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府是明太祖朱元璋次子朱樉的王邸，洪武三年（1370）由长兴侯耿炳文监督建造。洪武九年建成。它是与西安城墙同时的文物古迹，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秦王府周长四里半，呈南北向长方形，开四门，分别以“仁、义、礼、智”命名：东为体仁门，西为尊义门，南为端礼门。北为广智门。府城内建有集翠轩等亭台楼阁几十处，十分豪华奢丽。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西安，曾以秦王府为皇宫，在这里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秦王府在清代被作为八旗教场，称“皇城”。皇城得名的由来，一说系“王城”讹传；一说由于其地处唐代皇城旧址之上。据传集翠轩前近一丈高的太湖石就是唐宫内的遗物。民国初年，冯玉祥出任北洋政府陕西督军，以皇城为演武场。北伐战争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陕，将皇城改名为“红掰，表达了他联共亲苏的政治倾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石敬亭改红城为“新城”，此名一直沿用至今。西安事变爆发时，新城是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指挥中枢。明秦王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陕西新城记》碑主要讲述了秦王府的历史沿革情况，并说明了改名新城的原因，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碑文遒劲沉雄，气势开张，亦属书林上品。
5月20日
庄敏回北京
省政府向国务院发电报汇报新城北门情况，内容大致与省政府（1983）第3号文件同。
5月27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尹敏等4人来陕查处新城北门拆毁问题。住大厦后楼277、279号。他们是根据书记处指示，中纪委常委研究后派来的。
先后找马文瑞、张振西、陕报张光等谈了情况。
5月30下午
找杨达谈情况。
5月31日
上午，找陈孟东谈情况。
下午找张学斌、畅耀、何敬荣谈情况。
6月1日
庄敏来陕西
上午找新华社王兆麟、陕报黄静谈情况。
下午找王翰章谈情况
6月7日
文化部文物局陈百川、王军来陕参加处理新城北门问题。
6月14日
周雅光在八号院召开会议，杨达、王汉章、张学斌参加。周雅光提出搞几个问题的材料。（1）新城是秦王府的根据；（2）秦王府后来改建的事实；（3）拆除不是保护单位的文物，算不算违法；（4）提出处理意见。
确定由市文物局牵头，省文管会协助，整理出材料。
6月16日上午
在西安市文物局开座谈会。中纪委黄振行，文化部陈百川、王军，省文史馆刘依仁，省文管会贺梓城、王翰章、刘最长，市文物局张学斌、杨（某）、韩保全、畅耀、刘炎，市文管会郑自毅参加。谈了是秦王府的根据，秦王府中现存的文物等，提出三条处理意见：（1）恢复原建筑；（2）依《文物法》和《刑法》追究责任；（3）省政府作出公开检查。
7月13日
省纪委召开法律顾问座谈。
顾问一致看法是：省政府违犯文物法；拆北门基建没有经基建部门批准，违犯基建法；挪款搞基建又违犯了财政法。违法是肯定的，是否犯罪另行研究。
7月19日
中纪委、文化部同志离陕回京。
关于黄帝陵古柏砍伐情况的调查报告
（征求意见稿）
省纪委并省委：
黄帝陵古柏被砍伐一事，省委和省纪委决定组成省、地工作组进行查处，6月6日工作组到达黄陵。7日，黄陵县委召集县委、政府、人大常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对砍伐黄帝陵古柏问题及调查情况向省、地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8日晚，县委召开县级机关全体干部大会进行动员，号召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协助省地工作组尽快查清砍伐黄帝陵古柏一案，地委领导同志对县委作了正确对待查处此案的三条指示。
黄陵县委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调查组对此案进行了全面调查，做了大量工作。在县上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一方面组织人力并邀请地、县林业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对黄帝陵的林相及历年来（包括建国前）砍伐情况重新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另一方面，对原有材料进行认真核对，进一步作了查证，并对伐木的账项进行了清算，同时，还召开林业、财贸、人大常委等有关方面主要负责干部座谈会，并和县上主要领导干部个别交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问题已基本搞清。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黄帝陵园及管护情况
黄陵，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坐落在黄陵县城北500米的桥山之上，相传建于汉代，这里过去人工种植了一些柏树，但绝大多数是自然繁衍生长，树不成形，株不成行。据文献记载，在清朝末年陵区约5000余亩，柏树60000多株，柏树生长区边沿和群众耕地、住宅紧紧相连。截至现在，陵区界限没有严格划定。现在陵区约1800亩左右，柏树数目没有详细统计。
建国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1961年，黄帝陵被列为古墓葬第一号，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省文化局拨款重修了黄帝庙大殿，1964年，重修了碑亭和大门。1976年以来，对黄帝陵祭亭、庙内大殿、碑亭和围墙再次作了整修。为了加强对黄帝陵的保护和管理工作，1978年正式成立了“黄陵县文物管理所”，管理人员由1975年以前的1人，逐渐增加到现在的12人。县上还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陵区的破坏，1980年向全县人民发出了保护陵区文物和柏树的通知，1981年，县政府颁布了“关于黄帝陵（庙）保护管理的十一条规定”。今年7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广大职工和社员群众进行一次“文物法”教育，并将每年4月作为“文物法”宣传月，今后每年进行一次。近几年来，县上组织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在陵区进行植树活动，约种松柏3700多株，育苗50余亩。陵、庙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国内外游客也逐年增多。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领导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重视不够，管理措施不力，职工群众在陵区周围建房挖窑、埋坟现象还没有完全杜绝。
二、柏树砍伐的起因和经过
黄帝陵区的柏树有的历经千年以上，这部分古柏已成为过熟林，加之暴风雨的袭击和病虫害，有的枯死，有的风折、倒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黄帝陵山上及黄帝庙院曾是武斗据点，一度山无人看，林无人护，庙无人管，以致孩童、樵夫乱砍柏树为柴，社队牛羊随处放牧，对山上的树木和庙内设施破坏的比较严重。不少大柏树被刀砍斧伤，一些枯死、倒伏柏树被群众偷伐。陵、庙内墙倒、房歪，满院杂草丛生。1975年8月份，省文管会田醒农同志到黄陵县检查文物工作时，查看了陵区，看到这种情况，考虑到防止枯树易引起火灾和便于观瞻，曾给当时陪同的管理人员讲：“今后山上枯死和倒伏的树木必须由文化部门处理（以往由财政部门处理），处理所得财产，由黄陵文管所支付，以山养山，增加新树……”田回省后就此问题向省文化局写了专题报告。报告称：“关于山上枯树及倒伏树木，按文物保护政策规定，应归文化部门处理，可组织人力全面清山一次，其经费即由所清理出之木材项内开支……”1976年2月，黄陵县革委会也以黄革（76）27号文件向省文化局写了请示报告，文称“去年秋季大雨，山洪暴发，陵园山坡上先后有20余棵柏树倒地，庙院内一棵也歪倒，急需清理”。同年5月18日，省文化局以陕革文批（76）77号文件在批复黄陵修缮项目的同时，对清伐树木问题批复了，“同意省文管会和县上的意见。”黄陵县文化馆（当时黄帝陵归文化馆）接省文化局批复后，即安排清理工作，主要由当时陵庙的3名管护人员高增安（1979年10月任命为黄陵文管所所长）、陈宏谋、郭民福同志负责。他们从1976年10月开始到1982年3月（每年冬季进行清理），共清理伐掉了枯死、倒伏之柏树170棵左右，一般直径在30-50厘米，最大的直径有120厘米，也有3-19厘米的枝干。此外，1975年6月份中央气象局为索取气象资料，通过有关部门在陵区伐掉了一棵直径73厘米的活柏，1982年8月北京林业学院为考察古柏生长情况，在陵区伐了一棵直径12厘米的活柏。在这次省、地工作组普查中，共发现历年（包括建国前）所伐树茬779棵（枝），其中柏树茬737棵（枝），杂木树茬（多系洋槐）42棵。从所伐树茬的新旧程度，经初步目测判断，在737棵（枝）柏树茬中，可能是近几年来伐的有138棵（枝）。普查工作组还召开省、地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上山普查的同志参加的会议进行座谈，多数同志认为从树茬分清砍伐时是死树还是活树比较困难。其一，伐树时隔多年，整个树木已不存在，即是用科学仪器，也难得出确切结论；其二，柏树生命力强，木质坚硬耐腐，有的上边死了，下边还活着，有的一半死了，一半还活着。不好认定伐的哪些是死树，哪些是活树。经反复和伐木工人核对，他们一再表明经他们手伐的柏树除窝根倒伏柏树是活的外，其余全是枯树、死树。
黄帝庙里建国后有20棵古柏，除一棵倒伏在地1976年经批准清理，另一棵两根枝干1982年因风雪压折被锯掉外，其余树木均在。黄帝陵园（东西宽50米，南北长140米）内的古柏也生长良好，近几年来没有被砍伐的。经文管所砍伐的170棵（枝）柏树，分散在1800多亩山林的四面八方，对山林林相影响不大。
近几年来砍伐柏树的准确数字，因文管所账上没有原始记载，虽经县调查组的反复查对，省地工作组又多次进行复查，但县上的查对数（141棵（枝））省、地工作组的查对数（138棵（枝）），以及从账上开支的伐木（伐柏树76棵，杂木87棵），解板工资推算数，还是不一致，按账上卖出棺板43．54副、档头798副的材积计算，共需66．87立方木材。如按县上核对的74棵树茬、树枝以最大标准材积计算，仅产38．7立方米木材，尚差30多立方米。这个问题，经我们多次和文管所会计陈洪谋、所长高增安同志交谈，陈说以省、地工作组查的数字为准；高讲，他曾给《新观察》记者艾端午汇报，所里自伐170棵左右，这个数字比较准，因为汇报前他亲自上山数了141个新树茬，还有些沟沟洼洼没有跑到，肯定有漏掉的，加上大一点的枝干，170棵比较可靠，这也符合所做棺板和档头的材积。我们认为高增安同志谈的情况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省地工作组查山时，因杂草长得很高，也可能漏掉的不少。
另外，在查账过程中发现会计陈洪谋是个外行，账记得混乱，有些无原始凭证，付工资和伐木、解板数碰不到一起，特别有两笔账，把钱开支了，但找不出是谁领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移交县工作组继续查清。
三、清伐柏树的财产及其处理情况
清伐的树木，凡成材的均解成棺板和档板。从文管所财务和有关方面查出共解棺板43．54副，最后实际成材40副，档板798副。剩余的枝干和下脚料，一部分现存文管所内，大部分作柴火烧掉。1977年1月8日，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解成的棺板“交民政局给死亡干部用”（当时他们规定给县团级干部）。1977年2月，经县计委批准，对棺板定价为：8块的每副300元，10块的每副250元，12块的每副200元，档板每副12元。当时县民政局用民政事业费买去棺板35副（包括档板）。其余档板在文管所内公开出售，多为当地群众买去。历年来，民政局已为死去的老干部用去7副棺板（地委顾问王廷俊、专署民政局长薛绛、何仪死后各用一副，是县委徐金山、薛志勇同意的）。现存已做成的棺材7副，棺板140块，另外5副，高增安给其亲戚谢绍生（谢子长的侄子、老红军）买去一副。文管所工作人员郭民福退休时用等量松木换去一副，给文管所翻修庙内过庭时因工伤死亡的民工用去一副。经当时县委书记薛志勇（现任延安行署副专员）同志批准给地区文化局老干部买去两副。
以上处理棺板、档板共收入18240元。其支付情况是：支付伐树、解板工人工资7482．30元，购买花木、花盆计4482．98元。修理温室、地窖、保管室计3660．50元，平整庙院、修建花园等计1978．73元。
经反复查证，县级领导干部（包括原任、现任）未发现私人买过清伐的木料。文管所所长高增安同志和其他所内干部，除一人用等量松木换去一副棺板外，再无发现有人动用过，经济上尚未发现什么问题。
四、几个有关问题的说明
1．《人民日报》报道中称：“1982年3月，他们居然在全国植树节期间伐掉10株活柏树，其中包括黄帝庙院内的两株。这些活柏树胸径都在40厘米以上。”这个问题经调查，其实际情况是：1982年9月份，在黄帝庙西边的崖畔上，有一棵因暴雨冲袭而窝根倒伏的柏树，文管所将上面的5根枝干锯掉，这五根枝的平均直径为12厘米。同时期，黄帝陵东面山林湾有三棵小柏树被山洪冲掉和被山石砸断，文管所将这3棵树上的7个枝干清理回去，这些枝干的直径为6-8厘米。庙内的两棵，则是1982年3月文管所锯掉的被大雪压断的一棵柏树上的两个小枝干。一个直径19厘米，一个直径22厘米。
2．《新观察》1983年第十期刊登一张砍伐的柏树树茬照片，说一棵“胸径130公分的古柏被活活腰折”。实际是一棵柏树上有3个枝干，文管所将其中直径为39公分的枯死主干锯掉。
3．《人民日报》6月2日刊登一张砍伐柏树树茬的照片，说，一棵“胸径120厘米的活活被腰斩”，实际这个树茬的直径为28．5厘米，距离地面只有41公分。
4．《人民日报》报道“黄帝陵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黄陵县委视而不见，闻而不纠。群众的揭发信多次被转到县领导机关……县委也曾派工作组调查，但敷衍了事”的问题。1982年5月份，黄陵县纪委接到省文物局转来一封揭发文管所所长高增安同志以下5个问题：（1）乱伐黄帝陵古柏，并为其父做棺材；（2）大量栽花种草花费国家资金10余万元；（3）以出差为名，带上爱人旅游江南；（4）倒卖文物；（5）让所内临时工为自己家里做活。纪委转县委宣传部查处，经宣传部组织人力查证，反映问题基本否定。反映高给他和他父亲做了两副柏木棺材，经到家里查看，只有一副还是松木的，说高把文管所的珍贵鸟蛋化石拿去走私，经检查，鸟蛋化石至今仍在所里。除此以外，县上再无接到群众揭发信件。
五、我们的看法和意见
