其实你傻，傻到底，你要明白，这个案子最终还是要由我们县局来处理。”
曹春英问：“你们这次怎么处理？”
粗脖警察说：“告诉你吧，在你没有新的人证物证拿出来以前，这个案子只能有两个结果，一是挂起来，二是结案。”
“怎样挂?结怎样结？”
“挂就很难说了，也许仨月五个月，也许三年五载。结嘛……”粗脖警察说着从皮包里拿出来两份材料，一并递给了曹春英，“这其中一份是不是你写的？字还不错嘛，恐怕是请人代写的吧？另一份你好好看一看，如果同意的话就在下面签个字。”
曹春英接过来，见一份就是自己交上去的起诉状，另一份是已经打印好的归纳材料，很整齐，也很厚。此时曹春英只觉头昏眼花，几乎完全看不清那上面的字。她翻动着那份厚厚的材料，翻到了最后一页，仔细辨认，见上面写了这样的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不！不对！有实据，只是他们反悔了，串通了，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曹春英喊起来。
粗脖警察说：“法律靠的不是明白不明白，靠的是证据。曹春英，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搞逼供信？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派出所的小警察带着同情与无奈的表情说：“你的事真是很难，我一直跟着……真的没办法。”
粗脖警察又说：“再比如你和王通森的关系，怎么证明你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你们两个人的事，嘻嘻……”他向四周看了看，嘴角显出了浓浓的意味儿。
市局警察叹了口气说：“这种事更难说了”。
曹春英哭了：“王通森他不是人……不是人……”
粗脖警察继续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夫妻俩，一个想离婚，一个不想离，但是只要两个人分居六个月以上法院就可以判离。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就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
曹春英楞楞地坐在那儿，嘴里开始轻轻自语起来：“人就这么死了吗……坏人就这么坏吗……”
粗脖警察示意，小警察走过去，把手里的笔递给曹春英。曹春英麻木地接过了笔，又随手把笔放在了椅子上。她站起来，那两份材料从她腿上滑落了。她嘴里依旧叨念着“人就这么死了吗，坏人就这么坏……”身子僵僵地、直直地走出门去。
齐常贵从另一间房里跑出来，喊道：“曹春英！曹春英！”但曹春英连头也不回，像根木头，在缓缓移动。
又一年的麦收时节到来了，华北平原上由南向北，联合收割机一路收割过来。但这种先进的收割设备还没有扩展到太行山脚下的偏远小村，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经济水平，还不具备那样的实力。曹春英的八亩小麦直到完全熟透、麦穗子在阳光的暴晒下已快要崩粒了她还没有动手收割，原因很简单，她自己实在干不动，也实在不想再去麻烦别人。她谢绝了韩玉山夫妇的再次帮忙，最后只等到了两位远道而来的麦客。
两个麦客子都是精壮大汉，讲好价钱，他们只用了四天时间就把曹春英的八亩麦子收拾完，其中包括脱粒、打场，一切都归整得利利落落、整整齐齐。曹春英满意得很，两个麦客子也高兴地拿了工钱走掉。
然而麦收以后，曹春英却一直歇缓不过来。她开始不停地咳嗽，那样子极像是个上了年纪、累坏了的老人，咳嗽厉害的时候她不得不蹲下身去，以至鼻涕眼泪都流下来，但却没有痰。
曹春英到公社卫生院去，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大夫诊断她为重感冒引发了支气管炎。大夫说得不错，打了针，吃了药，曹春英的咳嗽果然轻多了，只是胸膛依然憋胀得难受，但药吃完了，咳嗽又开始了。一个月以后，曹春英第二次去卫生院，大夫仍诊断为支气管炎，只是没有完全好。
曹春英坚持着，每天服药，每天静养，稍多稍累的活儿一点不干，一早一晚也多加衣服，不再着凉了，她相信病就会好的。她毕竟年轻，病好以后，她打算还要出门去，为李同、为秋儿，也为她自己，再去寻找公平，寻找新的希望，哪怕经受再多的困难，哪怕再受更多的熬煎。
但是病很不为她争气，时好时坏，有时看似好些了，两眼灯笼似地放着光，坐在炕里，披着被子，不咳嗽，也不喘，像个静静的木头人。不好的时候，发作起来便整夜整夜不能睡觉，她趴在炕檐上咳嗽，像是把肠子也要呕出来。但依旧没有痰。
可怜的秋儿，叫着“妈”，为母亲捶背，为母亲揉搓胸口。
一天夜里，曹春英忽然从炕上翻身坐起，她朝窗外喊道：“李同！你去哪儿？咱们不值夜班了，咱们不去了，不去了！听见没？”她追出屋，一直追到街上，仍然喊：“李同，咱不去了，咱不去了！”
……这一年，南庄有了第一辆出租车，那是一辆崭新的黄色小面迪，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他能干上这一行，也是是城里的一位亲戚从中帮了忙。人们在深夜的时候把他叫来了，先是把曹春英送到卫生院，转而又送到县医院，县医院不收，最后到了丰安市医院。
几天以后，丰安市医院确诊曹春英为肺癌晚期。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在人们准备播种下一年小麦的时候，曹春英死了，死在医院里。她三十三岁。
这个本来的四口之家现在只剩了一口，那便是秋儿，便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十四岁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